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凝重到率意

一、凝重典雅的汉代官印

汉代官印是中国印章艺术的巅峰，其风格以凝重、浑厚、秩序井然为特征。这一时期的官印多采用铸印工艺，印文以缪篆为主，结构严谨，线条饱满，整体呈现出一种端严的庙堂气象。

“梁厩丞印”以“方”的特点最为突出，点画、字形皆“方”，但其章法却能平中见奇。以“方”为基调，圆弧笔画与斜笔并用。“印”字的下半部的圆、“丞”字的两个“又”部的圆、“厩”字的“又”部的圆恰好与“梁”字的“刅”的斜、“印”字的“爪”部的斜呈对角呼应。三个“又”部在印面中重复出现却有节奏变化。方整中见变化，平正中见婉转。“霸陵园丞”看似平匀实则充满奇思，线形上粗细变化丰富，整体又归于朴茂，“霸”字笔画最多却处理得最纤细；“丞”字笔画最少却用加粗填满的方式，避免杂乱的留红。虛灵的“霸”，沉着的“陵”，圆融的“园”，挺括的“丞”，使得匀整的印面有了更深层的对比。此外，“园”“霸”重心下移，“丞”“陵”字势上顶，上部往下发展、下部往上发展，空间结构就有了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的意蕴。

“麓泠长印”笔道宽厚有力，下刀沉着而大胆。“麓”“泠”之间的连接细线，“泠”的左侧两笔短竖的连接细线，“印”的“爪”部第二笔收笔处皆稍显刀痕，十分精神，流露出作者娴熟快意而沉稳安详的心理活动。“琅邪相印章”布局平正，起收处方截，但刻划干脆凌厉，线条力量感突出。“琅”“章”的长竖明快而厚重，“相”字“目”部的转折凝练而顺畅。尽显汉印的大气内敛、浑朴典雅之姿。

上述几方官印在处理矛盾关系上始终保持着中庸、和谐的处理原则，“违而不犯，和而不同”[1]，汉印所呈现出的既典雅又雄浑、既朴厚又凝重的气息与以儒家为指导思想发展出庄重、雍容的审美趣味是一致的。

二、率意天真的魏晋南北朝官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印风格发生显著变化，从汉代的庄重典雅转向率意自然。这一时期的官印多采用凿刻工艺，印文结构松散，线条细劲，整体呈现出一种自由奔放的气息。

三国由于制印方式的改变为凿刻，官印风格虽延续东汉的平和方正，结体却略显松散。“武猛校尉”笔画细劲挺拔、刚健硬朗，转折处方圆兼施，以方为主，“武”“尉”粗细变换极为巧妙；结字方正，开合有致；章法上，下边留红较多，上边顶边，貌似头轻脚重，但“武”字的留红将重量往上提，使得印面重归稳定，同时也显得疏密有致。爽朗乎神俊，阳刚之中有一种萧散之气，细细品味，寻常之中又出奇崛之思。凿印刀法通常率直随意，不加修饰，结字不求平正，多有欹侧，为旧的程式注入了新的气息，汉印规范严谨的形式和庄严浑厚的气息受到冲击。

东晋以后的印章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相较于前代，笔画变得细劲，结构趋于草率，章法布局也显得漫不经心，已不复两汉官印的庄重和严整。“汶山公下将军司马”笔画粗细变化丰富，转折以方出之，辅以圆转，刀痕显露，恰与四周的磨损相呼应。结字大小错落，方中见奇，“下”“将”略大，将“汶”“山”二字和“司”字左右挤开。布局上八字排以三行竖式，“司马”占一行，上边顶边，下边留红较多，与“山”“下”“司”的留红抵消重量。“殿中中郎将印”用笔粗细相参，方圆兼备。两个“中”字一大一小，一宽一窄，趣味横生。第二个“中”将“殿”“将”挤压，使得二字的左右靠得很近，“郎”字又故意拉开左右距离，挤压了“中”“印”，呈现出中间大、两边小的凸面镜效果。

东晋以后的官印相比汉印笔画均显得细劲挺拔，粗细也不甚讲究，凿刻时转折硬挺，不刻意求工，结体不再追求方正雍容，布局更加率意险绝，透露出一种不假修饰同时又略显萧疏的气象。

进入南北朝，相去汉代甚远，魏晋玄学对文艺的影响已深入人心，“自然”“气韵生动”“骨秀”“飘逸”“韵”等审美趣味也早已在人们的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印章更加率意萧疏。“安西将军司马”刻划粗率，粗细变化极大，中间“将”“军”二字较粗，两侧较细，尤其“安”“西”二字极细，粗而不滞，细而有力，时粗时细，时隐时现，变化极为自然。结字见方，朴茂而生拙。章法上，“西”“司”二字笔画少且细，字形疏朗，二字恰成对角分布，形成遥相呼应之势。印面上边顶边，下边留红，增加了整体的持重感。“江源男章”笔画瘦劲，刻划粗率，“江”“源”二字“水”旁的处理穷尽变化，“江”之“水”旁宽且倾斜“，源”之“水”旁极窄且端正，十二个点形态不一却又呼应成趣。结字大小相间，欹侧有度。“男”字较短，“章”字较长，“江”字左倾，“章”“源”右倾，造成了一种参差错落之感。南北朝的印章笔画更加细劲硬挺，留红更为大胆，粗细反差更大，在不计工拙、毋求平正上更进一步，率意险绝、奇肆洒脱成为此时印人们的最高审美追求。

三、结语

东汉以降，篆书的实用功能减弱，缪篆解体，印篆趋于粗率。在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年的混乱中，人们朝不保夕，极度自卑，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慰藉心灵的良药——玄学。魏晋玄学突破前代神学的束缚并在正始、竹林期间得到长足发展，由玄学所产生的许多审美意趣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追捧。[2] 从横向上看，绘画上的 “气韵生动”“以形写神”，书法上的“意在笔前”“清朗俊逸”，文学批评上的“清虚”“简远”成为该时期的审美标准；印章则以简率凌厉的用刀，欹侧多变的结体，形成了貌似随意又宛若天成的审美趣味，率意险绝、奇肆洒脱则成为此时的审美标准。从纵向上看，汉印凝重端庄、古朴典雅的风格渐渐走向衰亡，汉印固有的模式、法度、形态被重构。魏晋南北朝印章大胆突破汉印平正方直的基本程式，追求文字的奇崛与章法布局的欹侧，文字恣情放荡，章法奇险突兀，气息不再安详自信，呈现了对汉印规范的反叛，以一种全新的审美模式，实现了对汉印审美定式的革命。[3] 那种粗头乱服、漫不经心的意态传达出非功利、超理智和自由放纵的创作心态，让人联想到兵荒马乱的岁月和沙场上彪悍奔突的人们。印章在有意无意中传达天趣，在自然天真中获得妙合，使一度看惯了汉印庙堂气象的欣赏者的视角作出新的转换，寻味一种跌宕险峻、参差迷离而极为抒情、极为旷达的美感。因此，印章风格从凝重到率意的嬗变是时代赋予，是在魏晋玄学语境下的必然选择，也是魏晋风度所积淀的审美意趣和艺术价值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唐·孙过庭《书谱》，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 年，第130 页。

[2] 参见作者另文《魏晋玄学对艺术审美范式的影响——以印章风格嬗变为核心的考察》

[3] 祝竹《汉印技法解析》，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年，第74 页。基金项目和编号： 2024 年校级科研项目“从凝重到率意——魏晋玄学语境下官印风格的嬗变”（CWYB202436）

作者简介：杨露瑶（1993 年 6 月—），女，汉族，四川硕士，讲师 ，书法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