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及实践路径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其中，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是关键任务。基层作为连接国家与人民的“神经末梢”，承载着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使命，也是国家治理体系深入社会的关键环节。在此过程中，群众文化作为连接社会情感与治理逻辑的柔性力量，正逐步融入基层治理，展现出从文化活动向治理机制转化的可能性。

一、群众文化融入基层治理的现实背景

在基层社会结构变化与治理体系改革的背景下，群众文化逐渐从边缘性娱乐活动，转变为具有治理功能的资源。这种转变不是行政命令强制推动的，而是源于社区内部重建人际关系的实际需求。随着传统“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半陌生群体”，传统治理方式在情感链接与信任构建上的不足日益凸显，而群众文化恰好提供了一种非权威、非强制的合作平台。它以温和的方式重构公共空间中的行为边界和社会认同感，既唤醒了居民的参与意识，又重新激活了社会问题的发现机制。例如：江西抚州的“文化夜话”、河北滦州的“村史馆议事”等实践表明，群众文化正在从单纯的文化展示，转向实际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隐形支撑。

二、群众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一）增强情感联结与社会认同

在治理结构不断“去单位化”的背景下，群众文化凭借其非官方属性，成为填补社会情感缺失的重要方式。文化活动的组织过程，组织广场舞、村歌赛、邻里戏剧等文化活动，不仅能聚集居民，更能让大家重新认同自己的社区身份。这些日常文化活动看似普通，却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治理并非智能通过政策文件推行，文化活动就是治理在社会层的柔性体现。当国家政策需要在基层落地时，群众文化恰恰提供了情感切入点，使治理更有人情味。

（二）搭建公共问题协商平台

群众文化具有开放性和自组织的特征，使其成为讨论社区问题的天然场所。像物业管理、邻里纠纷、环境卫生等问题，常常在文化活动中被居民率先提出和讨论。在乡镇和老旧小区，文化活动场所替代了缺位的公共论坛，成为意见收集与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这类协商并非正式谈判，而是在歌舞、展演中自然展开的交流，更像是一种“生活化的治理对话”。由此，文化活动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成为协同治理的一部分。

（三）建立矛盾调解的柔性机制

在刚性制度难以覆盖的领域，群众文化能以非对抗、低成本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许多基层矛盾并非源自于制度空白，而是缺乏沟通渠道和情绪疏导的途径。文化活动通过集体性参与和艺术表达，能帮助居民释放压力、重启对话。例如，某些地区通过“戏台议事”“村史评理”的方式，将现实问题融入文艺表演，通过角色代入和情感共鸣缓解矛盾。相比司法裁断，这种文化调节方式更容易被接受，效果也更持久，体现出“温和治理”的优势。

（四）整合治理资源的组织载体

群众文化组织虽不具备正式治理权力，却在实践中发挥着准治理作用。文艺协会、村民剧团、广场舞队伍等，在突发事件中常常承担动员、引导、服务等职能，成为基层政府的有力补充。这些组织熟悉当地人情结构，具备快速响应与情绪掌控的优势，是“快政慢民”之间的桥梁。当文化活动与网格治理、积分管理等制度化相结合后，其治理功能就从偶然变为常态。在此意义上，文化组织已成为基层治理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群众文化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

（一）明确文化阵地的治理功能

群众文化难以融入治理实践，往往是因为其场所功能定位模糊。需以制度设计为前提，赋予文化礼堂、社区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场所治理功能，使其不仅是活动场地，更是意识平台。，例如，将文化场所改造为集展示、协商、决策、反馈于一体的复合空间，设立固定时间段的“社区共议日”或“民声夜话”，让居民参与到文化活动策划和社区事务讨论中，使文化场所成为自然孵化治理议题的平台，而非单纯的政策宣传场地。

（二）构建文化组织的治理参与机制

群众文化组织需要从“自娱自乐型”转向“功能型治理参与者”。应在组织结构中建立双重机制，文艺团队既保留文化表达功能，又担任“公共事务触点”角色。例如，设立文化议题预审小组，由文化组织成员协助筛选、归纳群众关注焦点，并与网格化管理对接，提前发现问题、情绪疏导。将相关人员可纳入基层治理人才库，设岗定责并予以考核，打破文化组织与行政体系之间的壁垒。

（三）推动群众文化的数据化应用

要实现群众文化对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需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将文化活动由经验管理引向数据管理。建议在已有数字化治理平台中增加文化治理模块， 实现三类信息自动流转：一是群众参与轨迹（分析关注热点）；二是活动反馈数据（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三是重大活动节点（提前预警舆情）。通过技术手段分析数据，为基层治理提供决策支持，让数据不仅能展示情况，还能预测趋势。

（四）完善文化参与治理的激励政策

制度保障是推动群众文化参与治理的动力。建议建立专项指标考核，将群众文化活动在矛盾化解、协商议事、公共动员成效等方面量化，纳入文明城市、平安社区等考核体系，并作为对基层干部和组织资源配置的依据。同时，推行文化参与积分制度，鼓励居民通过文化活动参与治理，形成“参与可记录，贡献可兑换”的激励机制。财政应给予文化组织稳定补贴，使其从依赖资源转向承担治理责任。

四、结语

群众文化正在从单纯的娱乐活动，悄悄转变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这种转变不是依靠行政命令，而是源于文化活动与社区治理需求的自然契合。本文梳理了群众文化在情感连接、协商议事、矛盾调解和资源整合方面的功能，并从场所定位、组织转型、数据应用和政策激励四个方面提出实践路径。未来的基层治理需要突破单一的刚性模式，以柔性的文化力量构建“软治理”格局，实现治理方式的社会化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群众文化将不再是治理的“配角”，而是凝聚共识、推动行动的关键力量。

参考文献：

[1] 汪波 . 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N]. 云南法制报 ,2022-06-21(1).

[2] 孙焱 . 缙云婺剧传承与基层社会治理 [J]. 中国音乐 ,2024(4):23-33.

[3] 周小红 .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路径 [J]. 新传奇 ,2025(6):116-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