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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媒介化视域下“两路”精 神的共情传播路径研究

作者

张钰琳 徐园媛

重庆交通大学旅游与传媒学院 重庆市 400074

“两路”精神,源于川藏、青藏公路建设和养护的伟大实践,凝结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价值内核。它既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两路”精神的传播不仅关乎红色文化的赓续传承,也是增强国家认同、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路径。随着传播生态的演变,传统传播模式中以灌输式叙述为主的表达方式,难以契合当代受众多元化、体验化的需求。“两路”精神亟需突破符号化、浅表化的传播模式,实现“情动—理通—行达”的价值认同转化路径。

在数字媒介主导的传播生态中,空间成为内容表达、叙事生成与情感交流的复合场域。本文立足于空间媒介化视角,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与共情传播理论,围绕“两路”精神在物理空间、网络空间与社会空间中的传播实践,解析“两路”精神如何在空间的媒介化过程中完成从符号呈现到情感共鸣、从历史叙事到认知内化、从精神感召到行动参与的渐进转化机制,探讨其情感唤起、认知联结与行动生成的优化路径,进而为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理论支撑。

一、理论基础

(一)空间转向与空间媒介化

21 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媒介与移动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传播研究领域逐渐呈现出“空间转向”的趋势,这一转向是对媒介、传播、空间与地方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入探讨。空间不再仅仅指代物理场所或地理位置,而被赋予了社会性、文化性与象征性的复杂内涵。空间的建构不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是通过图像、声音、数据与技术手段实现“媒介化”转型。空间由此成为信息流动、情感触发与社会动员的关键媒介。同时,空间本身也在传播实践中不断被表征、建构与赋予新的象征意义。媒介技术的持续演进重构了时序性与空间感,使空间成为一种具有传播功能和情感引导力的文化场域。

“空间媒介”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法国空间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他指出,空间是一个中介,即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一种中间物和一种媒介。他在其《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的“空间三元论”,将空间划分成空间实践、表征空间、空间表征三个维度。[1] 空间实践指的是物质性的生产实践,是一个能够被感知的空间,也是客观物质性的空间。[2]表征空间是通过相关的图像和符号直接存在的空间,强调的是居民和使用者如何在这个空间内互动,以及如何使这个空间得以理解。[3] 空间表征则蕴含了人们的情感经验、文化记忆与想象投射,所体现出的是使用者与社会环境的联系,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其本质是对生产与再生产关系于空间中进行的特定再现。[4]

在数字媒介环境中,这三重维度被重新激活并交互融合,媒介的发展正持续推动空间从物理层面向信息化、感知化、象征化的方向演进。一方面,数字媒介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手段,将传统物理空间加以分割与重构,使其成为更具互动性和叙事性的媒介场;另一方面,虚拟空间的兴起也反向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空间的理解和情感投射,造成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边界的模糊与交融。空间媒介化由此成为连接技术与感知、传播与体验、物理与象征之间的关键机制。

数字技术对空间的重构,使之成为情感生产的重要载体,也为“两路”精神这样兼具历史重量与情感深度的精神文化提供了新的叙事方式与传播模式。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可以进一步探讨受众如何在具体空间中感知、理解并情感化地回应“两路”精神,以阐明空间与情感之间的互动机制。

(二)空间与共情传播

“共情”是指个体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感知、理解与回应能力。近年来,共情理论被引入新闻传播领域,衍生出“共情传播”一词。刘海龙、宋婷将“共情传播”定义为,个体在面对群体的情绪情景时参与信息接收、感染和表达,以及传递分享的行为过程。[5] 共情不再局限于人际互动的微观层面,而成为链接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众之间的重要机制,“共情传播”也逐渐成为受众与传播内容之间的桥梁,个体在接触信息的过程中产生情绪共鸣、认知理解与态度转变,从而深化对特定价值观和文化精神的认同。

传统的传播模式往往依赖语言与影像,而空间作为一种立体式的传播介质,能够在情境营造、感官调动与符号编码等方面调动受众的情绪感知,激发主体代入。空间的结构布局、媒介技术的嵌入、叙事节奏的安排,共同作用于受众的情感生成与认知引导。受众通过在空间中的身体行动、视觉路径和心理投射,完成从感知到理解再到参与的连续过程,形成“感官层—叙事层—行动层”的共情闭环:感官层通过空间触觉与感知经验激发情绪唤起,叙事层依托空间布局与符号系统构建认知关联,行动层则通过交互机制促发价值内化,最终使空间升华为意义生成的情感场域。

作为承载国家记忆与集体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两路”精神的传播不仅需要传递事实信息,更要唤起情感共鸣。通过空间的再场景化、叙事化与体验化,观众得以将“宏大历史”转化为“具身体验”,从而激发更持久、更深层的价值认同,空间由此成为激活共情、增强传播效果的关键媒介。

二、空间媒介化视角下“两路”精神传播实践分析

(一)空间实践:纪念性空间的构建与参与

空间实践是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论中的第一个维度,指人们实际生活中对空间的使用与体验,是人类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实践总和。空间的实际功能和意义是由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决定的,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更是行为、互动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在“两路”精神的传播实践中,实体纪念空间作为再现精神文化的重要场所,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物质化表达与公共情感的集体凝聚。

当前,各地以“两路”建设为主题建立的纪念馆、展陈馆、纪念广场等纪念场所不断涌现,这些空间多选址于“两路”建设过程中的关键地理节点,关联着重大历史记忆,具有显著的地缘象征意义。它们通过建筑形制、空间布局等,强化历史事件的临场感和真实感。其空间组织强调沉浸感的构建,通过展陈设计、影像再现与历史档案的可视化呈现,将“两路”建设的艰辛历程具象化,使参观者在身体移动与视觉感知中实现从“观看”到“在场”的感知转变,完成对“两路”精神内涵的初步理解与情感唤起。此外,这些空间通过祭奠仪式、主题活动、互动体验等方式,持续构建公众的情感参与机制,不断拓展公众与纪念空间之间的情感维度与社会维度,使传播行为从单向的传递转向多向的共建。空间不再是静态的观览对象,而通过具体的仪式化行为实践成为社交互动与价值认同的行动场。

(二)表征空间:媒介展演与象征表达

表征空间是指通过符号、图像、语言等方式对空间进行塑造与表达的过程。在这一层次,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还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和历史意义,成为意义建构的载体。在“两路”精神的传播实践中,表征空间构成了精神价值传递的重要重要中介,其核心在于通过媒介手段对空间进行意义叠加与情感渲染。

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静态结构,推动着纪念性空间由静态陈列向动态展演的转型。“两路”精神的传播呈现出多模态的表达形式,展览空间由此具备了时间性与叙事性。例如,借助全息图像、声音导览、场景复原、VR 体验等技术,通过声- 光- 影的联动,受众被置于多感官交汇的空间之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等画面与精神内核不断被强化与重复,原本抽象的精神理念转变为可视化和可感知的形式。这种展演方式不仅增强了历史内容的表现力,也拓展了受众的理解维度,使他们在具身化体验中形成更为深刻的情感联结。

与此同时,网络空间中的虚拟表征亦成为精神价值传播的重要延伸。在网络平台上,“两路”精神通过短视频、纪录片、云上纪念馆等形式持续传播。与物理空间不同,网络表征空间具备更强的流动性与参与性,受众可通过弹幕评论、二次创作、话题参与等方式参与到内容生产中,推动精神文化在交互中被再解读与再生产。这一过程中,文化内容不再只是符号工具,更成为共情生成与文化传播的关键媒介,推动着从中心化叙述向网络化协同建构的转型。此外,在社会空间维度中,表征空间也不再局限于场馆或平台,而渗透于公共事件、教育实践、集体记忆之中。例如,“两路”建设者事迹被宣传报道、被改编为文艺作品,在不同社会语境中持续激发受众的情感认同。这一过程使“两路”精神的空间表征成为流动的社会记忆装置,在符号传播与社会实践之中,空间本身开始获得叙事权,推动精神文化的具象呈现。

(三)空间表征:情感生产与意义共构

空间表征是空间三元论中的第三个维度,指的是空间作为一个文化和社会产品,在传播中通过符号、记忆、标志等形式被社会认知并赋予了深刻意义。空间表征是表意性的空间,是被观念统摄、由意义主导、并植入文化价值的象征结构。它不仅是对空间的符号化描述,也是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的集合性产物。

在“两路”精神的传播过程中,空间表征已成为转化抽象精神价值、构建共识性叙事的重要途径。“两路”的相关纪念场所与公共空间的布局往往蕴含着强烈的象征性特征与视觉隐喻。从建筑立面到内部装置,从陈列主题到动线设计,每一处空间细节都在强化“两路”精神的内核。例如,阶梯式的展厅暗含“攀登”与“突破”;主题式展厅的布局遵循由苦难走向胜利、由个人牺牲走向集体辉煌的叙事轨迹;展柜中的工具与遗物不仅具有展览属性,更被赋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象征价值,承载着“两路”建设的历史记忆。这些经过精心设计与编码的空间语言,营造出一种共同的情感时间与共通的意义空间,不仅通过诉诸理性的方式呈现出精神属性,更在无形中链接起历史与当下,形塑着观众的情绪走向。同时,空间表征还是一个持续的共构过程,空间中凝结的精神意义,只有在受众的互动中,才能被激活与再生产。个体在进入空间的过程中,既在接收他者所设定的叙事框架,也在以自身的经验、情感与认知参与意义的再建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节庆纪念、志愿服务、网络传播等形式,将“两路”精神演化为文化惯习。空间由此不再是封闭的结构,而是被持续书写与更新的情感场域。在媒介技术、传播策略与社会实践的共同作用下,构建起一个可共享、可参与的传播生态,增强传播的个体触达性与情境感染力,推动“两路”精神从宏大叙事走向日常情感的内化。

三、空间媒介化视域下“两路”精神的共情传播路径

(一)感官层:基于物理空间的情绪唤醒

共情的生成往往始于感官的唤醒。作为感知与情绪体验的起点,空间中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维度刺激所构建的感官氛围,直接影响着受众能否在第一时间建立情感链接。当前,许多纪念空间仍存在传播功能发挥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部分空间的设计仍停留在图文展览与静态陈列阶段,叙事节奏平缓、感知触点有限,难以有效激发观众的沉浸感与共鸣。另一方面,由于传播内容过于符号化、程式化,易导致受众产生审美疲劳与情感距离,从而削弱传播的情绪感染力与价值认同感。

空间媒介化视角下,要实现空间实践向深层感官体验的跃迁,应重构空间的感知逻辑,使空间的功能从“展示”走向“引导”,从“记忆储存”走向“价值唤醒”。空间的设计不仅要还原“两路”修筑过程中的物理特性,还需复现其环境张力。例如充分引入光影调控、触觉反馈、温湿环境模拟等技术,形成多感官协同的沉浸式场域,使受众在步入空间的那一刻便被包裹于一种可感知的历史情境之中,实现身体—空间—情绪的即时联结。同时,通过对地形、气候等修建环境的模拟,使受众在空间行进过程中获得身体上的压迫感与挑战感,从而建立起对筑路艰险的理性与感性认知。此外,不同于传统的线性参观路径,现代媒介展陈更需注重通过空间的编排,设计具有节奏感与戏剧性的叙事旅程,为受众构建动态的意义网络。观众在进入空间的同时,也被引导进入特定的情境结构之中。例如,通过可变光源与多声道音响系统的交互组合,调节空间明暗与音响节奏,模拟历史场景;运用动态影像与多层次图像装置,赋予历史事件以沉浸感与临场性,增强体验的代入感;还可运用温度控制、气味调节等感官细节,拓展受众的感知维度。同时,在空间布局中设置情绪节点,利用“转场”“过渡”等张力变化,引导观众在情绪转折中逐步构建起对“两路”精神的深入理解与认同。在初始阶段强化环境陌生感与感官压力,中段强化时间凝滞与氛围沉浸,在尾声处利用开阔空间与光影变化,完成情绪的释放。通过对空间节奏与具身体验的协同设计,构建起由外在感知到内在认同的通路。

(二)叙事层:基于网络空间的认知联结

在共情传播机制中,叙事层承担着由情绪唤起走向认知理解的中介作用,是精神价值得以系统传达和理性吸收的关键阶段。空间作为一种媒介,在叙事过程中不仅承担内容展示的功能,更参与了意义的建构。当前,“两路”精神的传播空间仍存在意义表达单一、视觉语义同质化等问题,形式上虽借助媒体技术强化表达形式,内容上却缺乏对“两路”精神深层价值的提炼与延展。符号的重复使用和情节的模式化重构,可能导致空间失去其应有的象征张力与文化深度,导致受众在信息接受过程中体验割裂、情绪断层。空间叙事的构建,应重视结构的引导性与意义的递进性,将历史事件与文化价值嵌入受众的精神脉络之中,激发认知层面的内化认同。

在媒介融合与数字化转型不断加深的语境中,“两路”精神传播的关键转向不应局限于媒介手段的堆叠,而更应体现在叙事方式的转变与空间形态的延展上。网络空间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具流动性与渗透性的媒介场域,已成为文化记忆建构、集体认同生成与情感传播的重要空间形态。不同于传统纪念空间的物理稳定性,网络空间具有强烈的符号浮动性与叙事生成性。它不仅容纳着影像、文字、声音等多种媒介形式的融合生成,也通过算法推荐、互动机制与用户参与构建起情感场域的结构性逻辑。因此,网络空间既是“两路”精神符号体系的延伸场域,也是优化其传播内容、形式与路径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内容的策划应注重从宏观叙述转向微观讲述,以个体经历折射时代精神。相比宏大叙事对受众的情感冲击,具象化、个体化的叙事更容易激发观众的代入与思索。在传播内容的选取上,不仅要呈现“两路”修建中的英雄形象与伟大工程,还应融入建设者的个体叙事、少数群体的个人经验与普通民众的日常参与,通过口述史记录、历史影像复原、声音档案复刻等方式,构建“在场感”的表达,使观众产生“如临其境”的情感共鸣。这种从单一史观向复调叙述的转变,有助于拓展叙事的情感维度与认知张力,让“两路”精神不再是线性而权威的讲述,而成为可以穿透不同社会身份、文化背景与地域边界的开放体系。另一方面,应注重在叙事中融入地理感与空间感,通过VR 地图、虚拟筑路等活动形式,使受众在网端实现对历史场景的虚拟进入,可通过跨平台跨媒介协作、动态可视化设计与交互式内容再现历史事件与人物命运,并注重引导用户参与内容的共创与传播,实现从受者到传者的身份转变。推动“两路”精神的叙事空间从封闭走向开放共享,构建出更具动态性与协作性的共情传播新场域。

(三)行动层:基于社会空间的行为内化

在共情传播中,行动层是将情感与认知转化为实际行为的关键环节,它强调通过空间表征激发受众的具体行动与情感实践的生成。行动层既涉及个体对精神价值的理解与接受,也包括群体在公共空间中共同建构的文化实践过程。当前,部分的空间传播实践也面临意义建构浅表化、符号堆叠而缺乏情境连贯性的问题,缺乏对精神内核的深度阐释与文化差异的在地呈现。

空间媒介化视角下,行动不应局限于语言认知和理念认同,而更多呈现为跨地域、跨媒介的公共参与。相较于实体场域的物理性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社会空间是一种更为复杂且充满动态性的传播场所,它不仅是个体日常生活的场景,是“被人们占据、实践并赋予意义的日常空间”,更内嵌于制度结构、文化习俗与社会秩序之中,是精神价值能否真正内化为公共认知与行为规范的关键空间维度。对于“两路”精神而言,社会空间更侧重于塑造一种“活态”的价值实践场域,其传播形式往往不依赖具体场馆或平台,而是通过集体行动、公共议程、与制度协同等方式,潜移默化地构建精神的社会共识与行为逻辑。一方面,应在教育、文旅、社会服务等体系中融入空间化的体验设计,例如通过情境化教学、红色文旅体验、任务驱动型项目等方式,使抽象的精神价值具化为生活场景中的行动逻辑,让受众“在行动中理解”。另一方面,可在政策宣讲、媒体话语与公共事件中强化“两路”精神与当下现实议题的结合,强化精神传播与社会议题之间的结构性链接。例如将“两路”精神融入乡村振兴、生态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时鼓励各地结合地域实际,将“两路”精神的内涵转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实践,实现红色文化与地方政治经济的协同发展。由此激活“两路”精神的现实语义,使其不再只是游离于日常语境之外的文化符号,而是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支撑,成为回应时代关切的实践动力。

参考文献

[1]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 UK&Cambridge USA:Blackwell,1991:15-55.

[2] 杨静云 .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演进逻辑 [J].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23(02):147-154.

[3] 谭颖. 场所与体验: 当代剧场从空间到场域的三元空间建构[J].戏剧艺术 , 2023(6):158-169.

[4] 陈波 , 宋诗雨 . 虚拟文化空间生产及其维度设计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 [J]. 山东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35-43.

[5] 刘海明,宋婷 . 共情传播的量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共振与纠偏[J]. 新闻界,2020(10): 11-21+31 .

基金项目:

本文为重庆交通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共情理论视域下“两路”精神的周边传播研究》2024S0144 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钰琳,(1996-),女,汉族,研究生

徐园媛,(1977-),女,汉族,教授,博士,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