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谚中的两汉循吏与酷吏

[ 胡喜民（1995.02-），男、汉、河南省平顶山市、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秦汉史。]

摘要：循吏和酷吏是汉代两种典型官吏，不仅在庙堂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地方治理中同样产生影响，获得了下层民众以谣谚方式的不同评价。谣谚作为传播民间文化的一种载体，由于其自身艺术特征，发掘和传播了两汉时期循吏与酷吏形象；作为民间舆论的一种形式，谣谚也成为两汉时期循吏和酷吏选官制度与监督制度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汉代；循吏；酷吏；谣谚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官吏中的两个特殊群体，循吏和酷吏在《史记》中首次出现，两《汉书》随后也为其单独立传，这两种官吏类型开始成为后世史家研究的重点。在《汉书》注中，颜师古认为循吏的主要特点是“上顺公法，下顺人情”，[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3页。]而酷吏却多以严刑峻法治政，“好杀行威不爱人”。[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56页。]两者不仅在庙堂上得到皇帝的重视，对地方治理同样也产生深远影响。由于循吏和酷吏的治政理念和执法手段不同，其在地方获得的评价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谣谚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评价方式。

谣谚最初来自民众口头创作，是群众的情感抒发或经验总结，并保持旺盛生命力流传下来。根据《说文解字》记载，“谣”和“谚”在最初时候为两种体裁，“谣”写为“䚻”，含义为“徒歌，从言，肉”，“谚”指的是“传言也，从言彦声”。[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页。]由于两者在创作形式、流传方式、反映时事等方面极为相似，所以往往合称为谣谚。回顾整个中国古代史，历代都有谣谚流传，并经文献记载保存至今，《左传》《国语》《战国策》《韩非子》等先秦众多典籍中都记载了大量的谣谚，为后世对当时的政治、历史、民族、风俗等进行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到了汉代，谣谚开始更为广泛地流传，成为西汉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为数量多、类别多、涵盖时间长、地域分布广。[ 《汉书·艺文志》中收集的各地歌谣，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简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洛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等。]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曾引用大量谣谚，《史记索隐》中提及“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但受传统史学观念限制，著录于史册的谣谚往往与政治生活、政治事件有关，《后汉书》就记载光武帝“广求民瘼，观纳风谣”，[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57页。]采用谣谚对官吏进行评价。通过对史料中与两汉循吏、酷吏相关的谣谚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下层民众对这两种官吏的评价及其特征，从谣谚自身特征对相关史料进行补充，了解朝廷如何利用谣谚作为舆论来确立选官和监督制度。

一、两汉循吏、酷吏相关谣谚的具体内容

自《史记》创设循、酷吏列传后，两《汉书》均沿用其名，但循吏、酷吏的概念产生一些变化。过去研究中，以余英时先生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汉代循吏以黄老及儒家思想为指导，采用仁爱教化治民，获得正面评价较多，而酷吏则受到法家思想影响，以严刑峻法治民，往往得到负面评价。[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7页。]也有观点认为二者都是实行人治，但循吏依靠儒家经典进行教化，酷吏却只是帝王的工具，[ 于振波：《汉代的循吏与酷吏》，《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作为有着明显治政特点的官吏，其历史形象可能更加复杂多变，可以通过谣谚进一步对其形象进行辨析。《史记》和两《汉书》中出现了多首与循吏和酷吏相关的谣谚，其中与循吏相关的有四首，与酷吏相关的有五首，结合谣谚出现的背景对其进行分析，可观时人对这两种典型官吏的评价，从而进一步了解循吏和酷吏的内涵。

谣谚首先通过记录两汉循吏与酷吏的具体事迹展示其品行，为循吏和酷吏的个人形象补充史料。《后汉书》中提及“南阳茨充代（卫）飒为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殖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利益焉。”[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60页。]茨充继循吏卫飒上任桂阳太守，重视生产，帮助百姓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这是循吏重农富民的典型特征。其中李贤在《后汉书》注中的一首谣谚更加丰富了茨充的历史形象，《东观记》曰：“同侣马死，充到前亭，辄舍车持马相还迎，乡里号之曰‘一马两车茨子河’也”。[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60页。]展现了茨充不仅善于治政，也具有乐于助人的良好品性。

一些与两汉循吏酷吏相关的谣谚还带有哲理性，能够侧面反映官吏的治政理念。通过两首哲理性谣谚，可以了解桓帝时期的循吏仇览如何对下层民众进行教化，传播孝思想。汉代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在选官制度中突出孝廉，无论高层还是基层官吏都致力于推行这一思想，而对这一理念贡献较大的官吏通常是循吏。《后汉书》中记载：“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80页。]陈元被其母亲状告不孝，仇览通过自身平日观察到陈元家的情况，认为陈元并非恶人，就向其母子传播孝的观念，最终陈元成为孝子。这件事也被当时的百姓通过一首谣谚流传下来，“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枭哺所生。”[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80页。]在本则史料中，陈元并非恶人，只是未经教化，最后也在仇览的帮助下成为孝子。但在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中，引用了另一首谣谚，“孤犊触乳，骄子骂母。”与上文有所不同的是，“人羊元凶恶不孝，其母诣览言元。览呼元，诮责元以子道，与一卷孝经，使诵读之”。这里的羊元即陈元，自身凶恶不孝，仇览就传授其为子之道与《孝经》，羊元向其母亲谢罪：“元少孤，为母所骄。谚曰：孤犊触乳，骄子骂母。乞今自改。”最后也成为一代佳士。这两则说法虽然有些出入，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汉代循吏如何施教导民，这两首哲理性的谣谚也可以看出时人对孝思想的传播。

循吏和酷吏的执法行为引起时人的关注，他们也通过谣谚对官吏进行整体评价，生动形象地描述官吏特征。汉武帝时期，与酷吏郅都齐名的宁成就有一首谣谚流传，“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806页。]宁成不仅个人性格好斗气，针对宗室豪杰也采用残酷手段，“久之，郅都死，後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806页。]因此时人将其与乳虎进行对比，体现了酷吏执法行为对当时群众的感情冲击。部分酷吏将刑法作为可以随意解释的工具，成为帝王的爪牙，但仍有酷吏虽执法手段残酷，但也能保持公正，通过谣谚留下了一些正面评价。湖阳公主是光武帝的姐姐，其奴仆白日杀人，藏在公主府中，其他官吏迫于权威无法捉拿。洛阳令董宣趁仆人随湖阳公主出行时，提前等候，“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光武帝闻后大怒，痛斥董宣，但并未让其屈服，最后称他为强项令，赏钱三十万，董宣也因此获得极大的声誉，“京师号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90页。]虽然董宣曾残杀多人，但从这首谣谚中可以看出，酷吏并非都是完全顺从帝王，也有其执法公正的一面。

通过前文论述，谣谚内容中包含着两汉循吏与酷吏的具体事迹、执政理念、时人评价，推动了两汉循吏与酷吏历史形象的确立。无论循吏与酷吏的治政策略与手段有何不同，他们都满足了统治者一定需要，有着鲜明的治政特点，给当时当地的舆论造成一些影响，这也是相关谣谚出现的原因。这些谣谚在出现后能够流传开来，也与其特征密不可分，相对于文人诗歌来说，谣谚更容易为下层民众所理解，且朗朗上口，便于流传，是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大众文化。通过对相关谣谚艺术特征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掌握更多两汉循吏与酷吏的信息。

二、两汉循吏、酷吏相关谣谚传播的原因

综合与两汉循吏、酷吏相关的谣谚来看，能够流传下来不仅与其内容相关，与谣谚自身的艺术特征更是密不可分。谣谚的形式多样，一方面是由于没有统一标准，产生于不同群体不同地域；另一方面是因为松散样式符合创作者主观发挥的需要，使其思维更加自由宽泛，从而产生大量通俗、流传广的谣谚。但这些谣谚也有着自己内在的规律，可以从谣谚的句子长短、修辞手法、情感性进行分析。

从谣谚的句子长短来看，有一句一首的“一马两车茨子河”“桴鼓不鸣董少平”，也有两句一首的“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还有四句一首的“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等，甚至有多达八句一首的谣谚，“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91页。]综合来看，与汉代循吏和酷吏相关的谣谚一般以二句、四句居多，内容直白、短小精悍，注重情感抒发。包含了后世诗歌的创作形式，对文人诗歌创作内容的演变也有深刻影响。

从修辞手法来看，与两汉循吏酷吏相关的谣谚普遍应用对偶对仗，不仅体现谣谚作品的形式美、韵律美，也可以从中获取更多历史信息。如“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同时将两位官吏进行对照分析，而召信臣被列入《循吏列传》中，杜诗却与他人合传，这首谣谚就说明他们之间有着一些相同特征，我们分析其事迹可以更加理解该谣谚的创作背景。“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42页。]召信臣作为南阳太守，推行富农政策，兴修水利工程，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获得“召父”的称号。而后来的南阳太守杜诗，通过在任期内政治行为，也同样获得良好声誉，“七年，（杜诗）迁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时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94页。]从召信臣和杜诗的事迹来看，二人在就任南阳太守期间，都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杜诗虽然未列入循吏传中，但根据这首谣谚及其表现，也具备了循吏重视经济发展、顺应民心的基本特征。

谣谚作为早期文化的一种，是为了满足群众情感需要而产生，因此往往还具有社会即创性，抒发了民众当时的集体情感，研究相关谣谚可以对历史事件有着更深的感情体悟。酷吏尹赏的行为就给当时执法地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使一首悲愤的谣谚流传下来。“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74页。]尹赏担任江夏太守时，就因捕杀江贼和吏民过多，被免去职位。后来在长安城重新得到重用，处理犯罪事件，虽然很快治理了盗贼，但采用的手段过于残暴，凌驾于法律之上，杀害大量少年。“赏亲阅，见十置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73页。]通过谣谚可以看出，酷吏虽然在当时满足了统治者的需求，但其过激手段也激起了百姓的怨言。

谣谚之所以在时间上传承长，在空间上传播广，历久弥新，与其特征有极大的关系。随着谣谚的持续演变，逐渐表现为统一趋同的特点，不仅多用对称对偶的结构，更成为一种共同的语言习惯，容易被人们理解，模仿创作。谣谚原本是口耳相传的形式，也正是因为其艺术特征不断变化，影响力不断扩大，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并通过文字记载下来，扩大了其保存途径。随着官方对民间舆论的重视，谣谚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并在政治制度中得到体现，也正因如此，谣谚对循吏与酷吏形象的树立与产生有着重要影响。

三、谣谚对两汉循吏、酷吏的影响

自西周以后，儒家政治思想中流传着一种民本思想，将民间谣谚视为民意或民间舆论，在下层民众之间流传的谣谚往往代表着风俗民情，体现民间对地方官员或朝廷的态度。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开始重视对民间谣谚的收集与利用，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开始成立面向全国的歌谣采集机构，“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4页。]但此时的乐府制度主要是为了祭祀、典礼，也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娱乐需要。随着儒家观念传播及政治制度的完善，谣谚开始对汉代制度发挥实质性作用。

谣谚对两汉循吏和酷吏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选官制度上，汉代实行察举制，被推荐的民众和下层官吏往往拥有良好的声誉，通过谣谚进行传播，官吏是否符合儒家道德思想的标准直接关系到其能否进入官僚体制内，开启个人的政治生涯。官吏的升迁贬黜也会受到谣谚的影响，《资治通鉴》中提及，东汉末年有“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两汉出现大量与人物有关的谣谚，其中身份为官吏的较多。酷吏严延年处理被当地人称为“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的地方势力后，“三岁，迁河南太守，赐黄金二十斤”。[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69页。]还有循吏被上级官吏征为下属，“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以德化人，署为主簿”，[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80页。]仇览因谣谚流传出来传播孝思想的事迹，被当时的考城令王涣署为主簿。

官吏上任后，中央政府会从多个途径对其进行监督，西汉从武帝开始不定期派出风俗特使，[ 吕宗力在《汉代的谣言》中提到，史有明文的风俗特使，武帝时期三批，宣帝时期三批，元帝时期两批，成帝时期四批，哀帝时期一批，平帝时期一批（王莽命人伪造民间歌谣），新莽时期三批。]这些特使的任务就是收集与谣谚相关的民间舆论，将地方社会状况和官吏作风反映出来，促使中央对不当之处进行调整，也使得循吏酷吏有了施展能力的舞台。《汉书·酷吏列传》中，由于地方豪强肆虐，多任太守都不能改变局势，郡吏都畏避之，当地开始流传“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的谣谚。随后，精明强干的酷吏严延年到任，采用强硬手段处理地方豪强，也为其增添了一份政绩，体现了谣谚对当地政治生态的监督。派遣风俗特使并未形成稳定制度，但民间舆论作为考核监督地方长官的指标，在政治运行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

刺史在汉代监察制度中也占据重要地位，拥有代表中央监督地方的权力，刺史的“六条问事”职责范围中也提及了谣谚的作用：“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讹言”。[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42页。]汉代文献中，此处的“讹言”与谣谚相通，循吏和酷吏也多有“二千石”官的履历，刺史通过这一途径来了解民间舆论并监督地方官吏的行为。但在西汉后期，刺史实际成为地方最高级行政长官，有时改名为州牧，其监察功能逐渐减弱，但谣谚在监督地方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

谣谚对两汉循吏酷吏的影响还与皇帝具体政策相关，从已有史料来看，光武帝至章帝时期与循吏酷吏相关谣谚共有四首，相对于其他时期出现的较多，这与东汉时期光武帝“广求民瘼，观纳风谣”的政策应该有很大关系。光武帝根据其在基层成长的经验，十分重视民间舆论，将民间谣谚作为考核郡国长官的一环，实行“举谣言”的舆论监督制度。在《后汉书·蔡邕传》中也将其流程描述为“三公听采长吏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举谣言者也。”[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96页。]在这个制度的影响下，东汉前期涌现出一批治政能力较强的官吏，如杜诗、任延、锡光等。作为监督方式的一种，单独依靠谣谚也会产生一些弊端，有些谣谚只是反映局部地区的小部分民意，未体现多数人想法。部分官员也会利用短期政绩收买人心，甚至伪造谣谚，范晔也评价后期的“举谣言”制度导致“中兴之美，盖未尽焉”。总之，汉朝相对于秦而言，更加注重民意，并将其体现在政治制度中，而谣谚作为民间舆论的一种，成为影响官吏选拔考核的重要因素，自然也对汉朝循吏与酷吏的出现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结语

两汉时期涌现出大量循吏酷吏，他们的出现与当时朝廷的政治思想、政治形势、治政策略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认为，循吏是为了颂扬封建统治的德政，为官吏树立典范，酷吏是为了贬斥负面的官员，起到警示作用，也利用笔伐口诛之功消解人们的积怨。[ 程遂营：《“二十四史”<循吏>、<酷吏>列传与中国古代监察官的选任》，《北方论丛》2001年第1期。]谣谚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体裁，流传速度快、范围广，记录下官吏的个人事迹或执法行为，他们因此被进一步树立为循吏或酷吏，又通过谣谚将其形象进一步传播。无论循吏和酷吏列传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谣谚都为其形象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种民间舆论，正如汉代一首“千夫所指，无病而死”[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98页。]的谣谚所说，是法律和行政监督的补充，制约地方官员的权力，因此，谣谚更多地在循吏、酷吏的选官及监察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谣谚作为一种监督方式，也存在着其弊端，如易被人篡改利用，有时只能反映局部地区的舆情。无论如何，谣谚对汉代循吏和酷吏形象的确立和传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循吏和酷吏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