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守兼备，坚决维护我国海洋安全

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海洋作为大国博弈的战略要地，其安全形势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我国既迎来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性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传统安全领域，美国及其盟友近年来加紧在南海、台海等区域构建对华包围圈；非传统安全领域，西方国家在舆论、法律、资源等各个渠道试图削弱我国海洋权益主张的合法性与话语权。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国需具备底线思维，坚持“攻守兼备”的战略方针，在筑牢海上防线的同时塑造有利态势，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海洋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海洋安全；陆海统筹；睦邻友好；底线思维

20世纪下半页，随着全球化大幕的拉开，海洋不仅成为国际贸易的往来要道，也成为各国之间政治角力与军事斗争的重要舞台。作为人类生存系统至关重要的支持要素，海洋安全内涵范围极广，包括海洋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科技安全、国防安全等，而“维护国家海洋安全”主要是指捍卫海洋国土、保护海洋资源、保障海上通道等直接涉及国家防务安全、发展安全的方面。于我国而言，作为一个拥有超过300万平方公里海域、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1.4万公里岛屿海岸线、8个海上邻国的陆海兼备的大国，海洋安全无疑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研究界对于我国的海洋安全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义，即国家在海洋空间和海洋方向上的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重大海洋利益，处于相对没有危险、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且有着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明确各界对于该定义的认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2014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领域，其中诸多领域均与海洋安全密切交叉，因此，海洋安全天然地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新时期国家利益内涵的综合性、复杂性不断加深，我国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利益在海洋空间进一步拓展，海洋安全的重要性、紧迫性、现实性也随之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我国的海洋安全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威胁，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外部形势的变化，其内容与形式均呈现出复杂化特征。

第一，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在总面积38万平方公里的黄海海域，中、朝、韩三国存在18万平方公里争议海域；在总面积77万平方公里的东海海域，中日两国间存在16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其中还有部分争议海域与韩国发生重叠；在南海海域，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多国存在海域划界问题，而且面临着几十个岛礁被侵占、资源被掠夺的严峻现实。此外，久拖未决的台湾问题更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影响因素，作为内战时期的遗留问题，台湾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核心利益，近些年，两岸关系波折不断，在美国、日本等国的支持下，岛内台独势力一直企图推动台湾实现事实独立，特别是民进党执政以来，其嚣张气焰与日俱增，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不断降低。这一系列问题不仅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海洋权益与国家主权，也成为域外大国挑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抓手，为我国海洋安全埋下重大隐患。

第二，当前我国海洋安全面临的认知域斗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和部分周边国家通过舆论战、法律战、学术渗透等多种手段，系统性塑造对华负面叙事。舆论层面，西方智库和媒体选择性炒作我国岛礁建设及渔业管理相关的正常执法行为，将其与“军事化”议题相结合，将我国正常的海洋活动污名化；法律层面，南海仲裁案余波未平，美菲等国持续推进裁决“合法化”，于2023年将非法裁决写入联合国文件，美国近年来屡次通过“自由航行行动”挑战我国领海基线的正常权益，而欧盟则于2023年推动将“人权条款”纳入国际海底管理局（ISA）规章，意图制约我国深海采矿权益；学术层面，西方通过智库网络和培训项目系统性输出“中国威胁论”，影响全球涉海议题研究框架，如美国兰德公司于2023年发布《中国在南海的战略竞争》报告，忽略他国海上力量建设以及对我国海洋权益的侵犯，而是将我国海警建设与“区域霸权扩张”直接关联，美国“亚洲海事透明倡议”（AMTI）等机构通过奖学金、研讨会等形式，培养东南亚国家海洋事务官员，灌输其对华强硬立场。这些认知域攻势不仅扭曲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客观认知，更加剧了海洋争端在外交与法律层面的复杂性。

第三，美国加强了海上方向对我国的战略包围，2009年，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开启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2017年，在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推动下，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Open and Free Indo-Pacific”），美、日、澳、印着手组建四边机制（“QUAD”），由此，着眼于地缘政治斗争的印太战略正式启动；2021年，民主党人拜登执政，其《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提出，自己从前政府继承下来的唯一政策，就是聚焦“大国竞争”，并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对手。在此背景下，美国不断强化其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加强“岛链”封锁的同时，以“由陆向海”的战略思维积极研究空海一体战，并不断强化其军事同盟和伙伴关系，拉拢多国在我国周边举办联合军事演习，其规模、频次不断提升，同时辅以外交、经济等手段进行弹压，其剑锋直指中国。2025年1月起，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尽管政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在第二任期由“多边主义盟友政策”转向“单边主义美国优先”，调整其与盟国的政策协同关系，但在军事与外交领域，特朗普政府或仍将采取强硬姿态，持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存在。由此可见，无论美方高层成员如何更换，具体手段如何变化，其遏华、制华的目标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各界必须放弃幻想，做好斗争准备。

第四，我国的海上贸易及能源通道的安全仍然无法保证。改开以来，我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密不可分，外向型经济结构使得我国经济对海外市场、能源及各类资源存在严重依赖，海上战略通道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生命线。而在关系到战略航道的问题上，有关国家必然竭尽所能，提升其安全系数，例如美国竭力寻求的“海上控制目标”，涉及到16条航道，美国试图通过加强对蓝水大动脉的控制，在平时确保贸易流通，获取各类情报，保障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在战时美军亦能对他国海上运输船舶及海军力量进行迅速、有效的打击，维护航道安全，掌握战争主动权。这16条航道中有不少涉及到我国的切身利益，例如我国近海周边的朝鲜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等，以及与石油等战略资源运输密切相关的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一旦这些国际航道形势出现动荡，由此引发的能源短缺、价格暴涨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战略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当前，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与军事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军军力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但这也必然伴随着美国及其盟友对华战略围堵力量的加码，国家的海上战略通道仍面临现实或潜在的安全威胁。

鉴于我国海洋安全面临的威胁涉及多个领域，具备复合化特征，在讨论应对措施时，也应具有“攻守兼备”的思维，以更高站位全局考虑。具体来说，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统筹：

第一，持续推进陆海统筹发展，避免对单一路线的过度依赖。我国在2015年3月发布 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便强调了 “一带一路”的陆海统筹作用。近些年，国家在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同时，也在大力推动“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运通道沿线各国港口的紧密对接。从经济角度看，这一安排能够有效拓展内陆地区交通网，增强陆海联运能力，拓展经济辐射范围。而从安全角度看，陆海统筹能够大大增强贸易往来与关键战略资源运输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在保障自身需求的同时进一步为全球贸易的稳定贡献力量。

第二，坚持睦邻友好、以邻为伴。睦邻友好不仅是我国千百年来经略边海防、处理同周边国家关系所凝结的历史智慧，也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陆海兼备、邻邦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只有周边海域保持稳定与繁荣，才能有效保障海洋安全，进而为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提供有利的环境，因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将是我们长期不变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具体来说，在政治上，需同周边国家加强互信，尽可能通过政治沟通与对话解决矛盾，塑造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在经济上，我们需把握住周边国家图发展、谋利益的心态，扩大贸易、金融领域的合作，分享中国高速发展的果实，与周边国家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繁荣；在文化上，充分发挥高校、媒体、研究机构及相关企业的作用，提供优质的文艺、影视、科教、娱乐等文化产品，加强互通，使周边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年轻群体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在较为敏感的安全防务领域，由于我国存在自身体量较大、经济与军事水平发展较快等客观原因，部分国家一直对此大做文章，宣扬“中国威胁论”，使得周边国家普遍对我国存在疑虑与防范。在此背景下，直接推动军事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阻力较大，因此可以转换思维，逐层构建“综合安全”，首先推动与周边国家在一些敏感度低、紧迫性高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例如反恐、粮食安全、打击跨国犯罪、应对自然灾害等，在通过合作增强互信互利的基础之上，逐渐推进诸如军事装备采购、军事人员交流与训练、联合军事演习等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交流，在综合安全观下加强同有关各国的防务合作，增强我国周边海域的稳定性。

第三，进一步构建多维度反制体系，破解认知围堵。在话语权方面，依托“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强化国际传播，对于不实指控进行及时澄清；在法律层面，以我方专家在ISA会议上提出深海采矿环保标准方案，对冲西方“人权条款”政治化企图为例，积极参与国际海洋规则制定，推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等信任措施的落实，加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法理斗争，继续与相关国家举行联合演练等活动，降低误判风险；在公共外交方面，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等地区的媒体合作，充分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打破西方叙事垄断；在学术领域，支持独立智库研究，扩大区域性海洋合作平台影响力，促进公正客观的学术交流。通过综合施策，在认知域斗争中争取主动权，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与国际形象。

最后，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各界特别是我军官兵要做好攻坚克难、敢打必胜的准备。军事是政治的延续，面对纷繁复杂的周边情况，我们在政治上务必要沉着冷静，研判形势要透彻，处理矛盾要积极，避免被别有用心的域外势力抓住机会，利用争端滋事，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鼓噪之声，需以成熟的姿态应对，不必过度反应。然而，面对当前乱象纷呈的国际与周边局势，一旦有人敢于染指我国核心利益，突破我国战略底线，军队必须敢于亮剑。回首过往，我军曾在四面楚歌、极度孱弱的危急时刻，以高明的军事手段和强大的战斗意志打赢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战争，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如今的太平盛世。今天，我军在物资保障、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官兵素质、工业生产能力、战争潜力、组织与动员能力等多个方面早已非昔日可比，更不可能怯战畏战。军队要坚持底线思维，始终以强敌介入、群敌联手的最不利局面进行战争考量，以常备不懈的军事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在海疆、边疆地区建立机动敏捷、装备精良、反应快速的武装力量，加强战略物资储备和国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在平时以能战之姿震慑敌人，在战时以雷霆手段打一慑多、打弱慑强，控制战争规模、掌控战争主动权，充分发挥我军能打善战的优良传统。同时将前后方战场相结合，辅以必要的政治、经济、外交、宣传手段，以详实、客观的依据向国际社会证明我方军事行动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在国际舆论与法理上占据制高点，从而兼顾各方，师出有名，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定海安疆之道，不在其他，首在自强。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而能否成功应对海洋安全领域的挑战则是复兴的关键。在这一问题上，既要有国际视野，从外部环境着手思考应对之策，但更关键的还是要从内部搞好自身建设，发展经济，保障民生，推进强军事业发展，丰富手中的“工具箱”，掌握应对不同领域危机的各类斗争手段，从而实现攻守兼备，为维护我国海洋安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参考文献：

[1] 国家海洋局海洋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7）》，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3] 杨晓杰：《对新形势下确保我国海洋安全的几点思考》，《历史与教育》2014年第3期。

作者简介：时润龙（1990-），男，汉族，陕西省汉中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