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工作经验探析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任命，担任西南局（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机关）第一书记职务，负责云、贵、川、渝、康藏地区的工作。整个西南地区，除了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以外，还生活着一些具有不同生活习俗的族群，尤其是云南、西康以及贵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几乎都存在着民族聚居、杂居。复杂的环境以及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使得民族工作在处理起来异常艰巨，而能否处理好民族问题，事关西南区的前途和发展。分析这一时期民族工作的成就能够在新形势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等民族工作提供历史经验。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民族工作；历史经验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工作经验

邓小平认为民族团结是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民族区域自治不能成为空头支票而应尽快实现，经济问题也是事关各族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提出了民族工作的开展“要同少数民族商量”等主张。这些民族工作思想的形成，既建立在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独特见解之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和”文化）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

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工作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局面，而且可供借鉴的经验不多，因此要在西南地区百废待兴的现状下开展工作，就必然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民族工作。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使邓小平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发展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邓小平以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告诫民族工作者：“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1]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引下，邓小平对民族理论的实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采取了统一干部思想、加强民族干部培训等举措。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民族工作以及民族问题的相关论述，无不是对马列民族理论的活学活用，这些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不仅是指导当时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聚焦以民族大团结为主线的中心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了解少数民族发展状况，曾做了大量的调研。邓小平发现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很大，民族感情的基础不牢，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2]由于两种主义的长期存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相互戒备，矛盾积怨已久，在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下，甚至出现了一些具有歧视性的词汇来称谓少数民族。[3]另外，还有一些歧视性的地名、建筑，如“理番”“平彝”等等。此外，一些干部缺乏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理解，工作中的大汉族主义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云南禄劝县曾经成立“改良风俗委员会”，没能够充分贯彻落实党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对于有武装的少数民族群众采取强制没收的办法，[4]两种主义影响下出现的民族隔阂决定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工作必须要围绕“民族团结”展开。

（三）落实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的民族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够充分保障各族人民通过自治权的行使来决定本民族的事务，使各族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但西南的大部分民族地区多是在1950年初才刚获解放，对于怎样“自治”，并没有十分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但邓小平坚信只有搞好民族区域自治，把相关制度贯彻落实下来才能够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因此邓小平提出一方面要充分借鉴较早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例如我们党在20世纪20年代时曾在壮、瑶族聚居区领导建立政权[5]，30年代又在川康藏区建立的“格勒得沙共和国”，[6]40年代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等。另一方面要号召开辟新区的同志们及时探索总结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此外，中央民族访问团在深入西南地区进行走访后指出，民族工作“主要的关键已集中到政权问题，就是成立区域自治或联合政权”[7]，这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族工作中的地位，必须要作为一项基本的民族政策落实下来。

（四）强调以稳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思路

民族地区的贸易税收等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工作十分关注的问题。邓小平认为“经济问题是各族人民的一个基本问题”[8]，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离不开经济的稳定增长。如果说对各民族解放后的政策仅仅是一种象征意义上“装饰”，而不去落实，不去让少数民族群众享受经济发展的“好处”，那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沦为一个空架子，更不可能使各民族摆脱经济发展不充分的境况。因此邓小平认为通过调整由来已久的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及介入并纠正贸易中畸形的交换比例，是完全可能稳定民族地区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此外，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群众购买力不足，要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政府就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贴，在贸易中亦要“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9]。总而言之，民族工作不仅仅只是一项政治工作，而是要充分考虑影响少数民族群众经济生活的因素，因时因地为其提供便利和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条件。

（五）采取以协商式沟通为策略的统战方法

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作为自治主体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能否被充分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认为协商沟通属性的民族代表议会能够为少数民族争取本民族利益、解决民族问题提供平台，提出要落实民族杂居地区的专署和县人民政府两级设专署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委员会。[10]而通过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亦能够使民族干部正确认识党的民族政策，防避民族工作中“左”的思想出现，避免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经过培训的民族干部也能够发挥头雁作用，在带领群众往前走的时候不能脱离群众。[11]此外，对民族地区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是邓小平非常重视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的进步力量薄弱，民族工作开展起来阻力很大，民族地区的上层人士作为民族地区影响力较大的人，做好这部分人的工作、与这部分人进行沟通并建立友好关系，争取到他们的支持，能够极大的推动民族地区工作的开展，因此邓小平强调“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11]，并且只要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服务，不管之前是活佛、土司、头人甚至是普通人，就能成为人民的领袖。[12]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的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发展开了一个好局，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各民族内部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团结发展模式。民族工作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征，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的动态命题，必须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解决民族工作中的新问题。新形势下，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工作经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实民族团结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13]

（一）加强对民族理论的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和指南”[14]。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着异常复杂形势的情况下，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民族工作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完善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民族理论，使我们国家的民族理论既有科学性、又具有人民性，特别是创造性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是在长期统战中历经实践检验，是“适合中国的情况”，[15]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进藏部队和干部必须要懂得党的民族政策、要熟悉藏族人民的生活习俗的原因，只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以及实事求是的工作才能更好实现团结奋斗的目标。我们党在民族工作探索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因照搬别国经验而走了弯路，这就更加凸显找到这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理论的不易，必须要坚定对民族理论的贯彻落实。当前我们国家仍然面临敌对势力对民族地区破坏、渗透等风险，民族工作仍然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者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加强对民族理论的学习，并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理念深入到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形成在实践中完善民族理论，在完善民族理论中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良性循环，进而使民族理论深得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6]

（二）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17]。这一“有利因素”就表明了众多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以及灿烂的中华文化。但值得警惕的是，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也使得民族工作面临更多的风险挑战，必须要权衡好多元文化的百花齐放与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不可动摇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泛团结一切力量的启示是：一是要在新时期运用好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同民族人士、宗教人士、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党外代表人士、党外知识分子等搞好关系，壮大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力量；二是畅通建言献策渠道，多听取民族地区各界人士心声，及时开展调研并掌握各民族的民生现状，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关系基础之上；三是将党的民族政策以更加贴近少数民族生活的形式进行宣传，在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增进少数民族群众对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改善民族地区经济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18]。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内在决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剿匪、禁毒、土改等各项工作，无不是围绕着少数民族群众切身利益开展的。现阶段，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资源禀赋差异而与发达地区有较大发展差距，要真正体现民族团结和平等，就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必须让各个民族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这也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初心所在。因此，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要始终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文化、教育、卫生等其他民生领域才能够发展得更好，“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19]。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验告诉我们，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够照抄照搬别国经验，也不能搞整齐划一的“一刀切”，各具特色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在找准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中，走特色、差异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才能够走得对、走得通、走得稳、走得好。

（四）重视民族地区干部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0]。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方面有不少成功经验，例如十分重视向党组织靠拢的“东藏民主青年同盟”中的年轻人，这些受到重视和培养的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在后来的民族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前深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时期，具有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属性的民族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而民族工作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工作，因而民族工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才。民族地区干部作为贯彻与实施党的民族政策的一线实施者，起到了重要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因此民族地区干部的培养，必须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在思想上要提高民族地区干部的政治站位和自身的党性修养，要厚植人民情怀，在大是大非上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自觉抵制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在工作实践中要增强与时俱进、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新形势发展要求的能力，将民族地区干部的培养考察选拔放在较长的时间段和背景中，通过横向比较不同民族干部在重要事件、关键节点中的德才水平来进行验证式考察。这种“因事察人”式的干部考察有助于真实全面了解民族地区干部的道德素养、任职优劣、适岗能力等特征，有利于将优秀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成为一支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参考文献：

[1]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202.

[2]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307.

[3]李晓芬.《邓小平的故事》之四主政西南[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

[4]王维舟.一年以来西南民族工作及对1951年工作的意见[Z].//中共茂县地委编.民族工作学习材料.1951.

[5]于衍学.邓小平早期民族理论初探[J].社科纵横，2018，33（10）：12-19.

[6]何立波.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藏区建立的“格勒得沙共和国”[J].文史天地，2012（6）：59-62.

[7]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M].上海：民族出版社，1988：67.

[8]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280.

[9]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282.

[10]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271.

[11]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9.

[12]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3]郝时远.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

[14]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 2020（13）：12.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7.

[16]郝时远.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

[17]新华网.习近平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EB/OL]. http：//news.cctv.com/2016/03/10/ARTIqJRKGNjn5REo1DzczxFp160310.shtml，2016-03-10.

[18]新华每日电讯.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EB/OL].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3-06/09/c_1310726116.htm，2023-06-09.

[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0.

[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6.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

作者简介：鲍旭源（1989—），男，河南南阳人，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基金项目：2023年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委托课题“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民族工作经验及其当代价值研究”（CQSYWTKT230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