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精神融入师范生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

在智能技术深度渗透教育场域、教师职业面临转型挑战的当下，教育家精神的弘扬不仅是回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根本问题的价值锚点，更是破解师范生培养“重技能轻情怀、重知识轻格局”困境的关键抓手。如何将教育家精神的六个维度（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有机融入师范生培养全过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教师教育体系，需要从目标定位、内容重构、路径创新、评价改革和保障机制等层面进行系统性探索。

一、传统师范生培养的现实困境与时代诉求

传统师范生培养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为我国基础教育输送了大量合格教师，但其“学科知识 + 教学技能”的二维培养逻辑，在新时代背景下逐渐显现出三重局限：其一，价值引领的碎片化。部分高校将师德教育简化为“两课”中的理论灌输或零散的师德讲座，缺乏与中华优秀传统师道的深度融合，导致师范生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停留在概念层面，难以内化为职业认同。其二，能力培养的滞后性。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教育的重塑，传统培养模式侧重“三字一话”“教案设计”等基础技能，对教育数据素养、智能工具伦理、跨学科教学能力等新要求的回应不足，师范生难以应对“ AI+ 教育”背景下的复杂教学场景。其三，实践转化的表层化。教育实习多停留在“跟岗听课—模拟授课—评课总结”的线性流程，缺乏与真实教育问题的深度互动，导致师范生对“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等教育智慧的理解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对师范生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教育强国战略需要师范生具备“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能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教学，培养具有文化自信的时代新人；另一方面，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倒逼师范生从“知识传递者”向“成长引路人”转型，需要其具备“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在实践中探索“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教育情怀。这些诉求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师范生培养必须从“技能训练”转向“精神铸魂”与“能力赋能”的协同发展，而教育家精神正是实现这一转型的价值内核。

二、教育家精神的师范生培养价值维度

教育家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文化与新时代教育实践的融合结晶，其六个维度为师范生培养提供了清晰的价值坐标，既回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又系统构建了师范生从职业认知到能力养成、从情感培育到使命担当的完整成长逻辑。

（一）理想信念：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方向

教育家精神的根基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师范生作为“未来教师”，其职业属性本质上是政治属性与专业属性的统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过程，更是意识形态引导、国家认同培育的主阵地。培养过程中需将红色教育、国情教育深度融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化设计将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教育战略紧密结合，引导师范生深刻理解“教育强国”战略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进而树立“教育报国”的坚定志向，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内化为职业信仰，外化为教学实践的行动自觉。

（二）道德情操：厚植“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师德根基

教育家精神的底色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传统师道强调“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新时代则进一步要求师范生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学识，更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培养中需构建“认知—体验—践行”的师德养成闭环：通过理论学习深化对师德规范的理解，通过情境浸润（如教育伦理案例分析）强化道德判断能力，通过日常实践（如教育志愿服务）体悟“行为世范”的内涵。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将师德从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自觉，使师范生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既能以渊博知识赢得学生尊重，更能以高尚品格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引路人”。

（三）育人智慧：锤炼“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专业能力

教育家精神的核心是“育人”的专业智慧。面对学生个性化需求与智能技术的双重挑战，师范生需突破“标准化教学”的思维定式，掌握“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方法。培养中需强化“诊断—干预—评价”的全流程能力：通过教育心理学课程深入理解学生认知发展规律，通过微格教学训练差异化教学策略，通过教育研究方法学习提升解决复杂教育问题的能力。这一过程的关键是从“教知识”转向“教人”，使师范生既能精准把握学生的认知特点与情感需求，又能灵活运用多元教学手段，真正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育人效果。

（四）躬耕态度：培育“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实践品格

教育家精神的特质是“扎根实践、深耕不辍”的躬耕态度。针对传统培养中“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需构建“实践—反思—改进”的螺旋式培养模式：延长教育实习周期，设置“跟岗—顶岗—创岗”递进式实践任务，使师范生在从“观察者”到“参与者”再到“设计者”的角色转换中积累经验；鼓励师范生参与乡村教育调研、教育扶贫项目，在真实场景中体会“勤学”的重要性；支持师范生运用智能技术创新教学模式，在实践中践行“求是创新”。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将实践作为教师成长的“磨刀石”，推动师范生从“理论认知”向“实践能力”转化，最终形成“在实践中成长、在成长中创新”的良性循环。

（五）仁爱之心：涵养“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教育情怀

教育家精神的灵魂是“以生为本”的仁爱之心。师范生需超越“完成任务”的功利心态，建立“视生如子”的情感联结。培养中需通过“共情训练、情感共鸣、价值认同”的路径：通过儿童发展心理学课程理解学生的情感需求与心理特点，通过“教育故事分享会”激发对教育事业的情感共鸣，通过“教育扶贫实践”深化对“仁爱”的认知—教育不仅是职业，更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事业。这一过程的关键是将“爱”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行动，使师范生在未来教学中既能关注学生的学业进步，更能关怀其心理健康与人格成长，让教育真正成为“温暖人心”的事业。

（六）弘道追求：树立“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文化使命

教育家精神的视野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弘道追求。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时代，师范生需具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能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教学资源，同时以开放心态吸收国际教育经验。培养中需构建融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于一体的课程模块：通过《中国教育史》《经典教育文献选读》等课程传承文化基因，通过比较教育学课程理解国际教育趋势，通过“跨文化教学工作坊”提升文化传播能力。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培养师范生的“文化桥梁”意识，使其既能在教学中厚植学生的文化根基，又能以全球视野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推动中华优秀教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教育家精神融入师范生培养的实践路径

教育家精神的融入不是简单的课程叠加，而是需要贯穿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实践环节、评价机制的全过程，形成一个由“目标引领、内容渗透、过程浸润、评价反馈”的完整体系。其核心在于打破传统教师教育的工具理性思维，构建“价值引领—文化浸润—实践淬炼—持续发展”的育人闭环。

（一）构建“价值—能力—品格”三位一体的培养目标

传统师范生培养目标多聚焦“学科知识扎实、教学技能熟练”，虽能满足基础教育对“合格教师”的基本需求，却难以适应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对教师“精神引领者”“文化传承者”“创新推动者”的复合期待。教育家精神的融入要求培养目标从“工具性导向”转向“价值性引领”，构建“价值—能力—品格”三位一体的新框架：价值维度强调师范生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深度认同，不仅是认知层面的理解，更是情感层面的共鸣与行动层面的自觉，需通过理论学习与思政浸润，将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教育战略、民族复兴伟业紧密结合；能力维度突破“标准化教学”的局限，要求师范生既掌握“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传统育人智慧，又具备应对智能技术挑战的专业素养，形成“传统底蕴 + 现代能力”的复合能力结构；品格维度则聚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与“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实践品格，强调师范生在面对教育复杂性时，仍能坚守教育初心，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价值。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指向“培养具有教育家精神的新时代教师”这一终极目标。

（二）打造“传统—现代—未来”融合的课程体系

课程是教育家精神融入的主渠道。需打破“公共课—专业课—实践课”的割裂状态，构建“通识教育 + 专业教育 + 教师教育”的一体化课程模块，重点强化以下三类课程：一是精神铸魂类课程，比如开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国教育家精神解读》《中外教育思想史》等课程，系统阐释教育家精神的理论内涵与历史渊源；结合“四史”教育，引导师范生理解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内在关联。二是能力赋能类课程，要增设《智能教育伦理》《教育数据素养》《跨学科教学设计》等前沿课程，帮助师范生掌握 AI 工具的应用边界。三是文化浸润类课程，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教育经典选读》，如《论语》中的教育智慧、《学记》中的教学原则）、《中国文化与全球领导力》等课程，引导师范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育人智慧；组织“非遗进课堂”“红色文化教学设计”等实践活动，增强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三类课程相互渗透，既避免“重术轻道”的功利倾向，又防止“因循守旧”的保守心态，最终实现“以文化人、以技促能、以德润心”的育人效果。

（三）构建“课堂—实践—网络”协同的育人场域

教育家精神的养成需要“知、情、意、行”的统一，而传统培养模式常局限于课堂讲授，导致“认知与情感脱节、理论与实践割裂”。教育家精神的融入要求打破课堂边界，构建“课堂—实践—网络”协同的育人场域，形成全方位浸润的成长环境：在课堂教学中，需突破“单向灌输”的传统模式，采用“案例教学 + 情境模拟 + 名师对话”的混合式教学——通过经典教育案例深化认知，通过情境模拟激发情感共鸣，通过与一线名师对话增强职业认同，使课堂从“知识传递”转向“精神唤醒”；在实践教学中，需建立“高校—中小学—社会”协同的实践基地，除传统中小学外，拓展乡村教育实践基地、教育科技企业、社区教育中心，让师范生在不同场景中直面真实教育问题，在解决问题中践行教育家精神；在网络空间中，需建设“教育家精神数字资源库”，整合名师成长故事、经典教育文献、政策文件解读等资源，并开发“虚拟仿真师德馆”、“教育家精神在线论坛”，打破时空限制，使学习从“课堂延伸”转向“终身浸润”，为师范生提供随时可学、随地能悟的精神滋养。三者协同发力，构建“认知奠基—情境体验—资源拓展”的立体化育人网络，推动教育家精神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

（四）建立“过程—结果—发展”多元的评价体系

传统评价侧重“知识掌握度”“技能熟练度”等显性指标，虽能直观反映学习成果，却难以衡量教育家精神这一隐性素养的内在成长与长期影响。教育家精神的融入要求评价体系从“单一量化”转向“多维质性”，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与发展并重”，构建覆盖“价值内化—能力生成—持续践行”的完整评价链条：其一，过程性评价关注“成长轨迹”，需建立动态追踪的成长档案袋，不仅记录课程学习笔记、实践报告等显性成果，更需纳入学习日志、课堂参与记录、实践场景中的情感记录，通过多主体、多维度的评价，全面反映师范生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认同—践行”过程；其二，结果性评价聚焦“达成度”，需围绕教育家精神的六大维度设计“可观测、可量化、可解释”的考核标准—如“价值认同度”可通过教育信念陈述评估理论认同深度，“情怀深厚度”可通过教育故事创作检验情感表达感染力，“能力适配度”可通过模拟复杂教学场景考察实践转化能力，推动评价从“记忆导向”转向“思维与能力导向”；其三，发展性评价强调“持续改进”，需建立“5 年跟踪—动态反馈—持续优化”的长效机制，通过定期回访、教学日志分析、学生与家长反馈，追踪师范生入职后对教育家精神的持续践行情况，并以此为依据调整课程体系、优化实践环节、完善评价标准，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确保教育家精神的融入从“短期融入”转向“长期浸润”，真正培养出“终身践行教育家精神”的新时代教师。

（五）构建“政策- 资源- 师资”多方协同的支持体系

教育家精神的融入需要政策、资源、师资等多方面的保障。在政策保障层面，教育行政部门应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教育政策文件（如《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高校与中小学的协同责任；设立专项经费支持高校建设教育家精神研究中心、实践基地，鼓励高校与地方教育部门合作开展“教育家型教师培养实验区”建设。在资源保障层面，整合高校、中小学、社会资源，建立“教育家精神教育联盟”，共享优质课程、实践案例、名师资源；开发“教育家精神数字博物馆”，收录古今中外教育家的生平事迹、教育著作、经典语录，为师范生提供丰富的学习素材。在师资保障层面，高校教师需率先垂范，通过“名师领衔 + 团队攻关”模式，培育一支既懂教师教育理论又具教育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立高校教师与中小学名师的“双向流动”机制，鼓励中小学名师参与师范生培养，将一线教育智慧转化为教学资源。

四、结语

教育家精神的弘扬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融入师范生培养的过程，本质上是重塑教师教育价值导向、重构教师专业素养的过程。面对智能技术的挑战与教育强国的使命，唯有将教育家精神作为师范生培养的“根”与“魂”，才能培养出既有扎实学识又有教育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