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中“她叙事”对女性视角与性别叙事的突破性重塑

一、引言

近年来，女性主义电影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以“她叙事”（Herstory）为核心，挑战传统男性主导的历史叙事，强调女性经验的主体性与多元性。在中国，《我的姐姐》《出走的决心》等作品标志着女性主义电影从悲情叙事向积极赋能的转变。《好东西》（2024）作为一部由 90 后导演邵艺辉自编自导的华语佳作，讲述单亲妈妈王铁梅与邻居小叶的友情与成长故事，成为 2024 年度华语电影黑马。影片通过幽默温暖的叙事，拒绝男性凝视，展现女性在都市生活中的韧性、自主与互助，突破传统“小妞电影”的浪漫套路，被誉为“华语女性主义电影的新标杆”（HK01）。其“她叙事”不仅刻画了单亲妈妈的坚韧与“清醒恋爱脑”的洒脱，还通过对两性关系的反思与母女关系的代际传承，构建了平等多元的性别图景。本文旨在分析《好东西》如何通过“她叙事”重塑女性视角，结合女性主义理论，从王铁梅与小叶的友情、男性角色的重塑及文化影响等角度，探讨其叙事策略与突破意义。论文将首先剖析影片的创作背景与女性主义语境，其次聚焦“她叙事”的核心特征，再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性别叙事的创新，最后评估其文化价值与局限性，以揭示《好东西》对华语女性主义电影的启示。

二、《好东西》的女性主义背景

《好东西》诞生于中国女性主义意识快速崛起的时代，与《我的姐姐》《出走的决心》等作品共同构成了华语女性主义电影的新浪潮。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性别平等的讨论日益深入，女性在职场、家庭和情感中的自主性成为广泛关注的议题。相较于《红高粱》等传统女性题材电影聚焦历史或乡村苦难，新一代女性主义电影更关注都市女性的现代困境与自我实现。《好东西》延续这一趋势，以乐观幽默的风格突破悲情叙事的局限，重新定义女性力量。影片通过王铁梅与小叶的友情，展现女性间非竞争性的支持，呼应女性主义理论中“姐妹情谊”的理念。同时，影片对两性关系的反思，例如批判“不靠谱”前夫并塑造平等的鼓手老师形象，回应了当下中国观众对性别平等的期待，使其在女性主义电影谱系中独具特色。

三、“她叙事”的核心特征

（一）拒绝男性凝视的女性主体性

《好东西》通过镜头语言和角色塑造，打破传统电影中的男性凝视，确立女性角色的主体性。女性主义理论家 Laura Mulvey 指出，男性凝视常将女性客体化为视觉对象，服务于男性欲望。相较于此，导演邵艺辉运用细腻的镜头捕捉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例如王铁梅在面对生活压力时的微表情和小叶撒谎时的灵动眼神，强调她们的情感深度而非外貌。影片避免了传统“小妞电影”中常见的女性刻画套路，如过分强调浪漫爱情或外在魅力，而是聚焦角色的自主选择与内心成长。王铁梅作为单亲妈妈，不仅在经济上自立，还通过拒绝前夫的复合提议展现情感自主。同样，小叶在爱情中的“清醒恋爱脑”态度，体现了对自我价值的坚持。这种叙事策略使女性角色从被动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的主体，赋予她们叙事的主导权，为“她叙事”奠定了核心基础。

（二）女性友情的赋能机制

《好东西》通过王铁梅与小叶的友情，展现了女性主义理论中“姐妹情谊”的赋能机制。不同于传统电影中女性间的竞争性关系，这部影片将友情置于叙事中心，强调女性在困境中的相互支持。王铁梅的坚韧与小叶的洒脱形成互补，她们的互动充满幽默与温暖，例如小叶用“谎言”化解王铁梅的尴尬时刻，王铁梅则在小叶情感低谷时提供支持。这种非竞争性的关系不仅推动了剧情发展，也成为角色自我和解的关键。影片通过日常化的场景，如上海弄堂的闲聊或咖啡馆的对话，展现女性友情如何为个体赋能，帮助她们对抗社会压力与性别偏见。这种“姐妹情谊”突破了传统性别叙事中女性依附男性的模式，凸显了“她叙事”的集体力量，回应了女性主义对团结的呼唤。

（三）多元女性形象的构建

《好东西》通过塑造多维女性角色，打破单一的性别刻板印象，构建了多元的女性形象。王铁梅作为单亲妈妈，既展现了传统母亲的奉献精神，又通过独立应对生活挑战颠覆了“完美母亲”神话，体现了现代女性的复杂性。小叶则以“清醒恋爱脑”的形象，结合幽默与敏感，展现了年轻女性在爱情与自我之间的平衡艺术。她的“谎言”不是道德缺陷，而是对情感自主的策略性表达。此外，女儿王茉莉以童真视角为成人世界提供反思，丰富了女性形象的代际维度。影片通过这些角色的不同年龄、性格与生活状态，呈现了女性在都市语境中的多样性，避免了单一的女性主义叙事。相较于传统华语电影中常見的悲情女性形象，《好东西》以乐观与多元的刻画，为“她叙事”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性别叙事的突破：具体分析

（一）王铁梅：单亲妈妈的性别角色挑战

《好东西》通过王铁梅的单亲妈妈形象，挑战了传统性别叙事中对“母亲”角色的刻板定义。传统华语电影常将母亲塑造成自我牺牲的悲情形象，而王铁梅则以韧性和自主性颠覆这一范式。她独自抚养女儿王茉莉，面对经济压力和前夫的不靠谱行为，却拒绝被定义为受害者。影片通过她的日常生活，如在上海弄堂中处理琐碎家务或在职场中坚持自我，展现其独立应对挑战的能力。尤其在与前夫的互动中，王铁梅果断拒绝复合，体现了对自我情感的掌控，而非依赖男性重建家庭。这种叙事突破了传统性别角色对女性的束缚，呼应女性主义理论中关于女性主体性的主张。此外，王铁梅的幽默与坚韧，如对生活困境的乐观化解，赋予了单亲妈妈形象现代性和普遍性，使其成为“她叙事”中挑战性别规范的典范。

（二）小叶：情感表达的女性自主性

小叶作为“清醒恋爱脑”的代表，通过独特的“谎言”表达方式，展现了女性在情感领域的自主性。传统性别叙事常要求女性在爱情中被动顺从，但小叶以机智和主动的态度重塑了女性情感表达。她用“谎言”化解尴尬或保护自我，例如在与男性交往时巧妙回避不适问题，实则是对情感主动权的掌控。影片通过小叶的洒脱与敏感，打破了女性在爱情中被动的刻板印象，呈现了一种兼具理性与感性的现代女性形象。她的故事线不仅展现了个体选择，还通过与王铁梅的友情进一步强化了女性自主的集体维度。小叶的“谎言”被导演邵艺辉设计为一种策略性表达，而非道德缺陷，呼应了女性主义对女性情感复杂性的认可，为“她叙事”注入了新颖的情感表达范式。

（三）男性角色的重塑

《好东西》通过对男性角色的重塑，突破了传统性别叙事中的二元对立。影片中的前夫和鼓手老师分别代表了传统与现代的男性形象。前夫的不靠谱行为，如试图复合却忽视王铁梅的真实需求，批判性地反映了父权制下的男性局限性。然而，影片并未将其简单妖魔化，而是通过细腻刻画展现其人性复杂性。相比之下，鼓手老师以尊重与倾听的姿态出现，象征了平等的两性关系可能。他与王铁梅的互动避免了传统浪漫叙事的权力失衡，强调双方的相互理解。这种对男性角色的重塑，突破了女性主义电影中常见的“男性即反派”模式，提出了一种更包容的性别叙事。影片通过男性角色的对比，呼应了女性主义对性别平等的追求，为“她叙事”提供了更广阔的对话空间。

五、《好东西》的意义与局限

（一）文化影响力

《好东西》作为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以其独特的“她叙事”对华语电影产生了深远影响。影片通过王铁梅与小叶的成长故事，展现了女性在现代都市中的自主与团结，打破了传统性别叙事的局限，确立了以女性视角为核心的新范式。其豆瓣评分高达 9.1，基于近 30 万用户评价，显示了广泛的文化共鸣。媒体评价，如香港《HK01》称其为“女性主义电影的新标杆”，进一步凸显了其在推动性别平等讨论中的作用。影片还通过北美和马来西亚的上映，以“Herstory”概念触及全球观众，回应了国际女性主义电影的潮流。《好东西》以幽默和乐观重塑女性形象，激励了更多女性创作者探索非悲情的性别叙事，为华语女性主义电影开辟了新路径。

（二）叙事局限性

尽管《好东西》在“她叙事”上取得突破，其叙事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影片聚焦都市中产女性，可能忽略了更广泛社会阶层女性的经验，如农村或低收入群体的性别困境，限制了其普适性。其次，影片对男性角色的重塑虽具创新，但前夫的“不靠谱”形象略显刻板，未能完全摆脱二元对立的叙事倾向。此外，影片对性别议题的探讨更多停留在个人情感与友情的层面，缺乏对系统性性别不平等的深入挖掘，相较于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的深度略显不足。尽管如此，影片以幽默和温暖平衡了这些局限，避免了说教感，使其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找到平衡，为未来女性主义电影的探索提供了启示。

六、结论

《好东西》以“她叙事”为核心，通过王铁梅与小叶的成长故事，重塑了女性视角与性别叙事，为华语女性主义电影开辟了新路径。影片拒绝男性凝视，赋予女性角色主体性，展现单亲妈妈的韧性与年轻女性的情感自主；通过女性友情，体现了“姐妹情谊”的赋能机制；通过男性角色的重塑，提出了平等两性关系的可能。这些突破使影片突破传统“小妞电影”的局限，以幽默与温暖传递女性赋权，获得9.1 高分与广泛社会反响，奠定了其作为2024 年华语电影黑马的地位。影片利用上海都市背景，融合弄堂文化与现代性，增强了“她叙事”的普适性与文化共鸣。然而，其叙事聚焦中产女性，略显局限，对系统性性别议题的挖掘也有待深化。未来，中国女性主义电影可借鉴《好东西》的乐观叙事，进一步探索多元阶层与深层结构问题的结合，拓展性别叙事的广度与深度。《好东西》不仅为女性观众提供了情感共鸣，也为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启示，预示着华语电影在全球性别平等议题中的更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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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秋娟，女，汉族，籍贯广西贵港，本科学历，研究方向：英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