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论析

引言：

在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历史学家费孝通的“自在”与“自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自在”与“自觉”两个阶段。他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经过几千年历史发展而自然形成的[1]。这一阶段的中华民族，虽然在文化、语言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但这种存在是无意识的、自然的，尚未形成明确的民族归属感和自觉意识。然而，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进入“自觉”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华民族成员开始有意识地认识到自身属于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并且这种意识是主动的、有目的的。他们对民族共同体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从而推动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凝聚。

进一步而言，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还呈现出“自为”的特征。所谓“自为”，是指将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这一阶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停留在思想层面，更通过实际行动推动了民族的团结与抗争。

总体而言，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其关键性因素在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外部压力成为刺激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动力。从主体层面来看，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经历了从少数先觉者、精英阶层到社会大众，再到全民族觉醒的过程。从形态特征来看，这一过程经历了觉醒、凝聚、发展和升华的阶段。具体而言，觉醒阶段是民族意识的萌芽，凝聚阶段是民族意识的初步形成，发展阶段是民族意识的深化，升华阶段则是民族意识在实际行动中的体现。

一、个体觉醒：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关上了审视外部世界的门窗形成了从统治者到各士大夫阶层牢不可破“夷夏”观，就连稍有世界眼光的林则徐都坚信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茶叶、大黄等过度依赖，不会因此发动战争。而首先迈出第一步的也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林则徐为了推动禁烟运动的发展和防止英军来犯，开始主动收集西方的情报，并编撰成了《四洲志》，这记录了中国了解西方的最初形态，而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身为抗英主帅的林则徐在目睹了西方坚船的迅速，利炮的声势，终身不能去怀，林则徐开始察觉到了西方在技术领域的先进性，而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进一步编撰而成的《海国图志》，以前所未有的客观目光审视着当时的中国与世界，他清晰的指出了中国面临的危机“夷烟蔓宇内 ， 货币漏海外，此前代之所无也”，他察觉到了世界发展将进入到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 ！”魏源隐约察觉到了地处东南的中国已不再是中心，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世界正在逐步成为难以分割的整体。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长大，对中华文化充满自豪的魏源直面中国的落后与西方的强势，开始反思“天朝大国”的迷梦。他看到了坚船利炮的力量，也隐约看到了近代化国家在制度上的长处，所以，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断。至此，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在思想上开始动摇，一种新的民族观念正处于酝酿之中。

但是这一阶段的觉醒还只是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少数先觉者的觉醒，他们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所以，他们初步萌发的危机意识还不能被理解和支持。同时，这时期的民族觉醒还只是思想层面，还未进一步转化为政治救亡的实践。

二、精英阶层的觉醒： 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

19 世纪末，世界历史进入了群雄逐鹿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系列民族创痛事件的接续发生，成为中华民族走出被动状态、实现初步的群体觉醒的导火线。甲午战争竟败给东邻日本，这一奇耻大辱犹如一场强烈地震，刺激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康有为认为“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推动下，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介入国家政治，维新运动成为挽救民族危亡，唤醒民族觉醒的爱国运动。维新派成为走向民族觉醒“自觉”的先锋，他们率先创立“中华民族”这个标志性概念，并迅速把“中华民族”内涵从汉族论上升到整体论，认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2]

与维新派同一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他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并不断调整“排满”的种族革命方略。此时，先进中国人初步摆脱了传统民族观念的狭隘性，吸收了西方近代“民族概念和国家思想”，并将建立民族国家为革命的最终目标，形成了近代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孙中山创立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结束了传统帝制的国家形态，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至此成为了共同体的核心概念与标志性符号。

但受历史惯性和时代条件的制约，清末民初的民族觉醒尚局限于知识分子、政治精英阶层。此时，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还停留在感性层面，并未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以及同中华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需进一步升华。

三、社会大众的觉醒：五四运动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

五四运动前，精英阶层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是“隔着窗纱看晓雾”，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还寄希望于列强，带着收回主权等“七项希望”去参加巴黎和会。然而各国列强在“一战”及巴黎和会中的丑恶表现使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西方民主人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正如瞿秋白所说：“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广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3]由此，中国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进入到了理性阶段，终于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是民族觉醒历程上的一大飞跃，也是中华民族确立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这一历史任务的前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历史性的升华。

五四运动中，以学生为先锋，走出书斋，走向街头，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帝爱国的正义之声。在学生们的奔走呐喊下，工人、市民、商人还有部分少数民族进步力量都加入到了这场历史的洪流，挽救民族危亡的“星星之火”由此形成燎原之势，中华民族的大众群体形成了广泛的联合。正如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这样评价五四运动：“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4]。

五四运动中，学生、工人等群体进行的彻底斗争，使潜藏在人民群众的伟力初步显现出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自觉的开端。然而，五四运动的范围主要还是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农民主体力量的共同体意识尚未觉醒。

四、全民族觉醒：抗日战争时期共同体意识的全面高涨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也是民族意识彻底觉醒的转折。为了抗击日寇入侵，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首举抗战旗帜，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基于民族大义，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提供了凝聚载体。1937 年清明节，国共两党代表同祭黄帝陵，这一行动表达了国共两党同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在民族危难之际团结御侮的决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将全国各族人民、各个党派、军队以及海外华侨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其中，中国共产党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心骨，为了推动中华民族的大联合，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层面一体推进，首先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发展民主集中制，保障人民的平等权利；实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并开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探索，尽最大努力团结起全国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日，为赢得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其次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抵御日本侵略者疯狂的经济掠夺，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推行减租减息，并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极大限度的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建设与巩固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文化建设：面对日本的奴化教育，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话语进行社会动员，以中华文化积凝聚抗战民众共识，激发了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中华民族抗战的彻底胜利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建构，奠定了共同的文化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心骨作用下，学生、工人、爱国人士、少数民族代表、农民还有海外华侨的共同体意识空前高涨，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态势。正是源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爆发出的爱国激情，成为支持中国持久抗战的巨大精神源泉。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发挥到最佳状态，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从未有如此强烈。正如乡村教育家晏阳初所说：“中华民族形成了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5]

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从“一盘散沙”凝聚成“钢铁长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发挥到最佳状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觉醒，中华民族也完成了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结语

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渐进且深刻的历史过程，从“坚船利炮”的被动冲击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全面觉醒，既体现了外部压力的催化作用，也展现了中华民族自我革新的内在生命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主心骨作用成为凝聚各政党、各阶层、各阶级、各族人民的关键。本文通过对觉醒、凝聚、发展和升华四个阶段的分析，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脉络及其内在逻辑。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近代民族意识的演变规律，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遵循。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修订版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 梁启超：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J]. 新民丛报，1905.

3. 瞿秋白 . 饿乡纪程 [M].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2.

4.[ 美 ] 保罗·S·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游燮庭校：《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

5. 晏阳初，《农民抗战的发动》，《大公报》，1937 年10 月11 日.

作者简介：黄冬梅，女，云南昭通人，重庆三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

本文系重庆三峡学院 2024 年统战理论政策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4TZ13））的阶段性成果；2025 年度万州区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项目（项目编号：WZKT2025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