苏州跨境电商营商环境优化研究：空间、政策与人才耦合分析

一、研究背景

在全球 B2C 跨境电商规模 2024 年突破 3.8 万亿美元、中国出口贡献度达31% 的格局下，长三角制造业重镇苏州依托柔性供应链与数字支付生态，实现跨境电商连续三年超 60% 的高速增长。然而，高增长背后暴露“产业强—载体弱—人才缺”的结构性张力：制造端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空间载体能级提升与人才集聚红利。相城高铁新城、科技城等新兴片区即便给出 30 元 / ㎡·天的优惠租金，也难以撬动成熟卖家迁入；园区湖西 CBD、姑苏火车站周边 60–110元 / ㎡·天的高价写字楼却“一房难求”。这一租金—入驻“价格悖论”提示：企业区位决策已从单维成本权衡转向空间隐性收益（信息外溢、社会资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综合比较。Storper & Scott（2016）提出的“空间—制度—行为”框架强调制度安排需嵌入空间梯度以修正区位优势 / 劣势，为解释苏州内部圈层差异提供了适配性工具：当政策工具未能精准对冲潜力圈的空间负外部性（如通勤摩擦），制度成本反而放大区位劣势，导致企业用脚投票。现有文献多聚焦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对二线城市内部空间异质性及其与政策激励的互动缺乏系统考察，且人才居住—就业空间耦合的微观数据亦显匮乏。基于此，本文围绕三项核心议题展开：首先，剖析苏州各类空间载体对跨境电商企业区位决策的具体作用机制；其次，评估现行政策工具在空间—成本维度上对企业和人才需求的回应程度；最后，探讨构建“空间—政策”动态耦合优化路径的策略方案。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本文构建“空间—政策”耦合度模型：以GIS 网络分析法生成30 分钟等时圈（基于早高峰机动车速度），采用核密度估计量化产业密度（每平方公里企业数量），通过熵权法赋予通勤时效（权重 0.6）与产业密度（权重 0.4）综合分值，划分“核心圈”（湖西 CBD、姑苏火车站）、“成长圈”（园区高教区、吴中城南）与“潜力圈”（相城高铁新城、科技城、越溪）三类异质载体；政策维度采用 NVivo 14 对中央—省—市三级 27 份文本进行扎根编码，以政策工具的空间指向性（条款中明确提及目标片区）与强度（财政支出规模）构建政策嵌入度指数（0–1），最终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检验空间梯度与政策嵌入的交互效应。数据来源方面，研究团队于2024 年9 月至2025 年3 月对18 家涵盖平台卖家、独立站及服务商的跨境电商企业、4 个产业园区及 2 个政府部门展开半结构式访谈，并同步回收 128 份有效电子问卷；二手资料包括苏州市商务局公开月报、园区管委会统计年鉴及前述 27 份政策文本。方法层面，综合使用 GIS网络分析测算 30 分钟通勤圈、多元 Logit 模型识别租金、通勤与产业密度对企业选址的边际效应，以及政策内容分析提炼工具类型与空间指向，确保研究的多维度与稳健性。

三、实证结果

Logit 模型边际效应显示，30 分钟通勤可达性每提高1 个单位（标准化后），企业入驻概率增加 9.4 个百分点（ p<0.01 ）；产业密度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入驻概率提升 6.7 个百分点（ p<0.05 ）。租金弹性系数为 -0.32（ p<0.05 ），但对年销售额 ⩾1 亿元的企业不显著（交互项系数 _=0.21 ， p>0.1 ），验证头部卖家对租金的弱敏感性。人才居住—就业耦合呈现刚性约束：问卷数据显示， 68% 的运营与投流青年将单程通勤严控在 30 分钟以内，一旦房租占税后收入比重突破30% ，通勤容忍阈值才被动抬升至 45 分钟。政策响应与现实需求存在错位：潜力圈虽然提供“先缴后返”的房租补贴，却令初创企业面临现金流挤压；相城、科技城虽规划高铁枢纽，但微循环公交密度不足 2 辆 /km² ，使“最后一公里”耗时高达15–18 分钟；园区每周举办的“跨境夜校”因通勤障碍导致潜力圈企业到场率不足 20% ，信息孤岛由此加剧。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归纳三方面关键结论并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其一，空间条件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呈差异化响应：通勤时效与产业集聚度对企业入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租金敏感性仅在年销售额低于 1 亿元的企业中显著。其二，人才流动层面，居住—就业空间匹配刚性特征显著，通勤时间与房租收入比构成双重阈值。其三，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潜力片区“先缴后返”补贴加剧初创企业现金流压力，公交覆盖率不足导致通勤摩擦与信息孤岛。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三维度优化路径：其一，构建“核心圈—潜力圈”空间联动机制，在湖西 CBD 等核心区设置弹性工位（按小时计费），并开通高频通勤巴士（高峰时段 10 分钟 / 班，直达潜力圈企业），以时间成本替代空间成本，破解人才30 分钟通勤刚性约束。其二，设计动态政策包：阶梯式房租补贴与出口绩效挂钩（首年免租需承诺年出口 ⩾500 万美元，次年补贴比例随出口额递增），避免初创企业现金流挤压；同时引入“跃迁奖励”的退出机制（若三年内未达出口门槛则追缴补贴），抑制套利行为。其三，升级人才服务体系，建设“跨境青年驿站”并提供职业培训，通过沪苏通勤卡等制度创新拓宽人才供给渠道。本研究结论不仅为破解苏州“产业强、载体弱、人才缺”的发展悖论提供理论支撑，也为同类外贸城市的空间治理与政策创新提供可复制的经验范式。

参考文献：

[1] Storper M, Scott A J. Current debates in urban theory: Acritical assessment[J]. Urban Studies, 2016, 53(6): 1114-1136.

[2]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20: Comparing BusinessRegulation in 190 Economies[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0.

[3] 苏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Z].2025-02-07.

[4]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苏州工业园区营商环境建设行动方案[Z].2024-11-28.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2024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数字时代跨境电商助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与创新研究”（2024SJYB1123）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