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数字化转型 提升企业 ESG 发展绩效

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化的背景下，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绩效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尺。本文基于2014-202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对ESG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理论创新角度看，本文整合资源基础观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技术赋能 - 治理优化 - 价值共创”的传导框架，揭示数字化影响ESG 的内在机理；第二，从研究设计角度看，本文不仅检验主效应，还引入产权性质、区域制度环境、研发强度三类调节变量，揭示数字化与 ESG 关系的复杂情境依赖特征；第三，从实践价值角度看，本文为政府部门制定差异化数字化转型政策、为企业构建 ESG 驱动战略提供实证依据，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与共同富裕推进。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数字化水平对ESG 绩效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数字技术与企业运营全流程的深度融合过程，其核心特征体现为数据要素的价值重构与智能驱动。根据动态能力理论，数字化通过增强企业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响应和适应能力，为 ESG 实践提供全新范式，企业数字化对 ESG 绩效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实现：

1、环境治理优化路径

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环境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减少环境违法事件的发生。数字化技术使得企业能够实时监测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指标。数字化也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支持。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模式的融合为绿色创新提供了知识和资源基础。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可以深入了解市场对绿色产品和技术的需求，精准定位研发方向。同时，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的合作，加速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2、社会责任履行路径

企业数字化使得投资者能够更便捷地获取企业信息，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和互动。通过在线投资者关系平台、社交媒体等数字化渠道，企业可以及时向投资者披露ESG 相关信息，解答投资者的疑问，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投资者也能够更积极地参与企业治理，提出关于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的建议和意见。此外，数字化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从而提升企业在社会维度的ESG 绩效。

3、公司治理升级路径

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尤其是 ESG 信息的披露。数字技术使得企业能够更高效地收集、整理和分析 ESG 相关数据，并以更直观、易懂的方式向利益相关者披露。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有助于增强企业的透明度，提升企业在治理维度的ESG 绩效。企业数字化也有助于优化内部管理流程，降低代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率。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能够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和传递，减少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强对管理层行为的监督和约束。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主效应假设：

H1 ：企业数字化水平对ESG 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数字化程度越高，ESG 综合评分及环境、社会、治理各维度表现越好。

（二）企业数字化水平对ESG 绩效影响的异质性

1、企业产权性质差异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数字化水平对ESG 绩效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国有企业由于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且在资源获取、政策支持等方面具有优势，数字化转型对其ESG 绩效的提升作用可能更为显著。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利用政策引导，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的投入，从而更有效地提升ESG 绩效。而非国有企业可能更注重短期经济效益，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ESG绩效的提升可能相对滞后 。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考虑企业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国有企业中，数字化水平对ESG 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

2、企业创新导向差异

创新导向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将数字化技术与创新战略相结合，通过绿色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途径，更显著地提升ESG 绩效。这类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更为积极主动，能够快速将数字化带来的优势转化为ESG 绩效的提升。相比之下，非创新导向型企业可能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难以充分发挥数字化对 ESG 绩效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研发强度正向调节数字化与ESG 的关系，即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大，数字化对ESG 的促进效果越显著。

3、地区制度质量差异

位于制度质量高的地区的企业，数字化水平对ESG 绩效的提升作用可能更明显。高质量的制度环境，如完善的法律法规、有效的监管机制、良好的市场秩序等，能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ESG 实践提供更好的外部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更有动力和压力进行数字化转型并提升ESG 绩效，同时也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而在制度质量较低的地区，企业可能面临更多的制度性障碍，影响数字化对ESG绩效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 ：区域制度环境差异会调节数字化水平与ESG 绩效的关系，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数字化水平对ESG 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检验前述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ESG_it=α+β₁Digi_it+β₂Digi_it×Mod_it+γControls_it+μ_i+λ_t+ε_it

其中，ESGit 表示 i 企业在 t 年的 ESG 综合评分；Digiit 为 i 企业 t 年的数字化水平；Modit 为调节变量（产权性质 State、区域制度环境Market、研发强度 RD）；Controlsit 为控制变量集合；μ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λ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考虑到 ESG 实践的持续性特征和内生性问题，模型进一步引入以下处理：①核心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采用滞后一期处理；②对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纳入行业- 年度交互固定效应；③针对样本选择偏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构造对照组。

（二）变量定义与测度

被解释变量：ESG 绩效。本文采用华证ESG 评级数据，将其转化为九级量化分值（C=1，CC=2，...，AAA=9）。为深入分析，同时考察环境分项（E，含碳排放、能源使用等指标）、社会分项（S，含员工福利、社区关系等指标）和治理分项（G，含董事会独立性、信息披露等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水平（Digi）。借鉴吴非等的方法，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构建数字化关键词词频指标：①提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核心词汇；②统计词汇出现频次并加1 取自然对数；③剔除通用信息技术词汇（如“计算机”、“软件”）以避免高估。

调节变量：①产权性质（State）：虚拟变量，国有控股企业取1，否则为0 ；②区域制度环境（Market）：采用省级市场化指数，重点关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与“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环境”两个子维度；③研发强度（RD）：研发支出占总营业收入比例。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选取可能影响 ESG 表现的企业特征变量：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成长性（Growth）、上市年限（Age）、股权集中度（Top1）等。同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主要变量定义与测度方法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与测度方法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样本覆盖 2014-2024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华证 ESG 评级数据库、国泰安（CSMAR）数据、同花顺 iFIND、以及上市公司年报文本等。样本筛选遵循以下标准：①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②剔除ST 或*ST 公司；③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观测值；④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 18，768 个企业年度观测值，涵盖制造业（62.3%）、服务业（18.1%）、能源业（8.2%）及其他行业（11.4%）。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2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ESG 均值为 5.49（介于 BBB 与 A 之间），标准差 1.38，表明 A 股公司 ESG 表现呈中等水平且差异显著。数字化水平（Digi）的均值为 1.254，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6.230，揭示不同企业在数字化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调节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31.3%，研发强度均值为 2.87%，区域市场化指数标准差达 0.58，折射出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

相关性分析显示：①数字化水平（Digi）与 ESG 综合评分显著正相关（r=0.210，p<0.01），初步支持 H1 ；②产权性质（State）与 ESG正相关（r=0.191），符合国有企业在 ESG 领域的制度优势预期；③研发强度（RD）与数字化水平相关系数达 0.256，表明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更易推进数字化转型。所有变量VIF 均值1.94（最大 VIF<3），排除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N=18，768）

（二）回归结果分析表 3 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列（1）显示，数字化水平（Digi）系数为 0.203（t=6.98），在 1% 水平显著，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每提升1 单位，ESG 综合评分平均提高0.203 分，H1 得到验证。

表3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从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来看，列（2）引入 Digi×State 交互项，系数为 0.112（t=3.35），显著为正，支持 H2。从区域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来看，列（3）显示 Digi×Market 系数 0.069（t=2.46），在 5% 水平显著，验证 H3。从研发强度的调节作用来看，列（4）中 Digi×RD系数 0.303（t=1.98），在 5% 水平显著，支持 H4。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可靠，本文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处理：①工具变量法：选取同行业、同省份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2SLS 回归中Digi 系数仍显著为正（β=0.163，t=4.37）；②双重差分法（DID）：以“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为准自然实验，发现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ESG 评分提升10.3%（p<0.01）。变量重测度：①用彭博ESG评分替代华证评级：②采用企业云技术投入占比替代文本指标。结果保持稳健。

3、样本调整：①剔除北上广深企业；②仅保留制造业样本。核心结论未改变。

4、动态效应检验：引入数字化水平滞后项发现，数字化对 ESG 的促进效应在滞后 2 期达到峰值（β=0.236），表明价值转化存在合理时滞。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从政府层面来说，一是要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数字技术在各行业的普及应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条件，提升企业整体数字化水平。二是完善区域制度环境，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与监管力度，制定鼓励企业履行ESG 责任的政策，引导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注重提升 ESG 绩效。三是设立专项研发补贴，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促进数字化技术与企业业务深度融合，以更好地实现ESG 目标。

从企业层面来说，主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重视数字化转型战略，加大数字化技术应用与创新投入，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企业生产运营流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影响，提升社会责任履行能力，进而改善 ESG 绩效。二是国有企业应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将数字化转型与 ESG 战略紧密结合，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民营企业也应转变观念，提高对 ESG 绩效的重视程度，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三是加强研发团队建设，培养数字化与 ESG 领域复合型人才，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 ESG 绩效提供人才支持 。

参考文献：

[1] 王英焕， 郭永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ESG 表现— —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J]. 财经研究 ，2023，49（09）：4-18+32.

[2] 刘淑春， 李庆满， 孙晓宇.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ESG 责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24）：83-

[3] 史庆瑞 ， 麦勇 . 数字化注意力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4，41（24）：1-12.

[4] 傅颖， 徐琪， 林嵩. 在位企业流程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组织惰性的调节作用[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21，33（01）：78-89.

[5] 靳毓， 温伟， 何宜庆.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J]. 财贸研究 ，2022，33（07）：69-83.

[6] 张露 ， 李梦雅 .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 ESG 绩效——来自中国的证据 [J].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报 ，2025，33（01）：1-8.

作者简介：饶磊，1980 年6 月2 日，男，汉，安徽淮南，硕士研究生，经济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金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