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矿井里，诗人在峡河边

听一个作家说过，中国文学至今成就最高的，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对世界的认识与参照的，是散文，而非诗歌小说或戏曲。

“峡河”是作家陈年喜的故乡，也是他在散文创作中集中笔力所呈现的美好安逸的“峡河世界”的素材源流。作家的这篇散文属于“非虚构写作”，力求现实的真实感。这种“真实”只是相对的：一方面，在他的地域散文中所书写的峡河风光、风俗人情等都是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亲历者，他对峡河故乡的生活的情感同样也是真实的。因此，其对“峡河世界”丰富的地方书写不仅能够充实读者对陕南地区个性风貌的了解，还具有深厚的人文性思考的内容。

作者采用了非虚构作品中十分常见的叙事策略：通过倒叙有意识地用简短的句子开篇，先行将一件事情的结果告知读者先以简单的叙述讲述结果，然后展开一个故事。“我的右耳失听已经十年了”向读者介绍一个陌生的听障人士的世界，以引起读者的好奇。 这也是他身为非虚构作家的优势：他有许多写作者都难以比拟的独特和丰富的社会生活经历。

在长达数年的写作锻炼中，无论对于诗，还是对于非虚构写作，陈年喜越来越有“自觉的文学书写意识”，近十年离开矿洞的生活，更是使得他在文字上有更多的投入。正如“他把洞穴深处打眼放炮、炸裂岩石的工作场景第一次带入中国诗歌”，他也完全有可能将之带入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将他所见或所经历过的底层人生活记录进文字中。即便这其中有些内容不是第一次被书写，它们也值得被不同的写作者一再书写，因为他们都是生活于社会底层、吃苦力、求生存的人，也是这世上遭罪受难的人，他们是无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们中国大地上艰辛地生活于世，却一直身处背光之处。他们是不幸的，又由于陈年喜的书写而有幸哪怕被人短暂地记忆。也因此，可以说陈年喜的写作，为在大众视野中一直缺席的群体绘制了群像，同时也拓展了非虚构写作的版图。《耳聋记》便是以陈年喜自己的常年矿工爆破手的职业病为切入，将在矿工群体凄惨陌路娓娓道来。

其次，陈年喜在非虚构写作中有意克制了自身情感的流露。比如：

“包工头的老婆在灶房边劈柴，我看见斧头高高举起，无声落下，松木的柴瓣在她脚下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震爆性耳聋是一个漫长积累的结果（当然，耳膜突发破裂属另外一种情况）。有的三年，有的五年，有的十年八年，至于为什么它会突然在某一刻发出致命一击，是一个医学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此之前，一定有过巨大创伤的铺垫。”

这两段话在冷静讲述自身接受已经耳聋的现实，同时极力克制了情感的波动，给读者以第三人称旁观的奇妙体验。仿佛他在讲述他人的人生，而不是本人的悲惨过往。

但有些句子也没能完全克制住感情，还有些许情感流露。

“这种甜味无法说出，微微的，又久久持续。我想起来小时候含过的糖精粒儿。小时候感冒了，不想吃饭，大人会拿出一粒糖精放到孩子嘴里，我所有身上的不适、悲伤立即就消散了。”

“甜味无法说出”与”悲伤消散”不必说出来，本留给读者去感受即可。他还是没能忍住，这是他耳聋前最后所想到的美好回忆，他不自禁加上了带有温度的回忆。

在陈年喜的叙述中，也有一些特别吸引人的细节。比如“有经验的工人可以借助蜡烛的弱光发现矿石上偶尔的纯金颗粒，大如麦粒，小如针尖。这些矿块带到洞外的某些小店铺，可以换取一双袜子或一瓶高粱大曲。”这才是宝贵的，令读者眼前一亮的。

有意识的记录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小觑——它是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件：对他人的生活与故事永远葆有热情与好奇，对他人的存在永不漠然或忽视。这也是非虚构作品的价值之所在：记录、呈现、去遮，让生存的褶皱与细节更多绽露，让更多生命的幽微的存在真相展现于世人面前，让沉默的大多数获得它在这世间应有的“光照”。也由此可见，非虚构作品的向外延展性和纵深性越大，就越有意义，至少从题材方面来说是如此。

其实，阅读陈年喜老师散文最大的感受，就是那透过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结实而饱满的现实。这里的结实与饱满，既是审美意义上的，也是社会学的意义上的。那是一个人、一群人、进而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强大而鲜活的生活现实，包括他们的生、老、病、死。它们的厚度与重量，远远超出了文章本身的分量。

“受限于才情与艺术修为，我的诗歌是粗粝的，但它不浮浪，不虚伪，不王顾左右。我希望它是一块有温度的金属，在坚硬的时间上，有一丝自己的划痕。当浮云远去，后来者从其中能看到这个无限遮蔽迷幻的所谓全球化世界的一鳞半爪。”

他说，这是他在纽约大学交流的一个讲稿，那时候还有理想，现在只剩下咳嗽。

当大地的身体被挖掘的千疮百孔，它回馈给挖掘者的也是千疮百孔，而两者最后的结局都是空空如洗。虽然前路充满了艰辛，但还得走下去，祝福陈年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