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翻译史及主要翻译家

一：魏晋之前的翻译活动

《周礼·秋官·象胥》 有如下记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论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 象胥是专门负责与外族进行交流的官员，主要职责包括翻译外族语言、处理外交事务和促进文化交流。象胥不仅掌握外族语言，还熟悉外族的风俗习惯和礼仪规范。他们在外交场合中担任翻译，确保双方能够准确理解彼此的意图，避免因语言障碍而导致的误解和冲突。《周礼》中亦有如下记载：“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 舌人同样是古代中国重要的翻译和外交人员，但这个称谓更常见于商周时期及其后续的历史发展中。舌人的职能与象胥相似，主要负责翻译外族语言、参与外交谈判和促进文化交流。舌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不仅是语言的翻译者，更是文化的解释者和中介。

但是，从其称谓不难看出对翻译这个角色的不屑和轻视。翻译在古代地位很低，被认为是技术性或者服务类行业，得不到足够的尊重。

二：佛经翻译和主要翻译家

1）佛经翻译的兴起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不仅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认知和社会风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孔慧怡，2001）。佛经凝聚着释迦摩尼的智慧 ， 原本就是一个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的思想体系 ， 而且充满了文学的气息 ， 因此佛经的引进实际上是极大地刺激了本土人文思想的复兴（王东风，2019）。

佛教自西域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汉代。据史书记载，公元前 2 世纪末，汉代的使者张骞首次前往西域并带回了佛教经典。佛教的传入与汉朝社会的变迁和文化需求密切相关。当时，汉朝处于秦朝灭亡后的动荡期，社会需要新的思想和精神寄托来缓解社会矛盾和民众的精神压力。佛教的理念和教义，尤其是其强调的解脱和超越世俗的思想，深深吸引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民众。汉代至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佛经的翻译工作逐渐展开。最早的佛经翻译工作主要由汉朝的学者和翻译家承担，如康僧铠、安世高等人。这些翻译家多为出使西域的使节，因而能够直接接触和学习到佛教经典。他们将梵文、巴利文等佛经翻译成汉文，为中国的佛教教化奠定了基础。

2）代表人物鸠摩罗什，祖籍印度，生于龟兹，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翻译家和学者。鸠摩罗什精通佛法，通晓汉语，译经质量甚高。他是第一个提出意译的人，即主“文”者。而释道安大师则主“质”，即直译。这便是针对翻译策略的“文质之争”。玄奘大师则是“直译意译，完美调和。”玄奘大师从事译经翻译 19 年之久，其译作质量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玄奘的佛经汉译为佛教本土化产生巨大影响，也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他不仅把梵文译为汉文，还把道德经的一部分译为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介绍到国外的中国人。他有三大贡献：提出了五种情况下不可意译只可音译的“五不翻”原则。运用了补充法、变位法、分合法和代词还原法等翻译策略。提出翻译标准“即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这对今天的翻译仍有指导意义。可见“直译”“意译”“忠实”“通顺”自古有之，而非现代产物。可以说东汉到唐代时期是我国译学的雏形期。

三：明清时代的科技翻译和主要翻译家

1）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特别是在科技和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明初国家实施了严格的禁海政策，使得中国社会相对封闭，对外交流受到限制。然而，随着时代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开始逐渐开放，并与西方国家、日本以及周边亚洲国家进行了频繁的文化和科技交流。

明代中期以后，西方传入中国的科技文化逐渐增多，特别是以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农学等为主的科技知识。清朝时期，随着外国传教士的到来和西方科技书籍的引入，科技翻译工作更加频繁和深入。

在明清时期，中国的天文学和数学领域有了许多重要的科技翻译工作。例如，利玛窦在明朝时期将西方天文学引入中国，翻译了欧洲的天文学著作，并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知识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在数学方面，西方的代数学和几何学知识也通过翻译被引入中国，对中国数学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医学和药学领域的科技翻译尤为重要。随着西方传教士和医生的到来，西方的解剖学、病理学和药理学等知识被引入中国。例如，徐光启在明朝时期翻译了西方医学著作，推广了现代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除了天文学、数学、医学外，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还涉及到农学、物理学、化学等多个领域。例如，西方的农业技术和作物种植方法被引入中国，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物理学和化学的知识也通过翻译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科技文化的内涵，促进了科学思想的传播和普及。

2）主要的翻译家有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这期间翻译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经世济民的动机。徐光启是西方科技的传播者，中国科技翻译的先驱，徐光启以超前的意识、开放的胸襟、虚心的态度敏锐地洞察到晚明之时的中国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这在当时中国的整个思想界是极为可贵的，和两个世纪后晚清的一些迂腐之士比起来，可谓是洞见烛幽、超迈千古（李腾龙，2021）。在与利玛窦的接触中，徐光启感叹西方先进的科技，于是学习并翻译西方著作，洋为中用。翻译迈出了引进西方科学的第一步。翻译活动既然是应社会之需而产生，那么翻译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也是必然的（李腾龙，2021）特别是与利玛窦何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弥补了我国现代科学的不足。徐光启开启了科技强国的先河。在翻译方法上，徐光启提出了“会通超胜”的理论。意思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

四：结语

综上，翻译活动在中国由来已久，社会的变革和需求的升级也使得翻译活动不断地调整创新。中国翻译活动经历了从佛经翻译到科学技术翻译，再到现代多领域翻译的转变。翻译史和历史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从翻译史可以看出翻译活动要顺应历史潮流，跟上时代步伐。尤其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翻译工具和技术不断革新，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成为新的助力，翻译理论和实践也要不断创新，使翻译实践更加高效和精准。

参考文献

1. 李腾龙 . " 明清科技翻译之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论徐光启和傅兰雅的翻译思想 ." 上海翻译 . 01 （2021）： 60-64.

2. 李汉平 . " 对玄奘翻译思想的几点澄清——兼与王宏印教授商榷 ." 中国翻译 40. 01 （2019）： 150-158.

3. 熊兵娇. " 百年翻译史研究的描述、批评与反思——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评介 ." 中国翻译 39. 05 （2018）： 61-64+76.

4. 张佩瑶 . " 对中国译学理论建设的几点建议 ." 中国翻译 05（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