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如何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基于A银行的案例分析

摘要：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均将金融风险防控确定为国家战略，银行业是金融风险防控的核心领域，因此查找银行业金融风险防控的漏洞和短板是当下之要务。本文以A银行为例，分析在资本压力增加时该银行是否会运用会计方法虚增资本，揭示该银行资本压力增加的原因和会计方法虚增资本的渠道，为监管机构补充银行业风险防控漏洞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A银行；资本压力；核心一级资本；会计方法虚增资本

一、引言

自2013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遭遇了资本要求提高和宏观经济下行双重挑战。原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办法》），2013年1月实施，它将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从4%提高到7.5%。2008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研究证实，欧美商业银行在面临资本压力时广泛采用会计方法虚增资本，最常见的方法是延迟确认资产减值 （Beatty and Liao，2014）。锦州银行2019年暴雷后一次性确认资产减值损失236.84亿元，同比增长587.58%，导致其资本充足率9.21%迅速降至监管红线10.5%之下，说明该银行前期可能为虚增资本推迟确认了资产减值。在金融风险防控成为国家战略以来，查找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的漏洞和短板成为当下之要务。依据欧美经验和我国个别银行暴雷事件，我们判断会计方法虚增资本可能是我国当前银行业金融风险防控的短板问题。本文聚焦国家金融风险防控战略需要，分析A银行应对更高资本压力的具体办法，并进一步挖掘其中是否存在会计方法虚增资本问题。本文收集的数据源于A银行公开披露的年报和wind数据库。

二、A银行简介

A银行是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业务范围涵盖公司银行业务、金融市场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交易银行业务等综合金融解决方案，也提供零售银行、信用卡、消费金融、电子银行等多元化金融产品及服务。截至2021年底，A银行资产规模超过了8万亿元，是一家有强大综合实力和品牌竞争力的金融集团。

三、A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压力增加的原因分析

（一）资本监管要求提高致使资本压力增大

《资本办法》实施前，A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远超过监管红线4%，资本缓冲空间较大。但在2018年A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缓冲受到大幅挤压，降至1.12%，与2013年《资本办法》实施时的情况比较降幅超过65%，表明其核心一级资本压力增加。分析发现，2013—2018年A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由8.78%降至8.62%，从数值上看降幅较小，但事实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已调整为7.5%。在监管要求提高的情况下A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却在下降，这反映了A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能力与监管要求不匹配的事实，监管资本压力较大。

分析A银行核心一级资本构成的变化情况发现，2013-2018年间A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增幅为176.67%；风险加权资产增幅为179.88%；后者的增幅大于前者，这说明A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缓冲下降是该银行扩充资产规模和监管要求逐年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将A银行2013—2018年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均值进行对比（见图1），在观察期内前三年A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略高于均值，而后三年却明显低于均值。上述变化趋势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在2016-2018年间A银行承受了较大资本压力的判断。

（二）盈利能力下降致使内源融资不足

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主要依靠留存收益的增长来提升监管资本。留存收益增长的唯一源泉是净利润，因而我们从净利润变动情况入手，分析A银行监管资本压力大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均值的原因。A银行利润总额在2014-2016年间由545.74亿元波动至546.08亿元，几乎没有增加，2017年甚至大幅下降至522.76亿元；其净利润在2014-2016年间同样没有增长。综上，从利润相关指标来看A银行的内源融资能力不强，仅能够维持当前的资本充足率，难以满足逐年提高的监管指标和不断扩充的风险资产规模对核心一级资本的需要，监管资本压力较大。

（三）尝试通过取消股利分配缓解资本压力

商业银行取消或压缩股利分配比例能够直接增加监管资本。表2列示A银行2010—2018年的股利分配数据，发现2014年A银行未对外发放股利，而是选择将所有利润留存于公司内部，在当年为A银行增加留存收益124.362亿元（假设2014年维持2013年现金分红比例30%），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也因此而增加了41.94bp。A银行在年报中表示，综合考虑到资本监管标准、重大资本支出等因素，A银行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水平，故2014年度未进行现金分红。这说明其在资本监管压力较大情况下通过取消股利分配来缓解压力。

但该行为却引发监管机构多次问询。可见，与金融监管机构关注银行资本是否充足不同，证券监管机构十分关注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稳健性；商业银行若计划通过限制分红的方式来累积核心一级资本，可能会招致证券监管机构问询，诱发负面市场反应；这也佐证了双重监管差异问题的客观存在。

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公开发行新股、可转债、附认股权证债券的过程中，均需要满足“最近三年累计以现金方式发放分红的比例不少于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这意味着，A银行若计划在未来期间对外公开募资，必须保持每年约30%的股利分配比例，可见减少或暂停股利分配将影响后续对外融资。因此，2014年后该银行不得不放弃通过少分红或不分红来补充资本的计划，这一行为也证实了其确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资本监管压力。

（四）合格资本工具门槛提高致使融资渠道减少

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增发新股、发行可转债、发行优先股等方式对外募集权益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但《资本办法》规定，可转债在实现转股后才能作为合格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具，而优先股只能作为二级资本，上述要求均为新增内容，说明监管机构提高了合格资本工具的门槛。因此，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通过对外募集权益资本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途径比以前减少了。

2015年A银行成功向B公司定向增发股本21.48亿股，实际募集资金118.88亿元，并将其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虽然定向增发能提高商业银行资本的损失吸纳能力，但需要找到合适的战略或财务投资者，难度较大，募资数额有限，补充资本的力度也较小，且此举仅使A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增加了34.27bp。

2016年A银行计划对外发行可转债，直到2019年才实施，耗时约三年半。此外，根据《资本办法》规定，可转债在转股后才可以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而转股期限最早于发行后6个月。可见，受监管机构审核的耗时和可转债转股期限的限制，发行可转债的方式难以快速地补充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因此该方式难以作为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主要途径。

四、A银行可能实施的会计方法虚增资本方式分析

我们参考Beatty and Liao（2011），采用“贷款减值准备质量指标”（它等于贷款减值准备与期末不良贷款余额的比值，以下简称LQ指标）来衡量贷款损失计提的及时性，LQ指标值越高，表明贷款减值准备余额对期末不良贷款率的覆盖程度越高，贷款减值计提的及时性越高。由图2可知，A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计提及时性与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A银行可能存在利用推迟确认贷款减值准备的方式虚增资本充足率问题。

2016年A银行的两个指标均下降，与总体趋势不相符，其中LQ指标值仅为1.56，降至历史最低值。其可能原因如下：第一，2016年末A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为155.50%，已非常接近监管红线150%，如果进一步减少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将导致贷款拨备对不良贷款的覆盖率不足，这会违反相关金融监管规定，诱发监管介入或处罚，因而可能是监管要求限制了该银行；第二，2016年该银行的资本压力较大，难以仅利用虚增资本的方式扭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下降趋势，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A银行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仅为5.96%，营业利润的增长率为-0.01%，盈利能力较2015年显著下降，且该年度A银行并未通过其他外部渠道募集资本金；资本增量的减少使该年度核心资本充足率大幅下降。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前文分析发现，在2013—2018年政策缓冲期内，A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监管压力明显增大，在短时间内难以通过内源融资补充资本，也难以利用资本市场募集大额资本金补充监管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其试图通过取消股利发放、对外定向增发新股、对外发行可转债等方式提升资本充足率。但仅有2014年取消股利分配的措施和2015年对外定向增发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核心一级资本。因此我们判断该银行可能存在运用会计方法虚增资本的动机。

上述研究还发现在2016-2017年间A银行面临的资本压力尤其显著，且未成功运用其他融资渠道改善监管资本不足的现状，在这两年运用会计方法虚增资本的可能性更大。在对A银行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和公允价值计量在金融资产计量中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在2016和2017年间A银行较大程度地使用了推迟确认贷款减值准备的会计方法虚增资本。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拓展商业银行高质量资本补充渠道；由于压缩分红比例虽然简单易行但却受到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证券市场制度约束，而权益融资面临制度限制和市场状况影响等更多约束，因此监管机构应该放松这些制度限制。二是防控可能存在的会计方法虚增资本问题；《资本办法》实施后案例银行贷款减值计提及时性显著降低说明我国银行业存在会计方法虚增资本问题，锦州银行（2019）因一次性确认巨额贷款减值损失而暴雷也佐证了上述问题在我国银行业的客观存在，监管机构应重视该问题并运用科学方法加以监控，对持续性和较大幅度的虚增资本行为要及时干预和纠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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