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语言使用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区域间人口流动频繁。流动人口离开家乡进入新的区域，在语言使用上会面临新的挑战，而语言的使用与流动人口的生活、工作密切相关。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选取晋中市为例，对流动人口的语言使用进行考察，基于此分析流动人口语言使用的特征，以期为流动人口的语言服务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流动人口  语言使用   语言服务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区域间人口的流动已成为常态。流动人口进入新的生活空间，会面临语言使用上的种种挑战。目前对流动人口语言状况的研究主要围绕语言使用状况、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等问题展开讨论。谢俊英（2011）结合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分析探讨我国城市农民工抑或“新市民”的语言状况和存在问题。[ 谢俊英.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语言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付义荣（2015）对上海、厦门两地483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约90% 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是使用普通话，约90%不会说当地方言。[ 付义荣．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5，（2）.]张斌华（2016）对广东东莞935名新生代的农民工调查发现，90%以上的农民工在公共场合是使用普通话，只有约两成能掌握当地粤方言。[ 张斌华．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使用、态度及认同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16，（3）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选取晋中市为例，对流动人口的语言使用进行考察，基于此分析流动人口语言使用的特征，以期为流动人口的语言服务提供一定的参考。

晋中因位于山西中部而得名，东临太行山、西傍汾河水，辖2区、1市、8县和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01个乡镇、17个街道，1942个行政村、249个社区。国土总面积1.6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39万。先后获得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国字号品牌[ 晋中市人民政府网站]。全市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 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1264797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245925人，流动人口为1018872人。流动人口中，省内流动人口为894926人，其中外市流入人口273761人；省外流入人口为123946人。[ 晋中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由以上数据可知，流动人口已经占到晋中市总人口的38%，关注流动人口的语言使用，便于其更好地适应新的工作生活环境，对于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有重要意义。

一、晋中市流动人口语言使用

语言使用指语言文字在社会及各个领域的使用。陈原将拉波夫提出的三个变量理解为六个变量，陈原指出“三个变量（可以理解为六个变量）在社会语言学上即意味着谁（人）在特定的社会语境里（时、地）为什么和怎样说，以及说什么。”[ 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流动人口作为城市中特殊的群体，参与城市的建设，其语言使用关系到和谐语言生活的构建。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晋中市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全国10个省，且有各自的方言，在交际中经常使用普通话和各自的家乡话。在探讨晋中市流动人口普通话与方言使用情况时，本文调查了流动人口与不同对象交际时普通话和方言的使用频率。图1-1显示了流动人口普通话和方言的使用情况：

由图1-1 可知，晋中市流动人口普通话的使用情况为：与家人交谈时，23%的人使用普通话；与同事交谈时，82%的人使用普通话；与朋友交谈时，47%的人使用普通话；在公共场合交谈时，92%的人使用普通话。在公共场合及与同事交谈时，普通话使用率较高；而在与家人及朋友交谈时，普通话的使用率较低。

晋中市流动人口方言的使用情况为：与家人交谈时，77%的人使用普通话；与同事交谈时，18%的人使用普通话；与朋友交谈时，53%的人使用普通话；在公共场合交谈时，8%的人使用普通话。在与家人和朋友交谈时，方言的使用率较高；与同事交谈及在公共场合时，方言的使用率较低。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国际交流的加强，人们对外语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多。流动人口在生活或工作中会有接触到外语的机会。图1-2为晋中市流动人口外语使用情况：

根据图1-2可知，晋中市流动人口“从不使用”外语的情况居

多，占到了72.5%；在使用外语的场合中，“辅导孩子学习”的情况较多为15.7%；“观看和收听外语节目”“工作中”和“与外国人聊天”这三个场合使用外语的频率最低，分别为 3.2%、7.4%、1.2%。可见，绝大部分流动人口较少使用外语。

通过对语言使用基本情况分析，可以看出晋中市流动人口在语言使用方面的特点：在没有共同方言的交际背景下，同时使用普通话和方言的频率较小；而在有相同交际语言的背景下，会优先使用家乡话；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在公共场合及工作中占优势。

二、人口流动带来的语言问题

1.语言交际环境的变化

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带来了语言面貌的改变。流动人口使某地固有的语言交际环境被打破，语言在碰撞中寻求新的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双语（多语）者增多，语码转换（交替）活跃。非城市定居人口及城市定居人口为寻求这种语言平衡，正逐步将自己演化成双语（多语）人，除熟练使用方言外，对普通话的认同，使用在很多交际情形中不断出现，并且能根据不同交际环境和交际对象灵活变换语言形式，实施语码转换。

二是内部语言、外部语言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就其位。人口流动打破了语言形式的混沌状态，使之出现了明显的内、外界限与分工。在语言交际中，方言更多用于内部语言的交际，普通话更多用于外部语言的交际。此种现象虽不是绝对的，但已呈现出相对的大致趋势。

三是新方言的产生。在多语环境下，语言演化发展呈现出两个重要方向：一是方言逐步向普通话趋同；二是方言间的渗透。这两种情形将直接导致原有方言的纯正发音被改变，于是出现新方言，新方言正是语言在碰撞下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

四是不再固守方言。人口流动是社会化作用的一个结果，是我国改革开放下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必然趋势，这种时代背景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祖辈居留一地的状况，随着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流动人口买房定居等），很多城市已无法保持传统城市人口原貌。这种状况也促成了城市多语混杂使用的局面出现，使一些地区，由原坚守方言到逐步接受、学习、使用普通话。

五是语言在碰撞下，普通话的认同度逐渐增高，这对净化语言环境，推广普通话，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2.方言消退与语言文化保护

我国当前的人口流动促成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频繁的语言接触，在人口流动的这种社会态势下，语言接触的显性结果就是方言缩减并向普通话趋同。就外来人口而言，较多的人从离开家乡到达流入地时就开始改变方言发音，用本方言的近似音去模仿普通话，并有意识地缩减方言，这种语言现象已在外来人口流入地的工作、生活等许多场合大量出现；就城市居民而言，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固守方言。而在一些公众场合、正式场合等开始使用普通话，方言仅局限于内部群体。在普通话被大量运用的社会状态中，本文注意到，随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工作、生活年限的延长，随着社会多语环境的不断延续，方言将会逐渐发生变化。就流动人口而言，他们首先会模仿普通话，然后会学说当地方言，以期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但这种模仿，目前只能说是一种“方言化”的模仿，如带家乡方言味儿的普通话，带家乡方言味儿的当地方言，带普通话味儿的当地方言等。随着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及返乡回流，方言的变化可能更加复杂多样，如出现带普通话味儿的家乡方言，以及带当地方言味儿的家乡方言等。

3.语言使用与城市融入

奇斯威克等人认为，部分对迁入地语言不熟练的移民往往会尽量避开当地语言，因而他们在选择居住地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优先考虑使用他们母语的聚集地。

流动人口进入新的生活环境，会因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导致部分群体在交流上产生困惑，不利于流动人口融入新的生活区域。

付义荣（2016）认为，农民工对普通话、老家话的使用与其对城市、农村的认同并无多大关系，但俞玮奇（2017）则认为，普通话越好的农民工越认同城市。关于“语言能力与城市融入”，伏干（ 2014） 认为，尽管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但由于流入地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使用当地方言，这就使不会说当地方言的农民工有可能受到歧视或不公正待遇；俞玮奇（2017）认为，普通话与城市方言能力的提高都将有助于其提升城市融入度。关于“要不要对农民工语言进行干预”，付义荣（2016）认为，农民工已经在语言上做好了融入城市的准备，语言使用并不是农民工问题的症结，相关部门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革户籍制度、改善农民工生存环境中去，而不是在教导他们如何使用语言上浪费宝贵的精力；俞玮奇（2017）、康慧琳（2020）则认为应该为农民工开展普通话或方言培训以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王玲与王丽娟（2016）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宣传，让农民工重视语言城市化的重要性以便更好地融入城市。

让流动人口尽快融入城市体系，需要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妥善解决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异地教育与培训，使流动人口拥有较为稳定的职业。

三、人口流动与语言服务

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因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大面积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打破了中国社会固有的生产、生活方 式与习惯，也给新时期的社会语言生活带来新的特征。在此情势下，中国的语言规划应认真审视基本国情，及时调整战略重心，更多思考语言规划细节，以此构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

1.做好汉语规范化和普通话推广工作

汉语不仅是全体中国人，也是全世界华人的民族共同语，汉语的发展和兴旺维系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团结向心及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语言文字建设和普通话推广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工作应该从教育、科研和立法等方面多管齐下。第一，应加强全民的汉语言文字基础教育，树立国语观念。第二，加强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尤其是现代汉语和应用语言学方面的科学研究。第三，立法保护。语言文字的保护、规范和建设，最终只能通过完善合理科学务实的法律法规来落实。有法可依，使语言文字工作的各项目标最终得以实现。

语言文字能力，既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也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技能和基本素质。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些语言问题，其实质正反映出语言教育的缺失。语言教育不仅是一种技能教育，更是一种素质教育。语言教育不等于语文教育，而语文教育必须包含语言教育。建立完整的语言教育体系，对全体国民实施系统的语言教育，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和社会的现实需求。语言教育应当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包括语言国情教育、语言规范教育、语言知识教育和语言能力教育。通过实施系统的语言教育，使国民树立国家语言意识，了解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范，掌握语言文字基本知识，具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发展包括外语在内的多语能力，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奠定良好的基础。语言教育应当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并与语文教育有机结合，在语文教育中有效实现。与此相配套，构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测评标准，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作为衡量劳动力技能与素质的重要指标，下大力气提高全体国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2.加强方言调查和研究，保护语言资源

方言不仅与古代汉语一脉相承，更与地域文化紧密相关。目前我国的方言调查和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距离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国的方言情况还是远远不够的。要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建立方言语料库。立足于田野调查，完善现有方言地图，为方言的研究提供较为完善的资料。组织相关研究人员投身方言研究并给予资金配套支持，鼓励年轻学者致力于研究濒临消亡方言，注重方言研究的传承，以此为契机保护地域文化传承文化脉络。

3.关注流动人口语言选择与变化，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人口跨域流动是我国近些年来涌现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如何融入城市氛围、获得语言文化认同，并实现身份的转化，这对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至关重要。语言规划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语言政策能够推动语言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更能增进民族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同时还能开发利用语言资源的经济价值。结合我国当前人口跨域流动所带来的语言接触与碰撞等客观现实，要加强汉语规范化建设，实施稳妥而积极的国家语言政策，充分利用人口跨域流动契机，实现普通话与方言的融合，促进社会和谐，保护多元文化和语言资源。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加速，这使社会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增大。语言文字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语言文字管理也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同时，语言属于文化范畴，对文化事业的管理要改变以往“大一统”的观念和“一刀切”的做法。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使语言文字管理体制与机制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在新的形势下，既要深刻认识语言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正确把握当前语言生活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又要努力把握社会管理和文化事业管理的特点和规律，改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拓宽服务领域，探索语言文字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提高语言文字管理的能力与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3]陈原：社会语言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