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汉末魏晋时期研究

摘要：《孙子兵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汉朝至南北朝时期是对《孙子兵法》研究的前期，这二百余年的时间中，《孙子兵法》研究得以茁壮成长起来，填补了许多研究方面上的空白。本文着重梳理了《孙子兵法》研究在汉末魏晋时期产生的诸多新现象，以及相较于前代研究的突破之处。

一、《孙子兵法》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研究

在曹操的《孙子略解》出现之前，《孙子兵法》早已广泛应用于中国的军事斗争当中了。而此时运用《孙子兵法》原典的军事家们则更为活跃的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同时，各路学者、军事家也为解决当世的现实问题而对《孙子兵法》智慧对于军事方面的应用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孙子最重“谋攻”之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即在战争开始之前必须通过谋略策划来议定战争而非打突然遭遇战。而汉末三国时代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经学世家子弟摇身一变加入不同军阀的幕府之中，成为策士幕僚，为“谋攻”提供各类建议，而这些人对于军事和《孙子兵法》都是有所研究的，在客观人才条件上也为《孙子兵法》的应用深化提供了条件。如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实际上是双方谋士们在各自庙堂之上的较量，但袁绍虽然谋士众多兵力强大，但谋士之间却各生嫌隙，袁绍本人又“好谋无断”，最终落败于曹操，这也正同孙子所言“乱军引胜”之事。

同时，当时对于《孙子兵法》的应用更为精妙的是有大量的军事家认识到《孙子兵法》诸篇之间紧密的联系，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不孤立的使用，而且还大量地根据实际情况去灵活运用兵法中的知识，创造了许多军事史上广为流传的案例。如赤壁之战中，周瑜为了对抗庞大的曹操军，使用了反间、火攻等策略，并且提前通过对地理优势的把握，逼迫曹军在赤壁与自己决战，从而使得后续计策得以展开。

总之，东汉末年的丰富军事斗争与儒家思想在思想界的削弱，使得兵家以及《孙子兵法》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更为魏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孙子兵法》魏晋时期研究

（一）《孙子兵法》在军事应用上的进一步深入

魏晋时代，中国的混乱局面曾得到短暂的缓解，甚至一度重新统一，但晋很快陷入新的混乱并使得统一再度瓦解，此时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则与汉末有着不同的局面。

三国鼎立之后，各国对于军事斗争仍未放松，但总体内部局势都趋于稳定，因此这种既斗争又稳定的局面使得对于《孙子兵法》的学术探讨有了深入发展，更多军事家得以认真研读并思考兵法。其中最值得称赞的便是诸葛亮和司马懿对于《孙子兵法》的使用与研究。

诸葛亮作为蜀国的丞相，一边治理内政的同时还整军备战，在平定南蛮的过程中还要为北伐做好准备，这样紧锣密鼓的军事安排在平均组织能力底下的古代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汉晋春秋》中多次以事例证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并且根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数次北伐中虽因马谡之败或粮尽等原因力屈撤退，但是精通备军反击之道，截杀了魏军追击的王双张郃等将领。古代军队在撤军时是极为脆弱的，反而能反过来多次截杀追兵并斩将，这说明诸葛亮深通兵法，不可以只因其北伐无果而认为其不知兵。

司马懿在军事乃至政治上对《孙子兵法》的运用则更为显眼，在魏文帝、明帝时代，司马懿无疑是魏国最为重要的军事人才之一。司马懿在曹丕时代，虽然总揽名誉，但曹丕总是不任命其为军事行动中的总指挥，而是“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屡屡任命司马懿担任后方防务，而到明帝之时则屡屡启用司马懿去发动军事行动。司马懿对于《孙子兵法》的重视与熟练可以在破敌与教子之上得以一窥。

司马懿在对于孟达、公孙渊和诸葛亮三个不同的对手上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战术。击破孟达时他采取轻兵急进的方式，迅速斩杀孟达，而对于公孙渊的反叛则徐徐图之，围师必阙，让公孙渊的军队自行崩溃，对于智略相当的诸葛亮他则不与力争，奉行孙子的慎战思维，不仅不在对诸葛亮有利的地形作战，甚至面对诸葛亮的挑衅也不为所动，最终成功防御住了诸葛亮的攻势，从而为后面魏蜀之间攻守易形奠定了基础。同时，司马懿对于后代的军事教育同样值得关注。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都在军事政治上颇有建树，而同时代以曹爽为代表的曹氏宗族子弟则匮乏军事教育，甚至在政治上也可以说是白痴，终为司马氏所诛。

魏晋时代，优秀的军事人才对于《孙子兵法》的理解相较于前代而言更为深入，并且灵活、系统地看待兵法中的智慧，能够结合具体条件多加利用，同时将兵法中的思维传承后代，用以应对当时复杂的斗争情况。

（二）《孙子兵法》在少数民族政权中的传播

在中原内战的过程中，人口大为削减，此时坐拥北方的曹操则针对汉朝一直以来的胡人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他将匈奴人迁入内地，划分五部匈奴并且通过扣留呼厨泉单于的方式夺去了单于的权力，分化了匈奴内部的向心力，伴随着这种政策实施的还有匈奴质子的汉化过程。

汉朝历史上让胡人质子汉化并任以高官的行为并不少见，甚至匈奴王子金日磾还担任了汉武帝的托孤之臣。于是曹操采取这种策略也就不奇怪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换取了匈奴诸部在边境地区的安稳局面，使其能够抽出兵力应对其他势力。到晋朝，司马炎承袭魏制，对于匈奴部众则严加看管并加大编户化力度，随着大量塞外的匈奴及匈奴仆从部落南下投降，大量安置之下将并州基本交给了匈奴人。为管理编户齐民下的匈奴人，晋朝统治者对于五部匈奴的高层及其后代的汉化教育也十分重视，在熟读各类儒家经典的同时，许多匈奴人也开始接触到《孙子兵法》的教育。

匈奴左部的刘渊就是一个例子。《晋书·刘元海载记》记载，“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而通过后面刘渊拒绝刘宣的“复呼韩邪之业”的旗号而打出“复汉”的旗号来进行起义试图推翻晋朝的统治可以看出，此时的匈奴人汉化程度已经大大加深了。而后续汉赵政权的主要人物刘聪、刘矅在晋书记载中也颇习兵法，能够“诵之”，可以看出此时对于《孙子兵法》的学习解读已超越了民族的限制，开始在少数民族之中传播了。

三、《孙子兵法》汉末至魏晋时期研究总结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对于春秋战国乃至后来的秦末楚汉战争的影响力不必言说，然而在汉朝建立之后，天下也并未能够承平，无论是与匈奴、西羌等少数民族的作战还是与诸侯王的平叛战争，乃至新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汉家天下似乎总是受到战争的困惑。各路史学家也注意到，值此时节《孙子兵法》的战术战略思想则广泛的为汉朝军事人员所采纳，然而此时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似乎只在于各读者自己的理解与解读，并未有权威性的注释版本流传于世。直到汉末，曹操亲自注释了《孙子兵法》，此时对于《孙子兵法》乃至孙子思想的解读迈入了新阶段，现代的研究者们也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不出现了诸多对于《孙子兵法》的注释版本，除曹操外还有王凌贾诩等人的注释版本。与此同时，诸葛亮等人对于《孙子兵法》的运用与理解更进一步，也得以在三国时期展现出来。随着北方的相对安定与少数民族的不断内迁与汉化，《孙子兵法》开始广泛地在少数民族政权中传播，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过程。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孙子兵法》的研究在汉末至魏晋时期传世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相较于战国秦汉时代的研究成果相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孙子兵法》的研究确实是在此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也成为了许多日后的《孙子兵法》研究方面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