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略图

基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的“Z 世代”师范生乡村从教意愿提升策略探析

作者

魏远廷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 610066

引言

2020 年 8 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并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高效率改革和高质量发展。”2024 年 10 月 31 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青年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确保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

乡村教育是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基础所在。长期以来,师范生存量规模(即选择就读师范专业的学生数量)和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痛点问题(人才匮乏和人才流动性高)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一面是师范毕业生“无业可就”,一面是乡村基础教育“无人问津”,产生这样社会现象的成因必然是复杂的。本文基于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宏观背景和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的工作实践,瞄准乡村教育振兴中关于人才吸引力不足的痛点和教育服务质量提升的迫切需求,深入解析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育人双向驱动的内在逻辑。以“Z 世代”师范生的乡村从教动机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发掘 *Z 世代”师范生的代际价值观特质,剖析乡村教育人才供需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最终提出从“社会认知职业”视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就业育人模式。以期提升师范院校的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师范生乡村从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外学者们关于乡村教师的研究主要围绕“教师的招聘与保留”“教师职业发展与专业支持”“教育政策干预效果评估”和“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等主题展开,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中,针对乡村教师的流失问题,学者们大多从经济因素、职业发展机会、文化适应成本、教师从教意愿、职业培训与职业倦怠方面进行探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国内学者们都充分肯定了师范生对乡村教育振兴建设的重要性,也指出目前乡村教师的数量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但乡村就业不充分和人才“留不住”的问题仍旧凸显。在影响因素方面,唐桥和植子伦使用扎根理论分析了影响因素的 4 个核心范畴:生活品质、精神追求、自我发展、人际关系 [1]。刘佳和方兴发现预期未来发展、婚姻问题、教学条件、生活适应、同伴认同、同龄陪伴、收入水平、个人价值追求等,对“00 后”师范生的乡村从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生活适应与个人价值追求是最主要影响因素 [2]。朱守信和程天君通过研究发现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教育行为态度对乡村定向师范生职业承诺具有正向影响[3]。在对策建议方面,戴伟芬等人提出重构师范生适应乡村从教的培养课程、探索设置乡村教育专业、加强入职支持、保障专业发展等建议[4]。

二、师范生乡村从教意愿的理论模型构建

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CCT)由 Lent 等人(1994)提出,该理论聚焦个体、行为与环境的三元交互作用,旨在解释职业选择与发展中的心理机制。其核心框架包括自我效能感、结果预期、个人目标。SCCT 理论强调“自我效能感→结果预期 $$ 职业兴趣→目标设定→行动投入”的链式作用机制,环境因素通过调节各环节间接影响职业选择。

“Z 世代”师范生群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成长于网络的“原住民”,其思想认识、人生观价值观、行为方式等都深受网络环境的影响,进而导致职业决策机制与SCCT 经典模型存在代际断裂。因此,在提升其乡村从教意愿的过程中还应考量“Z 世代”代际特征与乡村教育特殊性,如数字教学效能感、意义预期、政策感知效用、文化资本、技术情境、代际互动等。

基于此,本文构建出师范生乡村从教的动机模型。其中,核心变量以本研究的理论支撑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为起点,主要包括数字教学效能感、意义预期和流动性目标;调节变量包括数字鸿沟适配度、文化资本和政策工具组合;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家庭经济依赖程度和城乡生源地。

三、师范生乡村从教意愿的提升路径

(一)强化本土化生涯教育与价值引领

本土化生涯教育和价值引领是高校提升师范生乡村从教意愿的重要手段,特别是要重视网络新媒体的作用。从专业选择上,选择就读师范专业的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身的职业生涯目标都有着比较清晰的规划。在进行职业决策时,除了受到薪酬待遇、发展潜力、工作条件、地域等常规因素的影响外,教育情怀、乡土归属感等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变量。基于此,对“Z 世代”师范生乡村从教意愿较低且流动性较高的困局破解重点应放在生涯教育和价值引领层面,依托网络新媒体积极构建适应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的“大思政”场域。

(二)完善分阶段全过程的支持保障

“Z 世代”师范生乡村从教意愿的支持保障机制应围绕“职前理想化 $$ 入职现实冲击→留任意义重构”三阶段动态演化特征进行设计。在职前理想化阶段,要强化“意义驱动”,通过依托数字技术帮助师范生进行职业体验,激发其对乡村教育的社会认同,进而建立乡土情感的联结。在入职现实冲击阶段,可为师范生提供AI 教学助手,选聘职业导师,按教师实际需求提供定制化培训等方式以提供过渡性支持。在留任意义重构阶段,要为其打造职业的增值发展渠道,畅通进修学习、跨域交流、实践返岗、项目研究等,同时还可以联合小红书、B 站、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打造“乡村教师品牌社区”,增强其社群归属感。

(三)实行差异化的政策激励机制

不同地域乡村的职业期待与职业韧性的形成机制各有不同。在物质条件相对欠缺的西部乡村,“Z 世代”师范生可能通过“教育公平贡献”“乡土文化传承”等意义叙事补偿经济落差,形成独特的职业韧性。东部师范生对“职业发展政策”敏感,西部师范生对“保障型政策”更依赖,需完善设计“东侧重发展、西侧重保障”的区域差异化政策激励机制。同时,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对乡村从教的师范生进行从教意愿度的测量,针对测量结果及时实施干预措施。要注重发挥朋辈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塑造典型先进人物,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乡村教师的队伍建设,最终实现职前“愿意来”、入职“留得下”、留任“教得好”的良性循环,助力数字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唐桥 , 植子伦 . 他们缘何跨越城乡差异而来?——职后公费定向师范生乡村从教的推拉因素分析 [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2023,(02):131-150.

[2] 刘佳, 方兴.“00 后”师范生的乡村从教意愿与政策改进[J].当代青年研究 ,2021,(03):45-51.

[3] 朱守信 , 程天君 . 乡村定向师范生职业承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 [J]. 江苏高教 ,2022,(11):24-31.

[4] 戴伟芬 , 孙冉 , 徐静 . 师范生迈向高质量乡村教师的路径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23,43(08):29-37.

基金资助:共青团四川省委 2025 年度四川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下“Z 世代”师范生乡村从教动机模型构建研究(SCTW25D-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