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写自觉性中的文化自信

摘要：公元3世纪初，曹操禁止厚葬，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深受其影响。而东晋《爨宝子碑》的出土却是墓前立碑的特例，爨体风格的碑文又填补了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由隶向楷过渡的实物缺失。此外，清朝盛行考据学，大批考古资料的挖掘及印刷业的发展拓宽了书家的视野，碑学成为取法的对象。在“碑帖融合”的观念笼罩下，逐渐涌现了诸如包世臣、何绍基、沈曾植、康有为、阮元、金农等大批文人研习并推崇二爨。但近年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爨文化和爨体书风的审美及其谱系价值受到忽视。本文基于对该文化的研究，以《爨宝子碑》为切入点，着眼于史料论证、对比论证等方法，从书写的理论认知、审美构建与创作实践等视角，寻找新时代活化爨体字的研究与传播路径。

关键词

爨文化 爨宝子碑 书写自觉 文化自信 当代审美

一、以史为基立体把握书写的文化背景

爨氏家族作为南中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姓，其夷化过程是漫长的。从“二爨碑”可见，爨氏虽雄居一隅独霸南中，但汉文化的特征仍有遗存。汉碑形制大致包含碑座、碑身和碑首三部分，以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张迁碑》为例，碑首为半椭圆，整碑呈长方形，厚度20厘米左右，而《爨宝子碑》整体形制、行文相似，仍保有汉文化色彩。文献记载爨氏的最终完全夷化是在隋唐时期，《隋书·梁睿传》称：梁睿为益州总管时，上疏隋文帝说：“宁州，至伪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征赴荆州（按：公元548年，内地爆发‘侯景之乱’，徐文盛率南中兵数万人东下勤王），属东夏尚阻，未遑远略，土民爨瓒，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爨震相承至今。” 这里，徐文盛督南中时的爨氏大姓最高首脑被称为“土民爨瓒”，说明萧梁时的爨氏上层，当居于一种似汉非汉，似夷非夷，夷汉半掺的状态中。此后，到了爨瓒的儿子爨震时，《隋书·梁睿传》里便称之为“南宁酋帅爨震”了。此时，上距徐文盛东调，“土民爨瓒，遂窃据一方”之初，为时33年。再往后，《隋书·韦世冲传》有载：“南宁渠帅及西爨首领。”最后，到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史万岁奉命南征，讨伐的便是“南宁夷爨翫””和“蛮酋爨翫”了。从以上列举历代史家对爨氏最高统治者祖孙三代的称谓，可以看出其变化来：“土民”、“南宁酋帅”、“南宁渠帅”及“西爨首领”、“南宁夷”、“蛮酋”。从此，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是一批又一批由南中大姓夷化而来的“两爨大鬼主”、“乌蛮首领”、“白蛮首领”、“三十七蛮部”，而南中大姓之称谓却绝于史册。 综观南中爨姓的崛起、发展与演变过程，南中爨氏这一特殊的统治阶层，乃是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开疆拓土的特殊产物，该民族成分的演进变化是与王朝势力在南中地区的消长相同步。此外，该夷化过程又正是爨文化作为区域性地方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如此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中汉蛮融合的文化背景，书家对《爨宝子碑》的时代性理解至少基于两个维度：第一，《爨宝子碑》中既有隶书的方正、古拙、稳健，又有楷书瘦长等普遍性规律。间于二者的书写流变是爨氏家族雄强统治南中400余年文化自信的物化表现。第二，该类字体在去“蚕头雁尾”的过程中，笔势刚劲中多几分游牧民族强势之下的野蛮之气。故而，爨体个性审美上的“怪”便见怪不怪了。

二、“以古为徒”但“书外求书”

早期书法篆刻的影响力在于书法专业报刊及例如“西泠印社”这类的团体，而非“国展”，由报刊、社团承办书法篆刻学术研讨、展览、拍卖等活动，书画家、篆刻家的成长与报刊、社团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自1980年首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和1981年中国书协的成立，“国展”做为加入书协的条件，各地美术馆、文化馆等机构的办展要求也视书协、美协会员为“正宗”，甚至为参展之基本。今时，别于清末西方传入的钢笔、圆珠笔、签字笔等硬笔类的书写工具，中国毛笔书写的笔迹可刚柔相济，其丰饶的装饰性、趣味性与笔墨变化中用笔的弹性是其他硬质笔所不能及的。故而即便是源于实用功能的书写形式，在便利的硬质笔、电脑等现代化工具层出不穷的时代下，反而突显了该项活动艺术功能与审美价值的重要性。台湾学者杜忠诰先生在其《汉字美学》中认为“人的美感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但不加以开发、运用，这种能力会变得迟钝而隐晦不彰。日常生活中若缺少了美感的活动，会变得单调、乏味，精神甚至萎靡不振。这种空间内部构建的多样性，即便书法创作时的造型发挥，为中国书法艺术之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熟知的历代书家，他们往往不以书法扬名，善书者以书入画、抒胸中之情，正如《书谱》中“达其性情，形其哀乐” ，这一行径是书家书写自觉性创作的彰显。这种基于对艺术客观物象自发创作的灵性源于创作主体对字的字形结构的天然默契，而小爨的学习也当遵循该共性的。“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古的特点是质朴，而今的特质多是妍美。前者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后者是随着主流审美、书写语言需要而变迁后的结果。我们不能一味摈弃历史及其当时书写的审美趣味，但也需捕捉、构建当代书法的全面的、整体的、立体的学术认知体系，发掘并活化不同民族的书体，以提高全民族书家理论与创作的综合素养为目标，包容接洽更多的地方性文化与形制。故而笔者认为“书外求书”，当务之急求的是书法外的学养与大格局下灵性的书写自信与自觉。

综上，当代书法的审美构建应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下百花齐放后的结果。而爨文化这种非主流的文化产物是边陲地区汉蛮交融的历史见证，其《爨宝子碑》是爨氏统治者高度的文化自信后对中原“正宗”书体的审美革新。我们只有以史为基、立体把握书写的文化背景，“以古为徒”又“书外求书”，革古求当今的审美之道、运用之道，才可能摆脱流于表面的肤浅摹写。惟有深刻地共情爨人的游牧的蛮性与文化自信下的艺术张力，才可能有持续传承爨文化的动力与活力，才可能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艺术共性中自发出更多的风格与流派、焕发新的书写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孟子[战国].《孟子》卷五

【2】 张京华.《庄子注解》.湖南.岳麓书社.2008.5：69

【3】《墨子》[战国].卷十四第五十二篇

【4】 戴圣[西汉].《礼记·檀弓上》第二卷

【5】许慎[汉]、[宋]徐铉.愚若.《注音版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5.第三上：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