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振兴协同路径研究
周松林 刘翔 谢疆
湖南城市学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省益阳市 413000;湖南城市学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省益阳市 413000
引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是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为有效推动上述“五大振兴”落地见效,亟须重构以党建为核心枢纽的协同治理机制,实现党组织对多元要素、系统资源与治理路径的高效统领与集成。本文即以此为切入,探讨“党建引领 + 多元协同”在乡村振兴中的现实逻辑与路径构型。
一、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与主要困境
(一)政策驱动下的制度优势
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依赖于制度稳定性与组织体系的协同性。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出台多项文件确立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统摄地位,明确党组织应在规划、组织与监督中承担核心职责。制度优势的关键在于层级分明的责任传导链与规范化执行机制,使基层党组织在公共事务中不再是配角,而成为整合资源、牵引发展的制度支点。
(二)党建作用的现实表现
各地在制度牵引下探索“党建 +”模式,形成多个示范案例,展现出党建工作外延拓展与功能整合的趋势。然而,这些亮点多集中于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普遍性经验仍显薄弱。事务性党建广泛存在,形式主义隐性化,导致党组织功能碎片化,其在乡村振兴全链条中的嵌入深度和作用强度仍需提升,反映出机制整合滞后的现实张力。
(三)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组织力与治理力的不匹配,是当前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遭遇瓶颈的本质体现。党组织在多数场景中被简化为任务执行者,其主导权与议程设置能力被系统性压缩。同时,基层协同资源缺乏统筹平台,形成“各自为政”的孤岛格局。政策实施上,条块分割与层层加码叠加,导致执行负担过重、效能递减,协同理念难以穿透制度与认知的多重障碍。
二、协同视角下党建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系重构
(一)协同逻辑的三维结构
在系统治理框架下,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可从主体、资源、路径三个维度构建协同结构。主体协同指向多元参与格局的建构,涵盖村“两委”、驻村干部、返乡人才、社会组织与村民代表等多元力量,在党组织主导下形成职责明确、功能互补的组织网络。资源协同要求将财政资金、项目资本、土地使用权、信息技术等要素进行统筹配置,打破资源归属的界限,实现以党建为轴心的要素重构。路径协同则重在融合不同发展目标,将组织建设与产业升级、社会治理、文化振兴等实现多轨并进,形成内在一致的运行逻辑。三维协同不仅打破了传统乡村治理中“政绩导向 + 单向执行”的模式,也为党建价值向发展效益的转化提供了结构基础。
(二)党建统领的机制再梳理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同推进,必须对党建统领机制进行结构性重构。组织体系方面,应强化“纵向贯通—横向联动—末端落实”的运行逻辑,推动村党组织由“被动响应”向“主动统筹”转变,在政策筛选、资源分配、过程监督中掌握主导权。能力嵌入方面,需通过“党建 + 平台”模式,将基层党建与农业合作社、乡村服务中心、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深度融合,赋予党组织治理、管理与服务的复合功能。制度保障方面,应构建“制度 - 规则 - 执行”三位一体的闭环治理体系,避免因制度碎片化导致协同链条断裂。党建统领不仅是一种政治逻辑的体现,更是一种系统治理的战略选择,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路径实现协同结构的稳定化。
三、构建“党建引领 + 多元协同”机制的路径设计
(一)强化“组织力”的纵向联动机制
乡村振兴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在治理逻辑上实现层级协同、职责清晰的组织体系。要真正发挥党建的统领作用,必须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思维,将党组织体系重构为贯通县、镇、村三级的纵向动员链条。在此结构中,县级党委不仅承担宏观战略部署的功能,还应具备资源协调与制度输出能力;镇级党组织则作为桥梁节点,强化对村级工作的组织覆盖与事务统筹。区域化“党建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缓解小规模村落“人少事多、事杂力弱”的结构性矛盾,推动治理资源跨村联配、项目事务共同推进。同时,“第一书记 + 党建指导员”的双轨驱动机制,可以有效增强党务工作的专业性与执行力,在激发末端活力的同时提升体系响应速率。
(二)提升“聚合力”的横向协同机制
在治理单元碎片化、主体功能多元化的当下,单一组织的能力边界已无法支撑乡村系统的高效运行。必须依托党组织的整合作用,推动各类资源与主体在横向维度上形成互嵌式协同关系。具体而言,应将“党建 +”模式从口号引导向机制建构转化,推动其与产业链延伸、生态修复、公共服务体系等有机结合,实现领域之间的无缝连接。实践中,可借助“村企共建”“校地合作”“公益组织驻地”等多元机制,构建功能性合作平台,使党组织成为资源流动与信息交汇的中心枢纽。更为关键的是,需建立议事、协商、共担、共评的一体化机制,在组织程序上保障不同参与方的制度性嵌入,避免协同沦为装饰性标签。只有当横向力量之间的互动由“临时合作”走向“制度合谋”,党建引领的战略地位才具备真正的系统支撑。
(三)健全“执行力”的绩效激励机制
构建科学、动态、可持续的绩效激励体系,是推动协同机制良性运行的关键环节。针对当前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干与不干一个样”“协作无激励”问题,需搭建涵盖党建实绩与协同成效的综合评价维度,将村干部、项目带头人、合作组织等纳入统一绩效体系。激励设计应避免单纯数字导向,转而强调过程参与的质量与协同推进的广度,促使各方在实践中形成稳定的共识网络。同时,可探索建立“反哺机制”,将项目收益按比例转化为组织经费、村务补贴或干部奖励,实现党建与发展之间的资源循环与责任绑定。为增强任务匹配的主动性,还可引入“揭榜挂帅”“责任认领”机制,推动任务分配向竞争性配置转变,在内部激活末端执行活力,于外部重塑协同治理的动力结构。
四、结语
党建引领的价值不应止步于制度叙事,而应体现在具体机制与执行效能的持续转化中。本文构建的“组织力—聚合力—执行力”三位一体路径,为破解基层治理孤岛化与动力失衡提供了结构性解法。协同不仅是多元共治的外在要求,更是党建引领内在逻辑的延伸表达。面向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党组织在数字乡村建设、区域联动治理及政策适配等方面的主动嵌入方式,推动其从“统筹者”走向“集成者”,真正实现乡村振兴从资源驱动向组织赋能的根本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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