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佛教在汉朝的传播

摘要：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佛法僧是佛教的三宝。无论是原始佛教的传播过程中，还是在传至周边邻国的各派佛教的传播过程中，三宝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分析佛教传入汉地的相关情况，对于理解外来宗教如何在传播中逐步本土化是有必要的。

关键词：佛教；三宝；传教策略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由释迦牟尼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创建，此后在古印度经历了早期佛教、小乘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后期佛教几个重要发展阶段。从释迦牟尼证道、初转法论，开始导化弟子，早期佛教就已具足佛、法、僧三宝，并且开启了佛教传播的传统：释迦牟尼在成道后的45年间，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中上游的瞻汲、王舍城、桥赏弥、迦毗罗卫等东南西北四方游行教化，组织僧团，制定戒律，宣传自己修证的思想学说。

佛教在古印度本土发展后，逐渐传播到周边邻国。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最早史料记载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此后于东汉时期有规模地传入并弘教，最终在中国扎根、发展、壮大。

一、佛教传入的路径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一般认为有两条，即西域的传入和南方海路的传入，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南方还有陆路的传入路线（川滇缅道），这样就有三条传入通道。按杨维中教授的分析：“三条路线中，从现有证据看，应该是陆上丝绸之路为先，海路稍后，第三条路线（川滇缅道）则可能次之。”目前见诸正史明确记载的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是发生于汉哀帝元寿元年的“伊存授经”，这是从西域路线传入的。《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 上述“浮屠”、“复豆”即“佛陀（Buddha）” 的异译，“临蒲塞”即“优婆塞（Upasaka）”的异译，其余的名称实际为各种抄本《浮屠经》对沙门、比丘的异称。

上面所述的大月氏，原居中国河西走廊一带，因受匈奴的压迫而逐步西迁，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月氏约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到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经信奉佛教。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大月氏盘踞于此并不断扩大国土面积，建立了贵霜王朝，不过我国仍称它为大月氏。贵霜王朝亦极信奉佛教，因此，公元前一世纪末大月氏的某些已经接受佛教信仰的人士向中国人士传授佛教经典是完全可能的。不过佛教开始大规模进入汉地还是在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后在永平年间派遣使者前往西域求法。《魏书·释老志》记载东汉永平年间，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蔡愔、秦景去天竺求法，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遂来到洛阳。

二、汉朝时期来华僧人

佛教“三宝”是佛教立足的根本，僧人则是佛教活动的主体，其余二宝即佛陀及其教法都需要依靠僧人来实践和传布。这些来自外域的僧侣和信徒居士或沿陆路，或沿海路赴汉地译经传经。

（一）官方层面的来华僧人及其成果

东汉时期最早的来华僧人是天竺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高僧传》记载，摄摩腾誓志弘通，为将佛法传入中土，与竺法兰刚到洛阳不久，便善汉言。汉明帝为安置二人，遂下令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座佛寺。摄摩腾、竺法兰在洛阳翻译出了《十地断结》四卷、《佛本生》一卷、《法海藏》一卷、《佛本行经》五卷、《四十二章经》等五部经十二卷。

安息国高僧安世高于桓帝间来洛阳开始译经，在20多年中共译经34部40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道地经》等，介绍了如“四谛”、“五阴”、“八正道”、“十二因缘”、“四禅定”等佛教基本教义及禅定之法。安世高在中土活动四十余年，对他的译经，《出三藏记集》盛赞道：“先后传译……唯世高出经，为群译之首。”安世高是最早在华有系统地翻译小乘经籍、介绍小乘思想的来华僧人，被认为是小乘禅法的奠基人。

康僧会，康居裔僧人，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由于其父来华经商的原因举家迁居到交趾。康僧会是在交趾长大，十几岁父母逝世后出家皈依佛教，明练三藏，博览六典。据《出三藏记集》载，鉴于孙吴初期江左佛法未兴，康僧会为运流大法，于是振锡东游至江左，并在孙吴赤乌十年（248）抵达建业，随后以舍利感应的神奇事情赢得孙权的信任与支持，并为其营建建初寺便其译经传教，史载：“江左大法遂兴”。康僧会受安世高小乘佛学和支谦大乘佛学的双重影响，又接受孔孟儒学的熏陶，所编译的《吴品》、《六度集经》，体现了中印文化融会的精神。

（二）民间层面的来华僧人及其成果

在佛经汉译的早期阶段，佛经翻译未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是以来华僧人为核心的民间私人译经为主，这些译经活动在汉人沙门和居士的辅助下分散进行。

支娄迦谶，又称支谶，大月氏人，来华译经时间应晚于安世高。支娄迦谶步伊存和摄摩腾、竺法兰的足迹，于汉桓帝末年至洛阳，他通晓汉语，在京都洛阳独自译经，或和早年来华的天竺沙门竺佛塑合作译经。据大正新修《大藏经》记载，支谶译出的现存藏经有：本缘部的《杂譬喻经》1卷、般若部的《道行般若》10卷，华严部的《佛说兜沙经》1卷、《文殊师利问署经》1卷，宝积部的《阿閦佛国经》2卷、《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4卷、《般舟三昧经》3卷、《佛说遗日摩尼宝经》1卷，方等部的《阿阇世王经》2卷。此外，还有《佛说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3卷、《佛说内藏百宝经》1卷，凡11部29卷。与安世高所译基本上都属小乘佛经相反，支娄迦谶所译几乎全属大乘佛经，因此被视为中国翻译和传播大乘佛教的创始者。

竺佛朔，又称竺朔佛，天竺人，生卒年不详，在汉灵帝年间，携带胡本《道行经》来到洛阳，并将梵本汉译以传佛法。《高僧传》载，竺佛朔又在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在洛阳翻译出《般舟三昧经》，月氏僧人支娄迦谶为传言，洛阳居士孟福张莲笔受。《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对竺佛朔译经事迹记载较为简略，但从《般若道行品经》与《般舟三昧经》的翻译过程来看，皆为竺佛朔口授、支谶撰言。竺佛朔的译经，亦为般若经输华之始，促进了般若学在华的传播流布。

安玄，安息人，在汉灵帝末年来洛阳经商，因为功勋被封赐为“骑都尉”。安玄是东汉时期安世高之后在洛阳传译佛经中最著名的安息人，且是一位在家居士。《出三藏记集》记载，安玄性虚静温恭，经商之余常以传法译经为自己的事业，并逐渐在洛阳学会汉语，常与沙门讲论道义，曾与汉人沙门严佛调合作翻译佛经。《高僧传》卷九载：“汉灵帝光和中，有沙门严佛调共安玄都尉译出《法镜经》及《十慧》等”，译经过程都是由安玄口授，严佛调笔受。

支谦，月氏裔优婆塞，字恭明，又名支越。《出三藏记集》载支谦曾拜支亮为师，而支亮又是支谶的弟子，支谦就是支谶的再传弟子。支谦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语，善华夷之语言。东汉末年关洛扰乱，支谦南渡东吴传法，并曾与天竺沙门维祇难、竺律炎在东吴合译经典。支谦从黄武二年（223）到建兴二年（253）三十余年，相继在武昌、建业等地翻译佛经、传布佛法，译出佛经36部48卷，有《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大阿弥陀经》《本起经》《首楞严经》《大般泥洹经》等。支谦进一步介绍大乘般若学，并开始突出“佛身”论，讲述修习成佛的过程。

昙柯迦罗，意译“法时”，本是中天竺家世富贵之人，后弃舍世荣，出家精苦，在曹魏嘉平（249-254）年间来到洛阳。当时中土虽已有出家僧侣，但佛教戒律未传，道风讹替，僧侣们没有禀受具足戒，只是以剪落殊俗耳，还设复斋忏，从事祭祀。昙柯迦罗到达中土后，应洛阳僧人要求，于嘉平二年（250）在洛阳白马寺翻译出《僧祇戒心》一卷，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昙柯迦罗的到来以及大众部戒律《僧祇戒心》的译出，使佛教戒律传入中土，中土佛教开始按佛教戒律受戒度僧，《高僧传》赞其曰：“中夏戒律，始自于此”。

三、弘扬佛教的策略

佛教进入汉地后，虽然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汉朝时期的僧人为佛教能在这片异土上扎根所采取的种种方法、作出的努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寻求上层阶级支持

佛教在汉地的传播，首先寻求的就是上层阶级的支持，也就是说佛教在汉地的第一批信众是来自社会上层的人士，得到相应的扶持之后再向社会下层传播，上文提到的“伊存授经”、明帝遣使者求法等都是佛教与汉地上层阶级接触的事件。《后汉书》也记载了，楚王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说明了佛教已经拥有了身为上层权贵，甚至一朝统治者的信众。采取这一策略，一是因为汉朝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王朝，佛教想要在这片土地上发展壮大，而不是仅成为小部分人的娱乐，就必须要得到政权的承认；二是因为佛教是外来宗教，古印度和古汉语不属于同一语系，如果没有上层权贵的财力、人才支持，来华僧人很难将佛教翻译成古汉语；三是汉地拥有本土信仰和宗教，无政治、经济等因素牵绊的话，普通民众难以接受佛教这一与儒家思想有较大出入的精神信仰。通过自上而下的倡导和传播更适合佛教在汉地生存，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二）在中心城市组织僧团

这一时期来华的僧人主要是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之地多为政治或经济中心。这些中心城市是上层权贵和精英贤达的聚集地，不仅人口众多、交通便利而且经济繁荣、文化开放，能够为佛教的壮大提供各方面的有力条件。比如都城洛阳，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汉强大的国力吸引大量西域诸国的商人、使者前来经商朝贡，洛阳也成为包括天竺、月氏、安息、康居等国来华僧人聚居之地。汉代译经大多都在洛阳，洛阳是该时期汉地佛教中心，汉地的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也建于洛阳。拥有了固定活动地点的僧团，也更有利于僧人向民众开展讲经、布施等活动。

（三）主动融合儒、道思想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来华僧人不论是在译经还是在之后的讲经、辩论中，都需要尽可能用汉地人所熟知的话语体系来表达。汉朝是儒家思想转向谶纬神学并盛行的阶段，此时道教也在吸收大量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正逐步宗教化，虽然佛教与儒学、道教分数不同类型的文化体系，但仍有相似之处，正如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所言，“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上流社会，偶因好黄老之术，兼及浮屠……至若文人学士，仅襄楷、张衡略为述及，而二人亦擅长阴阳术数之言也”。由此这些来华僧人往往将佛教附庸法术，并以咒术、幻术、医术等为传教手段。早期神僧法术中普遍应用的，通常是日行千里、出水、通鸟兽语、伏虎等，如《出三藏记集》载安世高“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乃至鸟兽鸣呼，闻声知心”。

除了这类宗教神化的吸引信众的手段外，译经僧人还通过“格义”的方法，让汉地人理解并接受佛教教义。“支谶《道行经》译本受《老子》影响把‘真如’译成‘本无’。‘真如’是佛教大乘说中关于永恒真理或绝对本体的概念，后世又译为‘性空’、‘法性’、‘实相’、‘佛性’、‘法身’等。‘本无’理论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世上一切事物皆为假象，在破除了视假象为真实的妄见之后，就能达到对绝对本质——本无的认识。‘本无’学虽然否定假象的真实性，却不否认假象的存在，而认为‘本无’通过‘假象’而存在。”使用了“格义”方法的佛教意义上的“本无”与《老子》中所要传达的“无”（道）的思想，有可以相通之处，但实质上又并非是同一事物。早期在汉地的佛教，虽然因依附于谶纬神学和黄老道术，未能真正显示自身的特色和力量，未曾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但这种情况到了汉末开始有了改变，在地方和民间，佛教信徒日渐增多。

四、结语

一种大的宗教，其正式产生需要具备这样几个基本条件：第一要形成特定的宗教信仰，第二要形成特定的宗教理论，第三要形成特定的宗教实体，第四要形成特定的宗教活动。佛教在古印度诞生，这几个基本条件在释迦牟尼初转法论时就以具足，但到汉地传教，作为三宝之一的僧人，只能采取种种策略来重新具足这几个基本条件。从西汉初传到魏晋时期的快速发展，再到隋唐的高度繁荣，直至之后的延绵不绝，足以证明佛教在汉朝时就已在一批批传教僧人的努力下，扎根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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