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与乡村的共生逻辑

摘要：艺术与乡村的共生关系既是对传统农耕文明中审美基因的当代激活，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实践的重要命题。本文从生态、历史与人文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艺术与乡村共生的逻辑演进。就此发现，艺术与乡村的良性共生需突破“景观化改造”“符号化挪用”等误区，构建双向赋能的互动机制。既让艺术扎根乡村从而获得创作灵感，又让艺术激活乡村的文化主体性与内生动力。

关键词：艺术与乡村；共生；双向赋能

当乡村振兴从硬件改造转向文化赋能，艺术与乡村便超越了简单的装饰与被装饰的关系，成为关乎文明传承与在地创新的深层命题。从大地艺术家将自然肌理转化为创作语言，到当代艺术乡建中村民与艺术家的协同创作，艺术介入乡村的形态不断迭代，却始终面临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实现艺术与乡村的真正共生，而非单方面的改造或依附？当前实践中，部分项目过度追求视觉奇观破坏乡村生态，或严重脱离村民生活，对文化符号表层挪用却丧失在地性，这些问题暴露出对各方对“共生”本质的认知偏差。共生应是两者在生态、文化、社会层面的双向塑造与相互成就，而非艺术对乡村的单向赋能。

一、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艺术与乡村共生的生态基础

艺术与乡村的共生关系，首先建立在对自然的尊重之上。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场域，乡村的自然肌理与生态系统为艺术提供了原生素材，而艺术的介入也需以最小化干扰生态为前提，这种动态平衡构成了二者共生的生态基础。

大地艺术的实践为这一命题提供了经典范例。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的《螺旋形的防波堤》以自然材料为创作载体，用玄武岩和泥土在盐湖中构建的螺旋结构，既呼应了大地的地质肌理，又随湖水涨落呈现出动态变化，作品最终融入自然循环而非永久占据空间。正如其所言：“艺术应成为自然的对话者而非征服者”，这种创作理念打破了传统艺术对美术馆空间的依赖，将乡村的广袤土地转化为艺术与自然对话的场域。同样，克里斯托的包裹艺术虽采用非自然材料，却严格遵循“创作后完全复原”的原则，他对海湾、国会大厦的临时性包裹，通过短暂的视觉冲击引发人们对空间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作品拆除后无痕迹留存，印证了艺术对乡村生态“最小干预”的共生智慧。

在当代乡村振兴语境下，这种生态意识显得更为重要。当前部分艺术乡建项目存在“景观化改造”误区，如为追求视觉效果大规模移栽外来植物、硬化乡土路面，虽短期形成艺术化表象，却破坏了乡村原有的水循环与生物链。事实上，艺术与乡村的生态共生，不仅要求创作材料的自然性，更需尊重乡村的生态自我调节能力。正如大地艺术将作品寿命交由自然决定，乡村艺术也应接纳自然，在稻田艺术、湿地装置等创作中保留作物生长、季节更替的自然轨迹，使艺术成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对立存在。

二、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推进——艺术与乡村共生的历史脉络

艺术与乡村的共生关系并非静态存在，而是随社会语境变化呈现出螺旋式发展特征，其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始终回应着不同时代的乡村需求。

（一）第一阶段

抗日战争至文革结束时期，艺术与乡村的联结带有鲜明的政治叙事特征。随着艺术中心从城市转向乡村，版画、年画等大众艺术形式成为动员群众的工具，作品内容多聚焦土地改革、生产劳动等主题，如古元的《减租会》以写实手法再现乡村社会变革，艺术成为政策传播的视觉载体。这一阶段的艺术虽强化了乡村的集体认同，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个体表达，形成“主题先行”的创作范式。

（二）第二阶段

改革开放后，艺术对乡村的表达进入多元化探索期。乡土绘画突破了政治叙事框架，转向对乡村生活的个性化呈现。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融入西方现代主义技法，以迷茫的牧童与动物构成诗意画面；周春芽的《桃花始盛开》则以浓烈色彩解构传统田园图景，注入个人的情感体验。更具突破性的是罗中立的《父亲》，通过超写实手法放大农民面部的皱纹与老茧，将乡村形象从集体符号还原为具体的生命个体，这种转向标志着艺术对乡村的关注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体验”。

（三）第三阶段

21世纪以来，艺术与乡村的关系进入实践阶段，乡村成为艺术家与村民共同参与的动态现场。靳勒在甘肃石节子村创建的“石节子美术馆”，将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变为展览场域，村民既是艺术作品的参与者，也是艺术意义的阐释者，实现了博伊斯“人人都是艺术家”理念的在地化实践。相较于早期的“艺术下乡”，这一阶段的创新在于艺术不再是外部赋予乡村的美丽装饰，而是通过“在地创作—社区参与—文化再生”的闭环，激活乡村自身的文化生产力。四川美术学院的“羊磴艺术合作社”更具突破性，艺术家与村民合作创作竹编装置、农具雕塑，作品既保留乡土工艺的实用功能，又融入当代艺术的观念性，使艺术成为连接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的纽带。

三、人文关照的在地深化——艺术与乡村共生的核心要义

艺术与乡村的共生，最终需落足于人的联结，即艺术家与村民的平等对话、文化认同的双向建构。缺乏人文关照的艺术介入，往往会沦为精英视角的文化输出，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共生生态。

欧宁发起的“碧山计划”曾试图以知识分子主导的“文化复兴”改造乡村，却因忽视村民实际需求陷入困境。艺术家期待通过书局、手工艺馆重建乡村文化主体性，而村民更关注改善居住条件与经济收入，这种认知差异导致项目与社区产生隔阂。反观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的系列作品，以梯田为背景再现当地农民劳作，作品未采用复杂的艺术语言，却因精准捕捉村民的生存体验引发强烈共鸣。这种对比揭示出艺术与乡村的人文共生，不在于将“高端艺术”引入乡村，而在于艺术家能否放下预设视角，从村民的生活经验中寻找创作的情感支点。

在当代实践中，人文关照的深化要进一步构建“参与式创作”机制。贵州洪江村的“蓝染共创计划”中，艺术家没有直接设计产品，而是通过工作坊引导村民将家族故事转化为蜡染纹样，老年妇女的故事、青年村民的经历都成为创作素材，最终形成的不仅是文创产品，更是村民的自我表达。这种模式打破艺术家创作、村民接受的单向关系，使艺术成为乡村内部经验的外化载体。另外，利益共享机制同样关键。浙江松阳的“云上平田”项目将民宿收益的30%用于村民文化基金，支持村民自主策划节庆活动，这种经济联结保障了艺术介入不沦为短期的文化表演，而成为可持续的社区发展动力。

四、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艺术与乡村的共生关系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种共生不再局限于艺术本体的创新，更承载着更深层次的使命。从生态维度看，艺术需成为乡村生态保护的“视觉倡导者”。从文化维度而言，艺术应避免对乡村符号的表层挪用。从社会维度出发，艺术介入需构建“城乡互哺”的关系。这种共生本质就是一场双向赋能的过程，没有绝对的主导者，只有持续的对话者，而这种对话的终极目标，是让乡村在艺术滋养中保持自身肌理，让艺术在乡村土壤中获得不竭灵感。

参考文献

[1]靳今，胡建强，田卫戈.艺术在乡土和雨水中生长——石节子村的一场艺术乡建[J].雕塑，2021，（04）：50-53.

[2]陈惠贞，陈淑娟.新时代背景下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及实施路径[J].上海包装，2024，（12）：159-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