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基层治理实现新质生产力之路径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根据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最新要求和发展的美好前景、以及我实地在盐山县的基层和社会化工作部的调研经历，我看到了盐山县基层治理的困境，但是通过将新质生产力引入盐山县的基层治理，这是解决盐山县基层治理困境的重要方法。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政府建设新的推动力，以信息技术赋能为驱动的基层治理创新已形成共识性的趋势。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的高效流动突破了传统组织管理中数据共享的时空限制，为整体治理和协同善治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

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政府工作十大任务之首。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信息化就是在基层治理中将基层治理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

盐山，一个充满历史与人文气息的地方，这里是徐福东渡的起发站也被称为“千童故里”，县城常住人口虽不多，却凝结着丰富的社会生态。但是基层治理却有着极大的困难。

盐山县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与大部分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类似，都是主要依靠基层政府的权力进行管理，但是基层自治组织没有完全发挥出基层自治组织应有的作用。这种传统“官本位”思想与权威命令驱动的治理模式导致治理主体侧重于管理而非治理，管理过程对社会自治重视不够，权力集中在政府层级，治理缺乏有效的多元参与；的确有利于节省行政资源并提高了一定的行政效率，但是在盐山县目前这种模式还面临了很大的问题。

（一）各部门权责不清，城区基层治理体系未构建完成

社会工作部的使命，不仅是维护日常的社区秩序，更在于促进社区的活力与居民的福祉。然而，现实中的挑战不容忽视。社会工作者和基层志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数量有限（整个县城正式挂牌成立的不足十个），与国家城镇常住人口配备标准相差甚远（这一部分具体数据在下文有提到），这让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环节都显得尤为吃力。

在深入调研中，我发现。由于大部分社区工作人员的组织关系和编制不在社会工作部，民政部门常将此作为解决自身超编问题的一种手段，同时民政部门超编人员实际工作地点并不在社区并且依旧在民政部门负责原本工作。这导致了社区部门对于民政部门出身的人员管理上存在明显的掣肘。更令人担忧的是，实际持有社会工作者证书的人员寥寥无几，而在全县各个部门中，具备社会工作者证书的公职人员不足十人。据张副部长透露，这些持有证书的人员大多并非社工专业出身，考取证书往往是出于可能的实用性需求，而非专业素养的驱动。这种现象不仅暴露了基层治理专业人才的匮乏，也折射出了对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轻视。

同时，在基层治理中，民政部门的不配合甚至进行掣肘的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出现了做出大量工作以此来证明某项工作不属于民政部门的工作范围。可现实却是，社工部刚刚成立，人员配置资金全部处于起步阶段，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交接还未完成，社区框架未能搭建完成，诸多部门（特别是民政部门）已经将本属于自己的工作全部推倒社会工作部和社区以及一贯被委派任务的乡镇政府。这种惯例（我个人不想称这种落后的工作方式为制度，这也并不是明文规定的制度）是极其不合理的。

我在调研期间，与社工部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进行过深入的交流，并且参与过很多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让我深刻体会到基层治理的复杂性。社区是社会的微缩，每一个居民的需求都值得被听见。我见证了社会工作部的干部和公职人员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努力为居民提供服务，如何在与民政部门的沟通中，寻求更多的支持与理解。

（二）社区治理体系未能构建完成，缺少专业基层治理人才

盐山县基层治理的实践过程中，社区分治虽已实施，但实际操作中社区数量仅限于六个，与此同时，这些社区甚至没有明确的挂牌成立和正式的办公场所。这一现象引发了我对基层治理效能的深刻思考。县城虽常住人口达二十余万，但社会工作者和基层志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数量仅有一百七十余人，远低于国家城镇常住人口每万人配备十八人的社会工作者的标准，这一人力配置的严重不足，直接反映了基层治理的困境和挑战。并且，盐山县城，这座历史悠久的小城，正经历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区的常住人口逐渐增加，基层社会治理的压力与日俱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县城的社区组织框架尚未搭建完成，这导致了社区治理效能的低下。在日常交流中，县城居民往往对社区的存在和职能知之甚少，甚至有人对县城是否真的存在社区持有疑惑。这种情况反映出，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在盐山县城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是在疫情时期产生的社区治理的萌芽，并在后疫情时代正式进行的社区建设，所以资金非常紧张，六个社区，每个社区的经费每年都不能按时拨发，由于经费问题，这就导致不能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社工人才，同时因为社工部门与民政部门平级，也没有权力去对组织关系不在社工系统的却在民政部门的社区工作人员的管理。

我们以盐山县隔壁的海兴县为例来与盐山县的基层治理进行一个对比。海兴县的社区治理模式，无疑为盐山县委社会工作部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和学习的典范。202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海兴县县城的常住人口仅十万余人，却精细地划分了九个社区，这一举措的背后，是海兴县对社区治理的高度重视与精准规划。与之相比，盐山县城的社区划分明显不足，这不仅限制了社区管理的精细化，也影响了社区服务的全面覆盖。

海兴县在社区治理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金的到位与人员的专业化。社区服务人员的选拔，海兴县坚持高标准，所有岗位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且要求应聘者必须持有社会工作证书，这有效保证了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与盐山县城不同，海兴县在招聘时明确排除了组织关系不在社区的公职人员，甚至拒绝了民政部门的人员，这一决策避免了部门间利益冲突，确保了社区治理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海兴县社区工作始于2019年，这一时期，资金和人员的充裕为社区搭建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海兴县本身面积较小，人口较少，这使得社区框架搭建和人员的招募在实际操作上更为便捷。

（三）基层乡村治理人员缺乏专业性，农村自治组织工作繁重

深入盐山乡村的调研之旅，让我见识到了基层治理的另一面。在县委副书记李小虎同志的引领下，我们走访了多个乡村，亲眼目睹了基层干部的现状。李小虎副书记在社会工作部调研时指出。村官，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石，却面临着专业知识匮乏的挑战，他们常常在决策时缺乏科学依据，依赖直觉，这种“一拍脑袋就决策”的现象在乡村治理中尤为突出。不少村干部在能力上的不足，甚至有的涉暴涉黑，尽管政府在持续严打，但这一现象依然难以根除。这不仅影响了乡村的和谐稳定，更是对基层治理效能的严重打击。这种现象的原因在我看来就是基层治理缺乏有效的监察监督机制，特别是在村官选举上，乡村和基层的恶势力依靠势力以及基层群众法治观念的匮乏

跟随副部长下乡调研，我不仅与村干部面对面交流，还深入查阅了盐山县档案馆和县委组织部的资料，这些一手资料揭示了乡村干部普遍年龄偏大、入党时间晚的现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正规的基层治理教育。尽管县委各部门积极组织专题培训班，试图提升村干部的治理能力，然而，对于缺乏活力和求知欲的村官而言，这些培训往往收效甚微，难以真正激发他们学习和进步的动力。

另外，民政部门和其他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一股脑地下发到乡镇党委和政府，更进一步就会下发到基层地乡村和社区。而且层层加码导致基层治理压力很大。而且由于县城城区社区构架没有搭建完成，社区成立有名无实，这就导致县城城区的基层治理失效。举个例子，盐山县城与县下辖的盐山镇在地理上几乎重合，这使得县城的基层治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与乡镇治理交织在一起。在过去，民政部门常常将本应承担的基层治理责任推诿给盐山镇党委和镇政府，但是这就加大了基层政府的工作量。这种现象在2024年5月盐山县委社会工作部挂牌成立之前尤为明显。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标志着盐山县政府在基层治理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试图扭转民政部门的不作为，加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

而且，在现在农村人口外流的大背景下，盐山县的农村也面临这一困境。农村人口的外流导致了乡村自治的整体架构快速崩盘。农村人口流失造成的城乡社会的快速转型，使得自下而上的基层治理体系难以有效运行下去。这一现象在进入二十世纪尤为严重。

然而，民政部门在基层治理中的消极态度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尽管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治理的困境。但是盐山县的基层治理困境不是一个部门两个部门的问题，也不是成立一个社会工作部就可以解决的。这是经济与制度的原因。

二、基层治理困境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有经济原因制度原因还有个体的原因三个方面，接下来我会一一进行阐述。

（一）城镇化速度过快，基层治理压力增大

由于在2010年之后的盐山县经济迅速发展，这就导致了盐山县的城镇化进度飞速推进，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35.29%到2022年已经达到62.5%。尽管盐山县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极快并且在2017年9月完成脱贫出列的目标，不再是贫困县。房价也在上涨，在盐山县的新区中2017年的房价在4500每平方米左右，而这一数据在2020年疫情爆发前夕上涨到了7500左右，直到现在的2024年仍旧在7000左右。但是尽管如此，农村人口仍旧在向县城涌入，这就是教育医疗等各种资源在县城积聚所引起的。我们可以看一个数据盐山镇的管辖范围有基本与盐山县城重合，盐山镇的人口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22.29%到2022年的33.90%，这也反映了盐山县的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这样快速的城镇化就导致了基层政府部门和基层治理组织没有办法快速构建起来，而且因为常住人口变动较大，也没有有效的机制来进行高效的基层治理。

至于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盐山县的基层治理不仅包括社区还包括农村都是萌芽于疫情时期的防疫管制措施，在这之前，盐山县的基层治理在之治理意识、组织制度还有具体实施上都是十分欠缺的。正式的基层治理则是发源于后疫情时代。在这一时期县政府财政收入由于疫情的冲击而减少，并且由于疫情时期的负债加剧了县政府的财政困难。也是由于县里的建设以及其他方面对于经费的要求以及基层治理体系没有搭建完成也导致了基层治理方面的经费短缺；而且又因为资金经费的短缺，也致使基层治理的体系无法构建完成，经费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构建这二者必须同时推进。

（二）负责人员换岗或调动，政策没有延续性，县城基层治理体系缺失

盐山县的基层治理的困境还有很大一部分制度的原因。其中有大的制度还有盐山县的本身存在的特有的情况。

政策无法连续。在大的制度方面，两年一次调岗使得很多工作难以持续下去，而且面对前任积攒的问题，不会去解决，因为两年就会调走。而面对日常工作就会产生得过且过的态度，举个例子，我在组织部的资料室中看到大量胡乱堆积的材料和档案，这就因为干部两年就走导致不会用心去整理材料，工作效率也大为折扣。这些问题在基层治理上就会衍生出新的问题。比如上级领导部门在一些工作的开展上往往需要进行持续性的工作，但是由于领导班子的调整与轮换，这就导致了政策的连续性几乎是没有，而且和也导致了工作加码和工作堆积的乱象。

县城基层权力的断档。由于盐山县面积只有795平方千米，人口却有41.14万人口密度约为516人/km²，再加上盐山镇政府的管辖范围与盐山县城基本重合，这就导致了在基层治理体系缺失的同时，盐山镇政府与物业还有各个农村的基层自治组织基本可以承担基层治理的任务。但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35.29%到2022年已经达到62.5%，盐山镇的人口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22.29%到2022年的33.90%。并且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更加复杂，所以之前县城基层治理体系缺失的情况不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举个例子，在这一个月的实践之中，我每天上下班的途中至少看见三次群众聚集在县政府门口来寻求解决问题，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基层治理体系缺失但是盐山镇政府和物业没有职权和责任管辖，县政府没有专门的解决这种问题的部门。总而言之就是基层权力的断档。

乡镇农村压力过大。县委县政府很多政策和工作全部下发给乡镇政府，然后进一步下发各村村民自治组织。在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分门别类的工作下发到乡镇和基层自治组织之后就变成了一锅粥、大杂烩。而基层自治组织本身还要承担对基层进行自治的工作，来自村民和居民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因为基层自治组织本身就属于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实际权力不足不能向政府一般行使国家公权力，但是有具有一定的社会治理权力，来自政府和群众的上下两层压力全部积聚在基层自治组织身上，这就形成了典型的“两头受气”和“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三）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没有培养完成

因为盐山县属于沧州这一“武术之乡”，此地自古以来民风彪悍，民国初年一句“镖不喊沧州”就可以充分表现出来，再加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所以人们的法治意识还有对于基层治理的参与感与积极性十分缺乏。尤其是现在五十岁以下的居民大部分外出务工，留在家乡的很大一部分老人没有能力参与基层治理，这也就导致了在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完成的农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只占少部分，但是根据之前趋势和现在的情况来推测，即使在县城构建完成基层治理体系，群众的参与度还是不会太高，因为盐山县的城镇化速度太快，这也导致了城镇居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城市的社会组织体系。

三、对目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所对基层治理做出的信息化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基层治理在保障和发展民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更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以新质生产力来对基层治理进行转型升级，在党的二十大之后，新质生产力作为我党在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工作的重要主题，必须要深刻融入基层治理之中。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第4次工业革命浪潮的重要引擎和政府建设的推动力，以数据技术赋能为驱动的基层治理创新已形成共识性的趋势。

（一）通过信息化搭建信息平台将补齐县城基层治理体系的空白

根据民政部中央政法委等九部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确定到2025年基本构建起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智慧社区服务平台，初步打造成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数字社区。

对于现阶段盐山县基层治理体系没有完全构建缺少基层治理的权力体系的情况，必须要通过信息化和大数据将基层居民与物业企业与民政部门还有县委社会工作部直接拿连接起来，形成线上完整的基层治理的数据链条。一些切实关于居民切身利益但是物业没有权力处理、通过县委和政府部门解决效率较低且会造成一定行政资源浪费的事务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的基层治理平台进行反映，然后分门别类进行专业的鉴别和确定责任并通过线上公文形式与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协商和交流并切实解决和处理问题。与此同时，相关职能部门也可以入驻这一平台，让基层群众问题可以解决、生活更加便利，并且这可以有效的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水平，也避免了以民政部门为代表的负责基层治理地政府部门地不作为与推诿。

通过基层治理数字化来将基层治理的机构简化，以此来应对民政部门通过对基层自治组织的输送超编人员而对基层治理造成的掣肘。通过信息平台进行基层治理的扁平化模式可以有效减少基层治理的机构公职人员，只需公开招募少量的专业社工人才负责线下的问题沟通和技术人才进行日常的线上办公等工作，做到“精兵简政”，也可以用来应对其他部门将将基层自治组织作为解决超编问题的重要方法。

通过这种低成本的工作方式，切实把握住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未来先进生产因素——大数据、信息流。盐山县也有利于在其他部门推行这一模式，一方面通过基层治理数据化来为其他的工作提供先进经验；另一方面，这种多个职能部门与社会层面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的扁平化模式，会降低基层治理的成本，这个对于基层治理财政支持较为薄弱的盐山县是非常有必要的。

数字技术也为政府提供了更多的治理绩效评估手段。例如，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推进镇（街）政府财政运行数字化绩效评价，将传统的“语文式指标”转变为“数字化指标”，从简单统计向综合计算转变。

（二）通过基层治理的信息化转型带动城乡产业转型升级

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体现在生产力基本要素的革新，包括善用现代技术、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的新劳动者，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和新劳动对象，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劳动工具，适应科技创新需求的新型基础设施。

通过将新质生产力融入基层治理之中这一过程为盐山县的发展提供大量的专业的信息化人才，以此来促进盐山县的产业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此来实现信息化的转型升级。在盐山县的经济发展中，传统的工业占据了大量的份额，其中尤其是体育器材还有管道制造，这种大部分都是小微企业进行家族式的经营，而且生产方式依旧采用传统的生产方式信息化、自动化水平较低，这就带来生产效率和较低、产品质量把控不标准的问题。但是在这些拥有建设大数据、构建信息化平台经验的专业的高素质信息人才的加入，这会极大提高新质生产力在传统工业的运用水平，加速盐山县的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提供新型就业岗位，保障社会稳定，以此来反哺基层治理的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农业上可以可以通过专业的高素质的信息技术人才为农业的生产构建农业生产信息数据网络，将农业生产中的农田水利设施、交通网络还有电力供应以及作物种植、施肥驱虫、应对灾害等各方面通过信息平台进行信息化改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农业发展的质量。农业的信息化改造也促进了乡村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释放了乡村的内生动力。在数字农业的推动下，乡村的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乡村发展的基础得以夯实，乡村发展的基础得以夯实。特别是在盐山县的特色农产品金丝小枣，之前因为不易保存、没有科学化体系化的管理，产品质量很难把关。再加上产品没有超高的知名度和深加工，导致了盐山县当地空有宝山却不善用。通过基层治理的信息化带动农业生产信息化，通过科学的种植与管理将金丝小枣的质量大幅提高，并通过互联网提高产品知名度，引进先进的生产线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附加，以此提高农民的收入。并且促进农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通过农业的信息化升级，技术人才真正扎根于农村基层一线，加速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提升了农民的数字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农民更好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增加收入，也有助于农民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提升生活质量。

（三）基层治理设施信息化转型县委县政府应尽的努力

要切实推进基层治理与新质生产力的结合，还要理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这是奠定良好治理基础的关键。县委领导对基层治理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工作的成败，因此，需要一位作风强硬、统筹全局的县委领导来统一调度，确保所有部门都能明确自己的职责，相互协作，避免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只有在领导层的有力推动下，才不会将盐山县的基层治理信息化改革沦落为流于表面的“口头会议”，并将其顺利地推行下去。

解决资金问题是推进基层治理与新质生产力结合促进基层治理信息化的另一大难题。财政拨款是基础，但单纯依赖财政部门的拨款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拓宽资金来源，引入实力转向基金的支持，同时，积极向市委提出政策支持的要求，争取更多的资源倾斜。资金的充足是保障基层治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没有资金，再好的构想和计划都将成为纸上谈兵。

专业人才的缺乏是制约基层治理效能的瓶颈。要改变这一现状，我们需要打造一支年龄结构合理、专业素质过硬的社区治理队伍。社工部门应牵头，面向社会，尤其是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持有社会工作证的专业人才以及我们所急需的专业的信息化人才。并且提高对专业人才的重视程度，为专业技术人才提供优质的待遇，保障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四、基层治理信息化转型实施的可能

在盐山县的城镇之中，大多数居民都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运用互联网与大数据的能力。在全县境内，盐山县十分重视信息化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信号基站与网络基站发展十分迅速，可以完全覆盖全县县域。

这种通过大数据进行基层治理的模式，在盐山县境内农村也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据我的实地调研下，每个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并不是完全的外出务工，或者是有一些外出务工又回到家乡的中年人，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也有能力通过这种线上的方式来参与基层治理。同时这一部分人也是乡村中发挥这种大数据、信息链的主力军。

在整个盐山县辖区范围内，智能手机与网络已经在六十五岁以下的人群中普及完成，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在整个县域内有58146人，占14.14%。这一部分老人在七十岁及以下可以流畅灵活操作智能手机与网络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信息化平台上的基层治理。七十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没有能力参与信息化平台基层治理的其余人终究在全县人口中的占比极低，完全可以由基层自治组织和专业的社工人才提供高质量的基层服务，提高生活质量与基层治理水平。

五、信息化模式中基层治理的新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具有强大发展动能，能够引领创造新的社会生产时代。”通过大数据促进基层治理信息化转型及其带来的其他的良性效益完全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但是基层治理的信息化转型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将“城乡双轨”治理模式转变为“城乡单轨”模式

基层治理信息化确实能够切实地提高基层治理效率并有效解决盐山县目前面对地基层治理的困境，但是也有一定的问题。农村传统社会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下快速分化结构并进行重组。与此同时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是国家公权力不会过多干预基层治理，基层自治组织充分发挥自治功能，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基层自治组织会依赖于基层政府的公权力来发挥基层治理的功能。这是一种继承于传统古代基层治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来形成在现在大部分基层自治治理模式，形成了一种“城乡双轨、双轨交叉”的基层治理模式。

一旦将基层治理与新质生产力结合起来，是基层治理向智能化转型通过数据链将基层与政府即国家公权力直接联系起来；这种方式身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应对上文所提到的目前盐山县所存在的基层治理体系缺失的问题（主要问题是盐山县城，乡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已构建起以基层自治组织为代表的完备的基层治理体系）。新质生产力与基层治理的结合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村基层治理的压力减轻“小马拉大车”的困难。因为许多的问题，基层的居民与农民可以在数据链条与信息平台上可以绕过基层治理组织直接与政府部门进行对接。

但是这可能会造成国家公权力向基层扩张、对基层自治权利进行挤压，使得原本已经在乡村构建起来的基层治理体系失去其原本职能，并且会造成基层治理资源的浪费与权利的叠加，也就是传统的“城乡双轨，双轨交叉”的局面可能会转化成“城乡双轨结合成为单轨”的新的基层治理体系。而且这种“城乡单轨”模式会使得基层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权责划分模糊，对于已经习惯传统的以基层政府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的基层群众在面对这种以居民为基层治理主体的新型信息化基层治理模式，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无法适应而产生阵痛期。

面对这种政府公权力与基层自治组织的职权交叉的问题，县委县政府要做的应该是分门别类专职专办，划分清楚权责关系，在面对超出基层自治组织的问题时就需要政府部门出面解决。关于划分基层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的职权，这就需要以党建为抓手，尤其是在县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对基层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在基层事务上的职责划分。

（二）新质生产力对基层治理信息化的改革对公职人员的新要求

新质生产力与基层治理的结合运用将基层治理推向信息化对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县委领导与公职人员必须要学习和懂得如何运用新质生产力构建的数据链与信息平台进行基层治理。在过去“人走政息”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啊大数据构建信息平台云端储存资料，通过保证文件与资料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来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基层治理的信息化也在倒逼县委县政府自下而上的进行信息化改革，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能加速新质生产力进一步与全县境内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

（三）构建对信息化基层治理模式的追责机制

在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下，各政府部门的推诿责任的行为没有被完全的杜绝。在对基层治理进行信息化改革之后，我们不能保证这种推诿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否可以被完全杜绝。所以建立基层治理事务办理落实的追责机制是必要的措施。在建立追责机制也可以借鉴基层治理信息化改革的举措，将追责的具体方式落实在基层治理信息化平台之上。在基层治理信息化平台上开设专门的纪委专栏，特别是将基层事务的落实情况与和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各政府部门都没有利害关系的纪委挂钩可以最大地对执行部门保持高压和震慑力，以此尽可能地保证基层事务处理的效率与质量。

结语

在新质生产力作为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发展的主题，盐山县必须要抓住这个可能对于盐山县来说最后一个机遇，将基层治理地信息化改革作为对于整个盐山县抓住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的产业结构进行信息化转型升级。通过新质生产力让盐山县的传统工农业焕发出新的活力；将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转向信息化的基层治理模式，做到“由管到治”的转变，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相匹配，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让我的家乡盐山县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 实现路径与运行机制》朱战辉

《数据赋能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高山冰

《数字技术赋能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与策略》王曙光 吴晓玲 赵芳源

《数字经济视野下乡村基层治理实践体系建设》李晋玲 赖焰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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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基层治理“数字密码”》格桑伦珠 裴聪

《数字技术视域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实践探索》黄路 赵庆

《数智赋能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案例研究——以余杭区五常街道为例》于佳彤 刘力

《党建信息化视角下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徐雪君

《党建引领基层全周期治理机制创新——基于综合框架的分析》柳红霞王晓聃

《Y 县农村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对策研究》许莉莉

《推动基层“治理”向“智理”转变的数字化实现路径》石艳芳

《全栈信创技术驱动档案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常州市档案馆电子档案管理平台建设实践》缪秋君 汪晓娟

作者简介：刘通顺（2004）男 汉族 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 本科 黑龙江大学 研究方向：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