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声腔下的“山坡羊”
张亚奇
学校:安徽师范大学 学校省市:安徽省芜湖市 邮编:241003 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
女 1999年10月 汉族 籍贯:河南省台前县 学历:硕士
一、 曲牌来源
《山坡羊》曲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部分,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最早出现在古代中国,具体的起源时间尚无确凿的记录,但可以追溯到数百年甚至更久以前。对于山坡羊曲牌的起源,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有人最早提出了南方源自北方的观点,但他所引用的明晚期北方曲目并不能完全证明宋元时期的“南源自北”说法具有说服力。此外,《张协》这一“历史新发现”将其认定为宋代作品,早于元代北方曲目的出现,给南方源自北方的说法带来了冲击。[1]综合考虑目前已出土的文物、作品风格和生活习惯等因素,我们倾向于认为山坡羊曲牌源自北方曲牌。
二、 多版本山坡羊的对比
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指出,《弋阳腔》与各地民间音乐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但使用相同曲牌名称的几个曲调之间在音乐上并没有太大关联[2]。一般南曲中同名曲牌多体常是同一曲调的加工改编,但在《弋阳腔》中,尽管它们使用相同曲牌名称,但板式和旋律各不相同,几乎是许多互不相同的创新作品。在所提及的作品中,前两个属于《海盐腔》体系,后两个属于《弋阳腔》。前两个作品的节奏和旋律相对固定,而后两个作品的变化更大,板式的变化以及在音乐上所呈现的差异给人不同的感受。首先,我们来分析《海盐腔》中的《渔家乐》传奇中的《藏舟》和《目莲戏》中的《思凡》。《藏舟》的歌词,杨栋老师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山坡羊的发展繁衍的过程中呈现了词乐互生的“再生”内在规则。一种是“自度曲”,另一种是“倚声填词”,格律模式总共有十一句,各句分别为4、4、7、3、3、7、7、1、3、1、3个字。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藏舟》和《思凡》这两首作品。
在《藏舟》中,原有的字数在格律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但整体的扩充比例相对一致,也呈现出3+4的格律特点。但在弋阳腔《思凡》中,整体的句子格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且句子长度也得到了扩充,整体呈现更加自由的形式,这也与弋阳腔与各地民间音乐的广泛联系有关。
通过以上两首作品,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作品中衬字的运用应在曲乐节奏和旋律的限度内,并且可以使用实字进行填充,这被称为“定格”。北曲南化现象发生在南北统一之后,在民间曲乐家改编旧曲和创作新曲的过程中,这种乐文动态的双向适应现象得到了突出展现。
虽然在上文中提到弋阳腔的几个同一曲牌名的曲调,在音乐上没有多大关系,几乎是许多互不相同的创新作品。但是我们可以从上述曲调中看出,无论弋阳腔如何变化,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原呈示性音乐形态,展现着原型与变体的关系。在这四首作品中,它们表达的感情也大不相同。《藏舟》描写了邬飞霞为父报仇,为皇室除奸的侠义勇敢行为,旨在宣传儒家的忠孝观念,内容应予批判。《断桥》的内容描写了女主角白素贞抵抗宗教势力的离间和压迫,坚持与许仙恋爱的故事。《思凡》则以小尼姑为主角,描写了她跳出佛教牢笼的决心。《昭君》表达了对被迫远嫁匈奴的妇女王昭君的同情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四首曲子表达的内容并无直接联系,但它们确实使用了相同的曲牌来表达,这正是杨荫浏先生所表达的“又一体”,即在同一曲牌下,词句形式有异,曲调旋律大不相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我国古代,能够使用同一曲牌来表达许多不同情调和情感[3]。
三、 《山坡羊》发展
《山坡羊》在明清后期呈现了三条线的发展,分别是南曲、北曲和市井民间[1]。在《南词叙录》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明代中期,山坡羊在民间俗曲中出现了热潮,戏曲的俗化是否也适应了民间大众的需求。现代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曲牌的传播范围,《山坡羊》曲牌最早源自中国西南地区,如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这些地区的乐队和表演者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曲牌传承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曲牌逐渐传播到其他地区。由于地域差异和乐队个人特色的影响,不同地区对《山坡羊》曲牌的演奏风格存在差异,例如,在四川地区,乐队常常采用激情奔放、明快活泼的演奏风格,突出曲牌的欢快和热情,而在云南地区,乐队则注重曲牌的抒情性,演奏时更注重细腻和深沉的表达。这种地域性的演奏风格使得《山坡羊》曲牌在不同地域呈现出多样的音乐特点。这种多样性丰富了曲牌的艺术内涵,使其成为中国民间音乐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坡羊》曲牌的流变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乐队常常将地方地域特色融入其中,以展现当地的文化和风格,这种地域特色的融入不仅体现在音乐元素上,还反映在演奏方式、舞蹈表演等方面。以下将详细阐述四个地区的特色和其流变过程。
西南地区(如四川、云南等)的《山坡羊》曲牌演奏常常融入当地的节庆乐曲元素和民族音乐特色。这些地区以其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而闻名,因此乐队在演奏《山坡羊》时,常常加入西南地区独有的音乐元素和表达方式。
例如,在四川地区,乐队可能会采用传统的川剧音乐风格来演奏《山坡羊》,强调曲牌的戏曲性和戏剧化表现。他们会运用川剧的音乐旋律、曲调和表演技巧,使曲牌更具有戏剧张力和舞台效果。而在云南地区,乐队可能会融入当地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如彝族、傣族的民族音乐特色,他们可能会使用马头琴、竹笛等传统乐器,以及特定的音乐模式和节奏,使曲牌更加具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格和韵味。陕西地区在陕西地区,乐队对《山坡羊》曲牌的演奏常常融入当地的传统音乐风格和乐器编排,陕西地区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著称,因此乐队在演奏曲牌时,注重展现陕西地区独特的音乐特色和文化内涵。
通过将地方地域特色融入《山坡羊》曲牌的流变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乐队能够展现各自的音乐文化特色和地域特点。这种融合使得曲牌在不同地区呈现出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表达形式,丰富了曲牌的演奏艺术和文化内涵。
四、 总结
综上所述,《山坡羊》曲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尽管曲牌的起源存在争议,但考虑到出土文物、作品风格和民间传承等因素,我们认为其源自北方。尽管对该曲牌的记载不完整,但史书和民间传承提供了重要线索。南曲和北曲的同名曲牌在音乐上并没有太大关联,几乎是互不相同的创新作品。然而,无论弋阳腔如何变化,仍保持着一定的原呈示性音乐形态,展现了原型与变体的关系。此外,不同版本的曲牌在表达情感和内容上也存在差异,呈现出丰富的音乐风格和文化特点。曲牌的发展呈现出南曲、北曲和市井民间三条线的趋势,地域性的差异使得它成为一种丰富多样的音乐形式,展示了中国民间音乐的多样性和地域文化的丰富性。总之,《山坡羊》曲牌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瑰宝,具有广泛的历史渊源和多样的表现形式,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参考文献
[1]杨栋.【山坡羊】曲调源流述考[J].文学遗产,2010(02):93-101.
[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3]杨荫浏.曲牌一同名异曲问题——重读1979年的资料想到一些问题[J].音乐研究,1984(03):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