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

日本以“中国驻屯军”为棋子，为侵华战争预先布局。随着日本侵华行径的展开，“中国驻屯军”从军事、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充满日本“马前卒”，在中国国土上肆意践踏。饱受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生死存亡的边缘激发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侮，开启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侵华罪行中开始萌生、不断强化，并团结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须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一、从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全面入侵中萌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日本民族的“侵略”思想构成日本民族逻辑的主线，从“八纮一宇”的历史观中启蒙，经“古代幕府”的历史制度固化，由“全盘西化”的历史变革武装，在“对华侵略”的历史悲剧中实践，始终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从 1587 年到 1894 年，日本以“清国驻屯军”为棋子在1901 年6 月投放到京津，后历经1912 年到1936 年“中国驻屯军”、1936 年到 1937 年“华北驻屯军”、1937 年到 1945 年“华北方面军直辖部队”等三个阶段，日本“中国驻屯军”在中国存在 45 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一个非正规编制的守备部队，逐渐升级成为“永驻部队”即常规编制部队，在日本侵华大棋局中充当着“马前卒”的角色，在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桩桩滔天罪行，迫使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渐渐萌生中华共同体意识，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团结、一致对外，投入到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来。

一是从军事侵略看“亡国灭族”之危。日本“中国驻屯军”以军事扩张为侵略核心，直接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根基。1935 年，驻屯军通过《何梅协定》迫使国民政府放弃华北主权，使华北五省沦为“非武装区”。1936 年，驻屯军在天津海光寺秘密增兵至 2 万人，配备陆海空全兵种，成为日本全面侵华的“急先锋”。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中国军队驻地附近进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并谎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严词拒绝之后，驻屯军开始炮轰宛平，发动了臭名昭著“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大幕。驻屯军还通过特务机关（如“松井公馆”“和知公馆”）策划分裂活动，例如策动山东“独立”、扶植伪满洲国政权，企图以军事力量肢解中国领土。军事是政治关系的延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军事的集中体现。日本驻屯军的侵略属性直接给政治、军事、战争冠以“非正义”的标签，在给人类的物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导致人类精神世界中“反人类”的极端道德伦丧。在一系列赤裸裸的军事压迫下，中国各族人民逐渐认识到“亡国灭族”的现实威胁，在驻屯军的刺刀和枪炮下，激发了全民族“救

亡图存”的共同意志。

二是从经济掠夺看“生死存亡”之困。根据《北支那占领地统治计划书》，驻屯军以武力为后盾，制订了掠夺华北地区经济的方针政策。1934 年 2 月后，驻屯军先后设立甲、乙、丙三个嘱托班（日军委托满铁开展调查的机构），对我华北地区的工业、交通、矿产等重要资源进行了详细勘查，3 年多的调查形成报告 100 多册，为日军制定全面侵华战略和掠夺华北资源提供了重要参考。1935 年下半年，驻屯军又制定了《中日经济提携计划修正案》《随着华北新政权产生的经济开发指导案》等一系列掠夺华北的方案，涉及煤炭、钢铁、盐、棉、矿山、电业等重要部门。1936 年 1 月，日本出台《华北处理纲要》，规定“处理华北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1937 年到 1945 年8 年时间里，日本从华北开采煤炭 1.2 亿吨，铁矿石 450 多万吨，海盐 1200 多万吨，还有大量的钨、锰等金矿石，相当一部分被运回日本本土，填埋在近海储藏起来。除此之外，驻屯军还直接干预中国的币制改革，阻止国民政府华北地区的现银南运。日本侵华期间始终有一条军事侵略的明线和一条经济侵略的暗线相互交织，军事打击使中华大地千疮百孔，经济掠夺陷全中国百姓于深重苦难当中。驻屯军的系统性掠夺，将中华民族推向“生死存亡”的绝境，同时也迫使民众觉醒，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工人组织反日罢工，中华民族在生存危机中凝聚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争精神。

三是从文化灭绝看“民族认同”之殇。以“三八线”为界的韩国和朝鲜、以“柏林墙”为界的东德和西德、以瓦格赫边境站为界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分裂制衡的历史产物。日本侵华带给中国的伤害和沉重的民族记忆，都与分裂密切相关，分裂东北、建立伪满，分裂华北、建立伪政权。“分裂”始终是日本乃至西方列强蚕食中国的重大战略。地域上的“分裂”会直接导致文化上的“割裂”，思想文化上的割裂才是最可怕的。1931 年，关东军占领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开始了对东北长达 14 年的殖民统治，在严密封锁和奴化教育下，“五四”之前大多数东北人只知道“日本”“天皇”，而不知道“中华民国”“孙中山”。在华北，驻屯军如法炮制，1935 年，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奉行日本陆军省要把华北五省变成“不受南京政权政令左右的具有浓厚自治色彩的亲日、满地带”的指示，还扶植汉奸殷汝耕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为日本在关内扶植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同时，驻屯军通过“中日密教研究会”等组织推行宗教同化，强制华北民众参拜日本神社，拆除孔庙、关帝庙等中华文化象征；在山东推行“国语家庭”制度，禁止学校教授中文，企图以日语取代汉语。驻屯军的文化灭绝政策，旨在摧毁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却反向强化了“民族认同”的集体觉醒。面对文化压迫，中华民族萌生高度文化自觉，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在抗战时期被广泛传播，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民族精神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将文化认同升华为政治纲领。中华民族以文化韧性回应侵略者的精神剿灭。

二、从日本“中国驻屯军”的残酷暴行中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最惨烈的集体创伤，也是共同体意识觉醒的转折点。驻屯军暴行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每个个体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经济基础与精神家园的系统性破坏。这种压迫在客观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离散状态，迫使不同阶层、地域的群体在生存危机中重新定义自我与他者的边界，中华民族在血火交织中完成了从自在群体到自觉共同体的历史性跨越。

从“自在”到“自觉”：民族认同的危机催化。日本“驻屯军”的侵略行径通过系统性暴力，迫使中华民族从自然存在的“自在”状态转向政治觉醒的“自觉”联合。驻屯军的系列暴行，使中国社会各阶层面临生存危机，并且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地域与阶级隔阂，农民失去土地后加入抗日游击队，知识分子通过《大公报》等媒体发声，工人组织反日罢工同盟。著名学者费孝通提出的“自在—自觉”理论在这一历史时期得到印证，即外力压迫使分散的民族单元凝聚为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民族“自觉化”本质上是危机对离散性的消解过程。驻屯军的暴力统治制造了“生存悖论”—侵略者越是试图通过分化策略巩固统治，就越会激发底层民众对“共同命运”的认知。这种认知的质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依附关系的解体迫使中华各民族群体意识到个体生存与民族存亡的关联性。二是以强制日语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灭绝政策，反向强化了各个民族对本土文化的保护意识。三是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中国人民共产党，通过《论持久战》等先进理论建构，将全国各个民族的感性抗争升华为理性民族主义。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民族主义往往诞生于驿共同苦难的集体记忆”。驻屯军的暴行，恰恰成为这种集体记忆的催化剂。

从“压迫”到“抗争”：民族战线的形成巩固。驻屯军的军事扩张倒逼中华民族形成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面对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推动国共二次合作，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形成“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抗战格局。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115 师伏击日军板垣师团，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在驻屯军垄断华北煤炭、钢铁资源形势下，各民族组织“反日罢工同盟”；日语教育直接激发西南联大师生南迁护书、陕甘宁边区创作《黄河大合唱》等文化抗争。这种从军事对抗到经济抵制、文化守护的全方位抗争，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上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性确立。这种全民族统一战线体现着“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的共识，更揭发出全民族从被动压迫到主动抗争的深层逻辑。

从“割裂”到“重塑”：民族记忆的创伤修复。驻屯军对中华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反而催生了民族记忆的集体重构与升华。驻屯军摧毁曲阜孔庙、焚烧《四库全书》等行为，激起知识分子对文化根脉的守护：陈寅恪在流亡中完成《柳如是别传》，以史学重构民族精神；民间兴起“方言保卫运动”，用地方戏曲传唱抗日故事。这种创伤修复体现为双重路径，一是物质层面的遗产抢救，如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学者们用生命守护典籍；二是精神层面的价值重塑，如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将地域文化转化为革命符号；云南普洱茶农通过“马帮文化”维系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精神纽带；新疆各族以木卡姆艺术传唱爱国史诗。这些实践将历史创伤转化为共同体记忆，使“休戚与共”的民族品格深入人心。

三、从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前车之鉴中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日本侵华的非正义战争和反人类罪行，注定了日本侵略必然走向死路的败局，也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警示。

一是在政治维度要强化法治保障。 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时期，探索实行“三三制”政权，通过民主选举整合多民族力量，成为民族团结的典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须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法治基础。要以政治安全为主线，以《反分裂法》为武器，以人民防线为盾牌，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与中华民族团结繁荣，在日本侵华战争胜利后，要充分认清国内外新形势，要认清美西方在香港策动2014 年“非法占中”、2016 年旺角暴乱、2019 年“修例风波”等“港版颜色革命”的险恶用心，认清他们以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矛头指向，以意识形态领域为重要战场，以社会民生问题为切入点，操纵“疆独”“藏独”等抱团滋事的惯用伎俩，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与此同时，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写入宪法，明确其国家认同核心地位；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跨区域民族事务协调机制。

二是在经济维度要强化发展共享。陕甘宁边区通过“大生产运动”实现粮食自给，南泥湾从“处处是荒山”变为“陕北好江南”；晋察冀边区发行“边币”打破日军货币封锁，形成独立经济体系。这种从“依附性经济”到“自主性发展”的转型，为共同体意识提供物质支撑。要发挥各民族优势，实现发展共享与改革普惠，特别是要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加强民族地区基建。例如，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推动边疆开放，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民族自治区良性贸易互动，打造中亚经贸枢纽。

三是在文化维度要强化创新传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在世界高扬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旗帜，为世界各国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先后倡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等理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创造了良好的世界环境和培塑生态。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中华优秀文化中“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等思想共识，在全国各个民族间形成超越地域、阶层差异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同价值。故宫博物院推出“数字文物库”，使《千里江山图》等典籍数字化传播；云南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将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转化为文旅IP。这些都是有益尝试，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下云，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作者简介：杨晗（ 1980- ），女，满族，黑龙江黑河市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