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在常州的文化性格

一、广结善缘的爱贤之心

苏轼在常州展现的“爱贤之心”，既体现在对友人的深厚情谊，也反映在对后辈的提携与对常州士人文化的推崇。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 年）四月，苏轼考中进士。在琼林宴上，苏轼结识了宜兴的蒋之奇、单锡等人。他被宜兴同僚口中的秀丽风光、富饶土地所吸引，又因江南多才子，苏轼便与友人定下“鸡黍之约”[1]，为日后与常州的深厚情缘埋下了伏笔。1074 年，因好友钱世雄的父亲钱君倚逝世，苏轼便回到常州，为其写下《钱君倚哀词》，“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这首带有楚辞风格的作品，一方面展现苏轼对钱世雄政治遭遇的哀叹，另一方面也表露了对常州的心仪 [2]。后苏轼北归，行至奔牛埭，将《易传》、《书传》、《论语说》手稿托付给钱世雄。卧床期间，钱世雄每天都会在病榻前陪苏轼聊天，听他慨然追论往事，时而拿出曾经的诗文来观。七月，苏轼写下他的绝世诗《答径山琳长老》应维琳之偈，常州苏东坡纪念馆内现留有苏轼、钱世雄、维琳长老雕像。

在常期间，他多次与友人雅集唱和、讲学授徒，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常与当地学子论学，并推荐有才之士入仕。他曾在《与钱济明书》中提到常州士人“单锡、胡仁修辈，皆佳士也”，并鼓励他们精进学问。除此之外，苏轼晚年寓居常州期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曾专程探望，二人诗文唱和频繁。

苏轼在这片土地上所结识的才子豪杰、所见的绵长文脉，令他无法忘却，他的创作对之后的阳羡词派、常州词派，都有着重要影响。常州词派的“微言大义”“正声”“雅正”为词学理论注入了活力 ， 为东坡词的传播与留存拓宽了道路 ， 这与苏轼对后辈的鼓励与赏识息息相关。各文学流派在丰富了东坡词接受史的同时， 也为东坡词在晚清接受高潮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

二、鉴赏山水的独特情致

常州的自然山水对苏轼文化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轼对常州山水表达的赞美，最直接的证据便是选择终老于此。这份赞美与热爱起于对江南的初印象，古运河与太湖连结，水网纵横的地貌流动着生命力。当他想到买田阳羡、归老荆溪时，个人的归隐理想依附在了常州大地上，与常州人文色彩相结合，构成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理想；当他在《菩萨蛮》中写下“此心安处是吾乡”时，便与常州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常州已是他颠沛一生后肉体与心灵的最佳归宿。

水道纵横、山峦秀美的自然环境使常州文化中兼具了水的柔韧与山的沉静，这种特质恰好与苏轼历经磨难后追求超然豁达的心态相契合，平复了苏轼的政治失意和心灵创伤，为他提供了精神慰藉和创作灵感。他在《常州太平寺观牡丹》中写道：“自笑眼花红绿眩，还将白首对鞓红”。这种人与自然的情感共鸣，强化了苏轼文化性格中超然物外的特质。

常州的山水在苏轼眼中有隐喻，在诗词中有丰富的意象与哲理。从“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中象征着心灵安顿之所的水路，到《楚颂帖》中“种橘三百本”中象征着高洁人格的橘树，常州的景致十分符合苏轼的审美趣味。苏轼笔下的常州带有归属性和理想性，这里不是一个普通的驿站，而是一个可以供人久栖的居所。

苏轼对常州的地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影响了常州后来的文人、文风以及文学流派。常州人也产生了深厚的“仰苏”情结，修缮舣舟亭、东坡书院、藤花旧馆、东坡公园等众多设施，以示怀念之情，让后人也被这一份情缘触动。

三、一心为公的高尚情操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熙宁六年 （1073） 他主动上书至润州赈灾 [4] 请求减免常州赋税、开仓赈灾。赈灾途中，除夕时不愿扰民，野宿常州城外，“赈灾江南，夜泊郊外”的高尚情操得以被歌颂。泊舟处大约位置为今日舣舟亭附近，东坡公园内留有《除夕夜宿常州城外》两首。时隔二十余年，苏轼还写下《书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一文，回忆自己当年除夕泊舟常州城外的经历及所写诗作。

在常赈灾的这几年，苏轼的身份完成了从客到主的转变，夜宿城外的经历在多年后也成了与常州的美好回忆。常州的众多好友与淳朴的民风，共同构成了苏轼口中的“君子之邦”，成为苏轼心中的牵挂。之后，苏轼常在常州市区内流转，了解民情、上书处理水患，所行皆受百姓拥戴。元丰六年（1083 年），苏轼上书《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关注常州及周边地区的水利问题。他注意到“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特地拜访宜兴进士单锷，了解其历经三十多年考察写成的《吴中水利书》，并积极向朝廷推荐。苏轼虽非地方主官，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为民请命，这种对民生问题的切实关心，超越了个人遭遇的困顿，展现了苏轼文化性格中深厚的人文关怀，表现出一心为公的高尚情操。

当 1101 年苏轼与家人乘着小船，经运河驶入常州境内时，千万人沿着运河两岸围随而行。《闻见后录》有言：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常州百姓对苏轼的拥戴不言而喻。明代常州学者唐顺之更直言“东坡风节，吾乡之楷模也”，可见苏轼对常州民间风气的深远影响。

四、皈依佛法的豁达心胸

苏轼屡遭贬谪，仕途坎坷，他迫切需要寻求一大精神支柱，首屈一指的便是佛家思想。在黄州时期，苏轼就开始深入研究佛理，以禅宗思想来对抗现实的不如意。这种思想准备，使得他后来在常州与佛教的接触不再流于表面，而是深层次的精神共鸣。

他多次寓居常州报恩寺，将其作为静修和会友的场所，与寺中长老交流佛法。参寥子（道潜）是杭州僧，但他常伴随苏轼，并一同在常州活动，是苏轼精神世界的重要陪伴者。元丰八年 （1085），苏轼在常州城内停留数日，创作了《与孟震同游常州僧舍》《常州太平寺法华院薝蔔亭醉题》等佳作。报恩寺今改名为“清凉寺”，已移址至劳动西路与和平中路口重建，寺壁上仍留有诸多题诗。

苏轼频繁造访寺院，与僧人交往甚密，他对于佛教的修行及其哲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领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浸染下，苏轼的文学作品在思想上显得更为开阔与深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此外，苏轼的诗词创作深受佛教返璞归真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使他崇尚一种宁静、淡雅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多次前往阳羡置办田产、渴望过上田园的乞居生活，这无疑也塑造了他的创作风格。苏轼与佛教的联系，是一种在命运低谷中寻求精神慰藉、最终实现灵魂安顿的深度融合。

苏轼在常州的文化性格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当代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同样面临着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难题。而以上四种特质相互交织，构成了苏轼的精神风貌，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生活智慧和人格典范。

参考文献：

[1] 彭玉平 . 终老常州 [J]. 名作欣赏 ，2024，（25）：115-120.

[2] 顾 照 敏 . 苏 轼 常 州 文 研 究 [D]. 广 州 大 学 ，2024.DOI：10.27040/d.cnki.ggzdu.2024.000451.

[3] 高恒昱卓 . 论常州词派对东坡词的接受 [D]. 中国矿业大学 ，2022.DOI：10.27623/d.cnki.gzkyu.2022.002646.

[4] 李 常 生 . 蘇 軾 行 蹤 考 [D]. 南 京 师 范 大 学 ，2017.DOI：10.27245/d.cnki.gnjsu.2017.00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