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之间，一个中国”

作者简介：姓名：徐蕾，性别：女，民族：汉族   籍贯：北京，出生年月：1999年6月，学历：硕士，职称：无

摘  要：“概念史”是用来窥视宏观历史嬗变的一扇窗口，后人对新概念、新定义的不断探索、归纳和研究，为我们预见、改造新的情境提供了方向和武器。本文回溯梳理我国乡村旅游概念数十年间的发展历程（1992至今），探讨其萌芽、发生、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从乡村旅游的“好山好水”“金山银水”和“奇山异水”间领略数十年间山乡与家国巨变，从中窥探和考察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演化的历程、情况与水平。

摘  要：山水；乡村旅游；概念史分析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关于概念的学说，分为关于主观的或形式性的概念的学说；关于作为直接性的概念或关于客观性的学说；关于理念、关于主客统一体、关于概念和客观性的统一性、关于绝对真理的学说[1]。”就黑格尔的“概念”而言，超越了柏拉图对概念仅作为“普遍的共相”[2]的认知，认为其实质上是基于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三个环节的统一，是通过总结凝练社会事实提取出的具有周延性的事物属性。可以说，概念是承载人类知识大厦、构建起庞大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石[3]。“概念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该书中，黑格尔将“概念史”划归为“反思的历史”[4]，后经科赛雷克、布鲁内克等学者的进一步推崇弘道逐步作为一种方法和领域的成型。孙江等也指出“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5]。一方面概念语义是时代精神的浓缩和表征，“概念史”是窥视宏观历史嬗变的一扇窗口；另一方面，概念更塑造历史，后人对新概念、新定义的不断探索、归纳和研究，为我们预见、改造新的情境提供了方向和武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逐步成为旅游管理和旅游地理等学科专业的重要课题。部分学者基于文献分析对乡村旅游的概念特征、发展历程等进行了综述研究[6-7]；还有学者基于典型案例和实证分析力图揭示乡村旅游发展的指标特征[8]、动力机制[9]和价值趋向[10]等。不难看出，宏观的社会经济变迁使得“乡村生活”和“乡村旅游”发生了巨大的更迭与转型。乡村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桃花源”，“乡村旅游”也并非停留在人们主观脑海中的一成不变的“映像”。正如著名人类学教授彭兆荣先生所说，“乡村旅游与其说是在‘乡村空间’里旅游，还不如说是在‘乡村概念’里旅游”[11]，游历于乡间山水，领略数十年间山乡与家国巨变。回溯梳理我国乡村旅游概念的发展历程，探讨其萌芽、发生、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就是在从中窥探和考察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演化的历程、情况与水平。

一、第一阶段（1992-2005年）：固着于乡村场域的“好山好水”

学者们普遍认同我国“乡村旅游”的诞生初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2]，1992四川省委原副书记视察郫县徐家大院时即性提笔书写“农家乐”三个大字，自此“农家乐”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实践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这种利用乡村农业资源开展旅游活动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子”。同年（1992年），学者杨旭首次提出“乡村旅游”概念，认为乡村旅游主要属于自然风景旅游，主要依托的是乡村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13]，从旅游产品的角度为“乡村旅游”赋予了概念，强调空间场域（乡村，非城市地区）的核心要素地位，是一种依托乡村地区开展的简单旅游活动。这一时期，“乡村旅游”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与“乡村旅游”相关的中文核心和CSSCI期刊仅有90篇，年均发文量不到10篇[14]，“乡村旅游”概念界定的相关学术成果乏善可陈。

2004年，“三农”问题被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高度，2005年，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乡村旅游在解决三农问题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的作用逐步显现，乡村旅游的产业地位的也有了初步凸显，由“农家乐”旅游衍生出了“渔家乐”“牧家乐”等形式，古村古镇游兴起，依托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文古迹、民俗风恬让游客体验多样的文化风情。“乡村”“振兴”“三农”等词汇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宏大政治口号，也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行为和“乡村旅游”的概念意蕴产生了潜在影响。何景明、李立华等学者引入了“乡村性”概念，提出乡村旅游是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15]。对于“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除了不能跳脱“乡村”的空间范畴外，突出强调了“乡村性”作为旅游吸引物的重要意义，所谓“乡村性”是依托于乡村景观和乡村文化生活产生的一种“风情”“趣致”，进一步扩展了作为客观存在的“乡村资源”的外延范畴。

总的来说，相较于当今学者对于“乡村旅游”的定义来看，第一阶段时期学者们对“乡村旅游”的概念研究大多从“空间”“吸引物”等客观之“物”切入，并以之作为概念界定的评判标准。从“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角度确立“乡村旅游”区别于“其他旅游”的差异性地位，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城市与乡村的划分是模糊渐进的，二者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并处于复杂变化之中，从“空间”切入的概念划分是片面且不准确的。加之由于“乡村旅游”的研究贫瘠，这一阶段“乡村旅游”概念定义的构成要件也寥寥无几。反映不出旅游行动者（东道主、游客）和其他相关旅游主体的任何“存在价值”，更重要的是完全忽视了“人的体验”在旅游活动中的重要影响。

二、第二阶段（2006-2015年）：贯穿着经济理性的“金山银水”

2006年，我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中国乡村旅游年”之后，国内有关乡村旅游的研究文献迅速增多[16]，仅2006年相关发文量就达100篇并在此后多年一直保持较高增幅[14]。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压、快节奏、程式化的都市生活，激发了都市人对慢节奏生活的渴望，“乡村热”强势来袭，传统的乡村观光旅游模式已经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乡村旅游不断进行功能升级与业态延伸，更加强调规范化、系统化与产业化，村度假中心、度假酒店、度假庄园等应运而生。王艳平、陶玉霞等人对乡村旅游的概念进行了分级考量，认为旅游是表象、乡村是主体、文化是背景、发展是核心[17]，林刚、石培基等认为，乡村旅游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18]，郭焕成认为，乡村旅游基于丰富性、地域性、文化性等为农村经济找到了新的增长点、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19]。乡村旅游更偏重于是一种“发展手段”，乡村中的自然、人文资源等被物化成为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建设新农村的“金山银水”，乡村旅游发展更像是一个“金饭碗”和“摇钱树”，被赋予更多经济理性和政治功能。

随着乡村旅游发展“红利”日趋显现，且与国家和社会需求结合的更加紧密，对于乡村旅游的政策制度、社区参与、居民扶贫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利益相关者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产权理论等不断应用于乡村旅游研究。对于乡村旅游的概念构成要素考虑更加周全，内涵意蕴更加丰富。刘德谦认为，乡村旅游是指“乡村地域的风土、风物、风俗等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作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参观、体验及学习的旅游活动”[20]。万先进在辨析乡村旅游本质中，除重申乡村旅游活动场所、旅游资源之外，提出乡村旅游的服务人员或从业人员是以当地居民为主[21]。旅游行动者（旅游者、当地居民）的主体地位开始被提及、抬升，乡村旅游发展的经济性、可持续性也要求地方政府与企业发挥更多作为。乡村旅游的概念涉及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且明显开始关注到“人”在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物质层面的旅游开发也开始显现出人文关怀。

总体上看，第二阶段中乡村旅游带来的现实“甜头”指引了学术研究的大幅度跟进。对于乡村旅游概念意涵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队伍日益壮大。但整体上看，这一阶段的“乡村旅游”概念叙事呈现出较强的物质导向和经济理性，“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类型的经济价值、政治功能和社会属性强调得过于明显，值得欣慰的是对于“乡村旅游”开始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但对人的“主观体验”的关注仍显不足，经济理性上的“盲目”也为今后乡村旅游的过度商业化开发、破坏生态文明等负面效应埋下“伏笔”。

三、第三阶段（2016年至今）：追求返璞归真的“奇山异水”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都市人对乡村生活的回归与向往日益强烈，乡村旅游除了是对非都市文化生活的猎奇体验，更是远离城市泥沼的生活美学。但现代化浪潮冲击带来乡村文明流失的社会矛盾显现，乡村需要的不应该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和来去匆匆的过客，更亟需活力的再造、产业的复兴和价值的重塑。201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此后文化和旅游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围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提质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出台了行动方案或相关通知。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推动乡村旅游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乡村旅游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选择和支撑力量[22]。

乡村旅游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在这一阶段迈上了崭新的台阶，对其概念界定偏重于是一种差异化的精神体验和对个人主义的高度关注。冯晶晶对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旅游的概念进行系统爬梳后指出，旅行者的参与、体验与感知在乡村旅游中占据主导地位，乡村旅游发展进入差异性体验阶段[23]。王苗认为旅游是一种体验的过程，并引入“地方感”概念作为对乡村性的补充[24]。周丽萍提出乡村旅游是发生在“乡村”空间场域内的文化遭遇[25]。乡村旅游的概念突破了产业发展中“标准化”和“流水线式”的局限，旅游过程更注重保持旅游地的文化多元性和文化独特性。乡村旅游是一种逃避现代都市喧嚣而进行的旅游选择，其概念不再受制于物理空间和经济行为，更是一种都市人主动奔赴的生活体验和价值态度。特别是行动者（人）的主体地位更加强调，游客的感官和心灵体验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更加强调东道主的社区参与、环境营造以及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问题，鼓励在政府监管、企业介入的前提下，由当地人参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和实践推动旅游社区的发展。

从乡村旅游的动力机制上看似乎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前两个阶段中，乡村旅游侧重于旅游吸引物（乡村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等）对游客的“竞相吸引”，优美的景观很重要、贴心的服务很重要、异域的风情很重要……但在现代化促进人类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下，人们对乡村旅游的需求甚至是对旅游的需求变成由“反日常到日常”[26]，乡村旅游的不再追求反常态的“异域”体验，转而成为日常忙里偷闲的“避风港”和“精神自留地”。乡村旅游恰似是旅行者们心甘情愿、主动奔赴的一场“群体朝圣”，社会乡土“依恋—支持”大众心理更加凸显。

四、结语

乡村旅游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23]。以念窥实，从山水之间看一个中国，可以看出乡村旅游概念本身的内涵演变与我国乡村旅游的产业变迁基本吻合，也反映了我国“乡村旅游”和“旅游学”等学术共同体“以知促行”指导实践的责任胸怀与使命担当。我国“乡村旅游”概念认知，从固着与乡村场域的“好山好水”，到贯穿着经济理性的“金山银水”，再到追求返璞归真的奇山异水，从聚焦空间、经济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概念构成要件更加周全，内涵意蕴更加丰富（如图1）。但所谓“乡村魅力”并非永远停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不变的“形象”，在未来时空流转中何去何从，不敢妄言但拭目以待。“乡村旅游”概念演化所引发的现实问题和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启示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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