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献中的宋代宁波城市对外职能考察

摘要

宋代朝廷将外商贸易纳入贸易收税的制度中，且允许并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进行贸易活动，这使得宋代宁波处于极为特殊的地位，承担了非常复杂而多元化的对外职能。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以石刻艺术为代表的优秀的工匠艺人奔赴日本等国，实现以人为载体的文化交流职能。以牒状等形式部分行使与日本外交职能，在中央政策等条件支持下实现对日本贸易窗口职能。

关键词：宋代宁波；城市职能；石刻艺术；牒状外交

宋代是中国古代海洋事业空前发展的时期，在海洋政策方面进行了较大调整，具体表现在允许并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使中国海商作为贸易主导力量之一参与亚洲海洋贸易。宋代以前的王朝，特别是唐代，欢迎外国商旅来华，创造出对外开放的局面，但唐代对外政策同时具有封闭性，即仅向外国人开放，却并不允许本国民众外出。

与之相比，宋代海洋经营的目的重点不在于营造四夷怀服，而是获取贸易利益，将外商贸易纳入系统的市舶管理体制之下，纳入贸易收税的制度中，这是宋代对来华外商管理制度不同于前朝的最大变化。日本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化管理也为宋代明州成为对日贸易口岸带来新的契机。此外，这种开放政策也促进了当时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

另一方面，宋代中国与日本没有建立正式的国家外交渠道，但日本作为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重要对象国，在这一时期与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日渐紧密，宋代宁波也在此时跃升为东亚地区海上贸易、文化交流与区域外的重要节点。宋代宁波在上述这些方面承所担的事务使得这座城市当时的地位极为特殊，承担了非常复杂而多元化的职能。

从“城市职能”角度看宋代宁波，可以更真切地看到这座城市所承担的历史作用。城市职能（urban function）是指城市在一定地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分工，是城市对城市本身以外的区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宋代宁波的对外职能明显，可以说是一个“外向型”功能城市，发挥的职能中很大比重属于“对外职能”。

从史料角度来看，相比国内，邻国日本也留下了较多关于宋代宁波对外职能方面的历史资料，本文对宋代中日两国关于宁波对外活动方面的历史文献做一汇总，对宋代宁波所承担的对外职能进行辨析。

一、文化交流职能：石刻艺术对日本的影响

由于宋代允许国人出海的开放政策，不仅宋代的书籍、文物等传到海外，同时也伴随着优秀的工匠艺人、知识分子奔赴海外，实现以人为载体的文化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港城宁波成为东亚地区海上贸易的一大中心，也造就了中华文化区域传播的中心地位。其中，宋代石刻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尤为显著。

（1）石工人材输送

日本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初期，为修复因连年战乱而烧毁的东大寺，从中国聘请了一批石工来到日本，据日本《南无阿弥陀佛作善集》、《东大寺造立供养记》等文献记载，东大寺复兴时所制作的石制品包括“中门石狮子”、“堂内石侍从”、“四天王像”等，均为“宋人字六郎等四人”（字为六郎的宋人，一行共四人）所造，他们在中国采购了这些石材，共三千余石，花费了巨额运费从中国运到日本。这批宋人石工中有一人出身于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名叫“伊行末”，后在日本定居，其子孙形成了总称为“伊派”的石工集团。

此外，日本京都嵯峨二尊院有一幅被认为是宋人所作的石碑，川胜政太郎曾认为这幅被称为“法然上人庙”的石碑为空公上人湛空的行状碑，并广为人知（川胜，1948）。碑文末尾有“大宋庆元府打石梁成觉刊”落款，通过此落款可知该碑为宋代中国石工梁成觉所制。石碑制作精美，因此这位石工的技术应该不一般。石碑建造于建长五年（1253年），铭文中的“庆元府”为如今宁波市。梁成觉渡海到达日本正是在这期间。日本相关史料中有观点认为梁成觉也是参与东大寺营造的四名宋人石工之一。

由此可知当时中国宋代来到日本参与东大寺复建工程的四名石工中，至少有两人出身于宁波。伊行末在日本的历史文献中留下了较多记录，而梁成觉此人，日方史料并未见其详细记载，因此无法得知该石工的具体个人情况。中国的现存史料中则几乎没有留下两人的任何信息。由此可知，一方面，宋朝政府的海洋意识和出海管理政策也为当时的人员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得一批优秀的石刻匠人能够顺利出海。另一方面，就当时的石刻技艺而言，宁波无疑是主要的对日本石工人才输送地。

（2）石刻建筑风格承袭

从建筑风格来看，日本镰仓时期的石刻建筑，例如镰仓地区的大藏寺层塔和东大寺石刻物等，均有此前日本石制品所不具有的部分细节。例如，东大寺石狮子的底座（须弥坛）西侧面图案，是在太湖石上雕刻两头鹿，鹿头回顾，呈坐姿。两头鹿均口衔花草、扭头互看。这种太湖石上雕刻坐鹿的图案未见于日本此前的石刻作品中，但与宁波月湖出土的门鼓石上的的图案如出一辙。宁波这处门鼓石为两座一对，每座门鼓石都雕有一头鹿，且鹿均口衔花草。

位于日本京都地区的泉涌寺开山无缝塔，其塔身有一种独特字牌形状雕刻，日本大江绫子教授将无缝塔的塔身雕刻的独特字牌形状称为“荷叶莲台牌”，这种字牌形状发源于中国。据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大江綾子女士考证，荷叶莲台牌有很多种类型，但泉涌寺开山无缝塔的塔身所刻的莲台牌线条与宁波天封塔出土银牌及天童寺的无缝塔相仿，都具有宁波周边石塔所特有的特征。此外，日本学者山川均教授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泉涌寺开山无缝塔与宁波阿育王寺内一尊无缝塔（部件）非常相似，专家们认为无缝塔这种塔形也极有可能源于宁波。

由此可见，宋代宁波地区的石刻技艺，无论细节构图、建筑部件，还是工匠流派发展方面，都对日本的石刻建筑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国家外交职能：宋代宁波与牒状外交

在宋代外交事务中，大事上奏中央由枢密院处理，小事路州自行移牒栽量，即中央赋予边境州官一定的外事自主权，这种情况为数不少，久而久之，形成定势。以北宋为例，河北东路雄州负责辽国涿州，河东路代州负责辽国朔州。永兴军路延州对应西夏国宥州。此政策又延续至海外诸国，京东西路密州对应高丽国，两浙路明州对应日本国，后在神宗年间添设高丽司。因此，宋代明州成为对日本、高丽的外交窗口。

（1）宁波与日本的牒状外交

宋代《庆元条法事类》规定“牒”主要在没有统摄关系下的官司作为平行文书使用，“内外官司非相统摄者，相移则用此式”。这给“牒”这种公文形式带来了很大的衍生发展空间。因为宋朝在某种程度上鼓励边境州郡的外交自主权，牒状制度在10～13世纪内，成为东亚的汉文化圈各国非常重要的外务公文形式。

日方的《师守記》、《帅記》、《异国牒状记》、《水右記》等史料中记载，从1073年北宋熙宁六年的《奉国军牒》到1279年南宋亡国之际的祥兴二年《亡国通知牒》，200余年时间内，日本方面收到宋朝共合9份国牒，回书5次，两国文书收授的窗口即为各自官定贸易窗口明州与大宰府。

例如《异国牒状记》中的记录：“承安二年秋，宋朝牒状到来。状称：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牒日本国太政大臣（相当于中国宰相），献方物于又送太政大臣。同三年二月，入道太政大臣送宋国返牒。状云：‘日本国沙门静海牒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王。式部大辅永范卿草之、入道参议教长卿清书、太上天皇（即后白河法皇，时任高仓天皇的父亲）并入道相国遣答信物。’”

次年，名义上已经出家的平清盛以“日本国沙门静海”的身份致牒“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王”。《玉叶》“承安三年三月十三日”条记载，明州送“剑一腰，手箱一合（盒），在物具（铠甲）等”。后白河法皇返礼为“莳绘厨子一脚，纳色革三十枚。同手箱一合，纳砂金百两”，赠送对象为当时已退位的南宋高宗皇帝。

由此可看到当时宁波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对日本外交权限，包括牒状往来、礼品赠送、接受等活动的自主权，使得宁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对日本外交的中央政府代言人，被赋予较高的外交职能。

（2）宁波与外交国书翻译

建炎南渡、南宋定都临安之后，明州（庆元）不仅只是发挥海外贸易重要枢纽的作用，还因其位于杭州湾外缘，岛屿、港口众多，便于驻扎水军、停泊海船的独特地理优势，成为沿海制置司的治所，担负着拱卫临安都城的重要职责，与首都临安的各级政府机构保持密切联系。

1200年8月，东南亚“真里富国”使团从宁波登陆，并向当时南宋政府提交国书，当时的南宋临安中央政府接受国书后无法辨识其内容。“……番字一体、绝类琴谱、竟不知所言何事、方欲下庆元府、令译而来。上曰「可令译来」。既而本府言蒲德修等并译语人吴文蔚辨译表文”。（《宋会要辑稿》）

朝贡使节团在宁波登陆后，检查其是否携带国书，未携带国书者不得进入京城。若国书内容为非汉字，则宁波（庆元府）负责将其翻译成汉语，呈递给中央。 （山崎覚士，2019）

可见南宋时期的宁波（庆元）为中央政府承担了部分外交翻译职能，同时也成为南宋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邦交窗口。

宁波作为港口城市，特别是长期设有市泊司、市舶务组织的口岸，与外国商船的语言文字交流必不可少，因此拥有丰富的译语人才资源也不足为奇。《清波杂志校注》卷四"倭国"条中记载：烽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飘沉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谷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裸病人就水滨.杓水通身浇淋.前四方呼其神请祷，即愈。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在拥有丰富译语人才的情况下庆元府为中央政府承担国书翻译工作，以庆元府官方出面组织人手进行翻译活动，这个可能性较大。

三、对外贸易职能：作为对日贸易窗口的宋代宁波

有宋一代，宁波与日本博多是当时的一条主要海上贸易航线，进入12世纪后，宋代中日两国近80%的贸易往来均由这条海路航线承担。就宁波而言，宋代宁波的对外贸易窗口功能尤为被中央政府认可，明州市舶司就是在宋代建立的。  而日方研究者更关心的是，宋代宁波是如何成为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地区之一的？

（1）宋代宁波如何成为对日贸易港

公元9世纪以前的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中，中方港口主要是山东、江苏地区（登州、楚州）。明州成为中日之间海上航路的重要节点，主要是从唐代后期开始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明州只不过是这一时期的沿海多个港口之一。

到公元10世纪为止，浙江沿海的温州、台州等地作为海上贸易港湾也发挥着巨大作用。但进入宋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989年北宋在杭州初设两浙市舶司，992年移至明州定海县，此后将两浙市舶司分设为杭州、明州两处。公元999年之后更是有明文政策规定，浙江出海船只必须由杭州、明州两地出港。日本僧人成寻所作《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他于1072年搭乘宋人曾聚的商船自杭州登陆入宋，并受到宋神宗接见。神宗询问成寻“日本与明州接近，为何不与宋通交？”、“自明州出港，最先到达哪所（日本）州郡？”。可以看到此时宋朝中央政府已规划将宁波作为对日本贸易港口。

据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榎本渉教授统计，从11世纪开始浙江与日本的海上贸易航线几乎全都是以明州作为始发港口，杭州几乎不作为对日贸易港口。他指出，这种“明州一家独大”的局面形成，既有明州作为天然良港的自然条件和完备的管理机构之因素，也是当时的政策使然。

不过，日本方面来到江浙地区的商船则未受此限制，日方的记录中有俊 大师乘坐日方商船由江阴港登陆。宋代史料中也记录江苏江阴地区“绍熙间（1190年-1195年），商船、倭舶岁尝辐辏”。而当时的苏州许浦地区官方记录中也存在20名左右“贩倭人”，即从事日本贸易的海商。原本两浙路设有5处市舶务，到1190年仅剩明州一处。13世纪初又有杭州、秀州、江阴等地市舶务重新开设，但大多以长江沿岸的内河商贸为主，“高丽、日本不至，非复往日”。

（2）宁波的魅力所在

宋代明州市舶司对于外国商船的管理主要市通过“抽解”、“博买”两种方式进行的。抽解，就是征收进口关税，征收办法是将进口货物按数量平均分为十份，抽取其中若干份作为关税。“其抽解将细色直钱之物依法十分抽解一分，其余粗色并以十五分抽解一分”。博买，就是市舶司抽解之后，继续统购一些货物作为官府之用，市舶司博买的价格往往低于商品的市场价。博买后，商人便可以自由贩卖。

12世纪末，南宋朝廷意欲将两浙路的海外贸易功能集中到明州一地。1213年，朝廷下诏命令福建、广南地区的外航船舶必须从明州启航，当时秀州地方官也曾向朝廷请求允许与倭船进行贸易，但被朝廷驳回。当时吟咏秀州华亭县的诗句中有“商贾通倭船”一节，足见两浙路沿海还零星有日本商船到来，但正式从事海上贸易的仅有明州一地。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江浙地区除了官方许可的贸易之外还存在多种形式走私贸易。那么，既然在江浙沿海港口有走私贸易的存在，为何还要将货物运往明州市舶司接受“抽解”、“博买”的不利贸易条件？

日本神户女子大学山内晋次教授认为，官方制度的保护对于国外海商来说，虽然获利有所减少，但其吸引力仍然远远大于走私贸易。总体来说，随着宋代造船规模及航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官方制度下“抽解”、“博买”所造成的损失可通过货物运送量的增加来弥补，总体上仍是有利可图的。据一名晚唐时期穆斯林商人留下的记载显示“凡皇帝所需之物皆以最高之价格采买，且立即支付现银。…若皇帝不买，龙脑等物止以半价市售”。宋代以后的“博买”制度也基本沿袭了这一特点。

此外，宋朝法令上还对蕃商进行一定的保护。宋建炎元年规定，蕃商到港，“除抽解和买，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越诉，计赃罪之，有亏蕃商者，皆重审其罪"。宋代史料中还记录了一则市舶司官员盘剥客商被追责的案例：“绍兴十年，广东权市舶晁公迈因贪利，被大食商人蒲亚里所讼，诏监察御史祝师龙、大理寺丞王师心往广州劾治”。

在对日本贸易中，为了激励日商来华的积极性。宋政府曾一度放弃了每年价值上万缗的黄金抽解税，“倭船到岸，免抽博金子，如岁欲不可阙，则当以最高年分所抽博数（三万六百五十六贯文），本司（指明州市舶司）代为偿纳”。

结语

综上所述，宋代宁波所体现的对外城市职能主要体现在文化交流职能、国家外交职能、对外贸易职能三个方面。本文通过中日两国关于宋代宁波对外城市职能的现存史料进行梳理，再现了古代宁波作为对外文化传播枢、对日贸易港湾及对日外交窗口的重要作用，展现出古代宁波所发挥的重要对外职能，以及宁波的厚重历史文化积淀所显示出的独特人文底蕴。

参考文献：

[1]山崎覚士．瀕海之都―宋代海港都市研究[M]．汲古书院，2019．

[2]山崎覚士．書簡から見た宋代明州対日外交[J]．専修大学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年報第3号，2009.

[3]榎本渉. 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9～14世紀—[M]．吉川弘文館， 2007.

[4]李小红. 海外贸易与唐宋明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05）.

作者简介：邓凌志（1976.05），男，汉族，籍贯：湖南常德，硕士，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文化、翻译学。

基金项目：宁波市2024年度市级重点文化研究基地项目“从中日两国史料看宋代宁波的城市对外职能”（WJ2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