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与综合治理：基于新闻传播视角的理论建构

新媒体技术的深度渗透重塑了信息传播生态，也使得网络谣言成为干扰社会秩序、挑战治理能力的重要议题。相较于全国性网络谣言，市域层面的网络谣言因依附地方语境、聚焦民生需求，更易引发公众认知共鸣与行为联动，其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市域网络空间清朗与社会稳定。随着社交媒体崛起，学界进一步关注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认为微信 “强关系” 结构、微博 “公共舆论广场” 属性、抖音 “算法推荐” 逻辑共同构成谣言扩散的核心路径；在治理研究层面，多聚焦宏观协同框架，强调官方主体、平台方与公众的联动，但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基于此，本文以市域网络谣言为研究对象，结合媒介生态理论、协同治理理论、风险感知理论等新闻传播与公共管理交叉学科理论，系统解构市域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剖析治理困境的理论根源，以期为市域网络谣言治理提供学理支撑，同时丰富新闻传播领域在地方治理中的理论应用。

一、市域网络谣言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媒介生态理论：谣言传播的生态位分析

媒介生态理论以 “媒介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为核心，认为不同媒介在信息传播中占据特定 “生态位”，其功能定位受环境制约且反作用于环境，这一理论为解析市域网络谣言的传播路径提供了关键视角。在市域信息环境中，社交媒体因用户基数大、传播效率高，成为谣言扩散的核心载体，且不同平台形成差异化生态位：微信以 “强关系社群” 为生态特征，亲友群、小区业主群等封闭或半封闭社群，凭借成员间的信任关系，成为谣言初期扩散的 “基础生态位”—— 这类社群的传播具有精准性高、扩散速度快的特点，能够快速实现谣言在市域局部范围的渗透；抖音以 “算法推荐 + 本地话题” 为生态特征，通过“同城推荐” 功能将谣言推送给关注本地动态的用户，形成 “放大生态位”，其短视频形式的视觉化呈现进一步降低公众辨别成本，助力谣言突破社群边界；微博以 “舆论广场 + 本地意见领袖” 为生态特征，承担 “扩散生态位” 功能，本地大 V 的转发或评论可使谣言从社群传播升级为公共舆论事件，扩大市域层面的影响范围。

媒介生态理论还强调 “环境适配” 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市域层面的公众对本地地标、民生政策、生活场景的关注度远高于全国性议题，这种地域认知特征使得网络谣言通过 “本地化嫁接” 能够快速与受众形成认知共鸣，进而提升传播效率。同时，市域媒介环境的复杂性也决定了谣言传播的多源性，官方渠道、商业平台、民间社群共同构成信息传播网络，若官方信息供给不足，民间渠道的谣言便可能填补信息真空，这为理解市域网络谣言的生成逻辑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协同治理理论：治理主体的互动逻辑

协同治理理论源于公共管理领域，核心观点是 “通过多元主体的权责划分与互动合作，实现治理目标优化”，其 “权责清晰、信息共享、利益相容” 的核心要素，为解析市域网络谣言治理中的主体关系提供了框架。在市域网络谣言治理中，政府部门、社交媒体平台、行业协会、公众等主体各具优势与局限：政府部门拥有政策制定与监管权限，负责搭建治理框架、统筹资源配置；社交媒体平台掌握技术优势与传播数据，承担谣言监测、阻断与溯源责任；行业协会具备专业知识，可提供合规培训与行业自律指引；公众则是谣言识别与反馈的末梢，通过举报、辟谣参与治理。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的有效联动需满足 “权责对等” 原则 —— 若主体间权责边界模糊，易出现 “重复辟谣”“漏辟谣” 或 “责任推诿” 现象；“信息共享” 是协同治理的基础，市域网络谣言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集中，仅靠单一主体的信息储备难以实现有效治理，需通过数据互通整合政府历史数据、平台实时数据与公众举报数据；“利益相容” 是协同长效运行的保障，政府追求公共秩序维护，平台追求用户信任与形象提升，公众追求信息安全与利益保障，只有将各主体利益与治理目标绑定，才能激发协同动力。

（三）风险感知理论：公众认知的行为逻辑

风险感知理论源于心理学，核心观点是 “公众的风险感知并非完全基于客观风险，而是受个体特征、信息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这一理论为理解公众对网络谣言的认知与行为选择提供了关键视角。从个体特征来看，市域范围内不同群体的风险感知阈值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人对食品安全、医疗健康类谣言的风险感知阈值较低，易受具象化信息影响；青少年对短视频形式的谣言接受度更高，但风险判断能力较弱；自媒体从业者因职业属性，对谣言传播规律与法律后果的认知更清晰。这种群体差异决定了网络谣言治理需采取分众策略，而非“统一化” 模式。

信息环境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另一关键变量。突发公共事件初期，若官方信息滞后或不完整，公众会因 “不确定性焦虑” 主动寻求信息，此时谣言便可能填补信息真空 —— 公众通过传播谣言试图确认风险真实性，或在群体传播中获得心理安全感，这种 “认知补偿”行为正是风险感知理论中 “不确定性规避” 假设的体现。此外，社会情绪对风险感知具有放大效应，焦虑、愤怒、恐慌等负面情绪会显著提升公众的风险感知强度，促使其在未理性核实信息的情况下主动转发谣言，形成 “情绪 — 传播 — 再情绪” 的恶性循环，这为解析市域网络谣言的裂变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市域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基于理论的解构

（一）传播动因：信息需求与情绪驱动的双重耦合

市域网络谣言的生成并非单纯的 “恶意编造”，而是 “信息需求”与 “情绪驱动” 双重因素耦合的结果，这一过程可通过风险感知理论得到解释。在突发公共事件初期，官方信息往往存在 “时间差”—一方面，事件处置的复杂性导致信息核实与发布需要时间；另一方面，部门间信息传递的流程冗余可能延缓信息公开速度。这种 “信息真空” 会激发公众对 “风险规避” 与 “利益保障” 的迫切需求，如自然灾害中公众需要了解安全避险信息，公共卫生事件中需要知晓防控措施与物资供应情况。当合法渠道无法及时满足这类需求时，谣言便会以“满足信息需求” 的名义生成，成为公众缓解不确定性焦虑的 “临时替代品”。

情绪驱动则进一步强化了谣言的生成动力。根据风险感知理论，突发公共事件本身会引发公众的负面情绪，而信息真空会加剧这种情绪的弥散，焦虑情绪促使公众急于获取 “确定性信息”，哪怕信息来源不明；愤怒情绪易导致公众对官方信息产生质疑，更易相信负面导向的谣言。

（二）传播路径：社交媒体主导的多生态位协同

基于媒介生态理论的分析，市域网络谣言的传播路径呈现 “多生态位协同” 特征，微信、抖音、微博等平台通过功能互补，共同推动谣言扩散。微信的 “强关系社群” 是谣言传播的 “起点生态位”，这类社群成员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谣言的传播阻力，且社群的封闭性使得谣言在初期不易被官方监测与阻断，能够快速实现 “圈层渗透”。

抖音的 “算法推荐” 构成谣言传播的 “放大生态位”。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的地理位置、兴趣偏好，将市域相关的谣言精准推送给 “同城用户”，且短视频形式的视觉化、场景化特点，能够增强谣言的 “真实感” 与 “感染力”，使谣言突破社群边界，覆盖更广泛的市域人群。相较于文字信息，短视频谣言更易被公众接受与转发，其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均显著优于传统形式。

（三）传播加速：负面情绪与群体极化的叠加效应

市域网络谣言的裂变传播，源于 “负面情绪扩散” 与 “群体极化”的叠加效应，这一过程可通过社会情绪理论与群体动力学理论解析。负面情绪具有 “高传染性”，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一条带有焦虑、愤怒情绪的谣言内容，会通过评论、转发等互动行为快速传递给其他用户，引发情绪共鸣。当大量用户在同一时间段表达相似负面情绪时，会形成 “情绪场域”，使原本中立的用户也受到情绪感染，主动参与谣言传播。

群体极化则进一步强化了传播效果。在市域范围内的社群或话题讨论中，持有相同观点的用户会不断强化彼此的认知，使谣言内容的“可信度” 在群体内部被放大，而不同意见则会被压制或忽视。这种 “回声室效应” 导致谣言在特定群体中形成 “共识”，甚至出现 “主动捍卫谣言” 的行为。同时，群体极化还会促使公众将谣言与自身利益关联，如将食品安全谣言解读为 “政府监管失职”，将交通谣言关联为 “出行权益受损”，这种 “利益关联” 会进一步激发公众的传播意愿，推动谣言加速扩散。

三、市域网络谣言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

（一）监管滞后：技术赋能不足与制度适配缺失

市域网络谣言治理面临的首要困境是 “监管滞后于谣言裂变”，这种滞后本质上是 “技术响应速度” 与 “制度适配能力” 双重不足的结果，与数字治理理论的 “实时响应”“流程再造” 要求存在差距。从技术层面看，现有治理手段对谣言传播趋势的预判能力有限。市域范围内的谣言监测多依赖人工筛查与公众举报，缺乏自动化、智能化的预警系统，无法实时捕捉谣言的生成与扩散轨迹；即便部分地区引入数据监测工具，也因 “多源数据融合不足”（如政府数据与平台数据未互通），导致预警模型的精准度与时效性不足，难以实现对谣言的早期识别与干预。

从制度层面看，治理流程的 “碎片化” 进一步加剧了监管滞后。市域网络谣言治理涉及网信、公安、市场监管、平台方等多个主体，各主体的响应流程缺乏标准化衔接。平台发现谣言后需层层上报至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核实信息后再协调媒体发布辟谣内容，流程冗余导致 “时间差” 扩大。这种制度层面的 “路径依赖”，与数字治理理论强调的 “流程优化”“跨主体协同” 相悖，使得技术工具的应用难以充分发挥效能。

（二）协同不足：权责模糊与信息壁垒的双重制约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 “多元主体联动”，但市域网络谣言治理中，“协同不足” 仍是突出困境，根源在于 “权责模糊” 与 “信息壁垒”。从权责划分来看，政府部门、平台、公众的角色定位缺乏清晰界定：部分平台存在 “先传播后审核”“只删帖不溯源” 的行为，将治理责任转移给政府；部分公众则认为谣言治理是政府与平台的职责，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导致 “治理主体缺位”。这种权责边界的模糊性，违背了协同治理理论 “权责对等” 的核心原则，使协同机制难以落地。

信息壁垒则进一步阻碍协同效能发挥。政府部门掌握历史谣言数据、政策文件等信息，但未与平台共享；平台拥有实时传播数据、用户画像等资源，却因商业利益或数据安全考量不愿开放；公众的举报信息、认知反馈也未能有效整合至治理体系中。这种 “数据孤岛” 现象，导致各主体的治理决策缺乏全面支撑，如预警模型因数据不全无法精准预判，辟谣内容因不了解公众认知特点难以触达目标受众，最终形成 “各自为战” 的治理碎片化格局。

（三）威慑有限：风险感知与处罚力度的适配失衡

根据风险感知理论，公众的行为选择取决于对风险后果的感知强度，只有当处罚力度突破感知阈值时，才能形成有效威慑。但市域网络谣言治理中，“威慑有限” 的困境显著，表现为 “轻型处罚为主” 与“公众认知不足” 的双重失衡。从公众认知来看，市域范围内对 “造谣后果” 的知晓率普遍较低，多数公众不了解《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造谣的法律条款，甚至认为 “转发谣言不违法”。这种认知偏差，使得公众对造谣风险的感知强度低于行为阈值，既无法主动抵制谣言，也难以形成对造谣者的社会监督压力。风险感知与处罚力度的适配失衡，导致威慑机制无法有效下沉，未能从源头遏制谣言生成。

四、结语

从实践层面看，该框架为市域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指引：技术赋能可缩短辟谣响应时间，多元协同能整合治理合力，精准治理可提升辟谣效果。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理论边界，如结合AIGC 技术发展探讨 “AI 生成谣言” 的治理理论，或基于跨市域谣言传播特征构建 “区域协同” 理论模型，持续完善网络谣言治理的理论体系，为市域治理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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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 ( 编号：HFSKQN202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