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与都市文化认同的形塑

引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作为亚洲最具国际性的都市之一，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人口激增、经济发展、文化交融，这一切共同催生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在此背景下，上海流行歌曲—通常被称为“时代曲”—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黎锦晖、陈歌辛、黎锦光等音乐家，周璇、白光、姚莉等歌星，以及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共同打造了一个繁荣的音乐产业。然而，这些歌曲远不止是商业成功的典范，更是参与塑造上海都市文化认同的重要文化力量。

本文旨在探讨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如何通过其独特的内容形式、传播方式和接收体验，帮助形成和巩固了一种独特的“海派”文化认同。现有研究多从音乐学或文学角度分析时代曲的艺术特色，或从历史学角度考察其社会背景，但较少系统探讨这些歌曲与都市文化认同建构之间的深层关系。本文尝试跨学科视角，结合文化研究、媒介研究和社会学理论，深入分析流行歌曲作为声音媒介在形塑城市认同中的独特作用。

一、声音景观的建构：中西合璧的音乐语言

上海三十年代流行歌曲最显著的特征是其音乐语言上的中西合璧，这直接反映了上海作为半殖民地城市的独特文化处境。一方面，这些歌曲大量采用西方流行音乐元素，尤其是爵士乐的节奏、和声和配器方式；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线条和审美意境。这种融合创造了一种既熟悉又新奇的声音体验，成为上海都市文化的听觉标识。

黎锦晖的创作尤其体现了这种融合策略。他在《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作品中，既使用西方舞曲节奏，又保留了中国民间音乐的五声音阶和婉转旋律。这种“中式旋律，西式配器”的模式成为时代曲的典型特征。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更是将中国旋律与爵士节奏完美结合，不仅在本地广受欢迎，还被改编成英文版本走向国际舞台。

这种音乐上的融合不仅是一种艺术选择，更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声学表达。它象征着上海市民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应对策略—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坚决排斥，而是创造性地融合吸收，形成一种新的、hybrid 的文化形式。这种声音成为了“海派文化”的听觉标志，通过日常的听觉体验，不断强化着市民对这种混合文化身份的认同。

歌词内容同样参与了这种认同建构。三十年代流行歌曲的歌词往往描绘都市生活场景—外滩的高楼、南京路的霓虹、咖啡馆的约会、舞厅的狂欢。这些歌词为听众提供了一幅声音绘制的城市地图，通过重复聆听，这些地理景观与情感体验被内化为市民共同的心理图景。如《夜上海》中唱的：“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不仅描绘了城市夜景，更塑造了一种对现代都市生活的集体想象。

这种声音景观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意义。在三十年代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这种中西融合的音乐形式成为了一种文化上的“第三空间”，既避免了全盘西化的文化殖民，也规避了完全传统的保守主义，代表了一种立足本地、面向世界的文化态度。通过日常的音乐消费，市民不仅是在欣赏娱乐产品，更是在实践一种特定的文化身份和审美取向。

二、媒介技术的传播：唱片、广播与电影的推广

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的广泛传播离不开新兴媒介技术的支持。

唱片、广播和电影这三种现代媒介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传播网络，使流行歌曲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渗透到都市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共享的文化体验。

唱片工业的发展是流行歌曲传播的基础。上海的唱片业在三十年代已相当成熟，百代、胜利、大中华等公司拥有完整的制作、生产和发行体系。唱片不仅使音乐表演能够被精确复制和广泛传播，还改变了音乐接受的方式—从公共场合的集体聆听转变为私人空间的个人体验。这种聆听方式的转变使得音乐与个人情感的联系更为密切，歌曲中的情感结构和城市意象更容易内化为听众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广播电台的兴起进一步扩大了流行歌曲的影响力。三十年代上海有数十家电台，每天播出大量音乐节目。广播将音乐直接送入家庭空间，成为日常生活的背景音。这种持续不断的声音流无形中强化了歌曲中传递的城市意象和价值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电台节目由商业机构赞助，播放流行歌曲的同时也在推广现代消费生活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歌曲与都市现代性之间的关联。

电影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视觉媒介，与流行歌曲形成了共生关系。许多经典时代曲如《天涯歌女》、《四季歌》都是通过电影插曲的形式传播开的。电影为歌曲提供了视觉语境和叙事框架，增强了歌曲的情感冲击力和记忆点；歌曲则为电影提供情感高潮和商业卖点。这种“影戏歌”的结合创造了一种多感官的体验，使歌曲中的城市形象更加具体和生动。

这些现代媒介共同构成了一个密集的传播网络，使流行歌曲成为真正的大众文化现象。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市民可以通过这些媒介共享相似的文化体验，这种共享的听觉经验为都市文化认同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媒介不仅是传播工具，更是认同建构的场域—通过反复播放和收听，某些歌曲和声音成为了城市的“声音标志”，听到这些声音就意味着体验上海都市文化的精髓。

媒介技术的商业化本质也影响了文化认同的形成。为了扩大受众面，流行歌曲往往采取情感通用化的策略，淡化特定阶级或群体的经验，强调普遍性的都市情感体验。这种策略虽然有时导致内容的模式化，却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超越社会差异的共享文化空间，为多元异质的都市人口提供了共同的文化参照系。

三、情感共同体的凝聚：集体记忆与情感结构

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通过抒发特定情感和情绪，为都市居民提供了一种共享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共鸣成为文化认同形成的粘合剂。歌曲中表达的都市孤独、浪漫爱情、现代性焦虑等情感体验，反映了上海市民共同的心理状态，通过这些情感分享，听众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情感共同体”。

上海作为移民城市，大部分居民离乡背井来到这座陌生大都市，面临着认同危机和孤独感。流行歌曲中大量描绘了这种都市孤独和乡愁情绪，如《夜来香》中“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表达的寂寞情怀，引起了众多异乡人的共鸣。这种共鸣不是简单的感伤，而是一种集体情感体验，通过歌曲的抒发和聆听，个人的孤独被转化为共享的情感状态，减轻了移民的疏离感。

爱情主题在流行歌曲中占据中心地位，但这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现代都市人际关系的一种想象和建构。歌曲中描绘的浪漫爱情、自由恋爱观念，与传统包办婚姻形成对比，代表了一种现代性的情感方式。通过演唱和聆听这些爱情歌曲，市民实际上是在实践一种现代情感模式，这种情感实践是都市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行歌曲还表达了面对现代性冲击时的矛盾心理—既兴奋于都市生活的便利和机会，又焦虑于传统价值的失落和人际关系的冷漠。这些情感表达通过重复传播和接收，逐渐形成了市民的集体记忆和情感结构。即使是没有亲历三十年代的人，也能通过这些歌曲接触到那个时代的情感氛围，这就是文化记忆的传承。

这种情感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在物理空间和社会关系都极度碎片化的现代都市中，共享的情感体验成为连接陌生人的纽带，创造了一种基于情感而非血缘或地缘的认同形式。这种认同更加适合现代都市社会的特点，为多元异质的人口提供了凝聚基础。

四、现代性体验的表达：都市生活的声学再现

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是都市现代性体验的重要表达渠道。它们以声学形式再现了现代都市的节奏、景观和生活方式，通过这种再现，帮助市民理解和适应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变化，并将这些体验整合进自我认同之中。

歌曲的节奏本身往往模仿了现代都市的机械节奏和速度感。爵士乐的影响尤其明显—切分节奏、摇摆感应的使用，模仿了都市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和快节奏。这种节奏感与上海这座城市的脉搏相呼应，聆听和跳舞成为体验和内化现代性节奏的身体实践。跳舞场文化的兴盛与流行歌曲的传播相辅相成，共同创造了一种现代的休闲方式和社交礼仪。

歌词内容大量描绘都市新兴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所—咖啡馆、舞厅、电影院、百货公司等。这些场所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现代性体验的象征。通过歌曲的反复咏唱，这些场所被赋予了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从单纯的商业空间转变为都市文化的标志。如何通过《永远的微笑》中唱道：“我看惯你咖啡色的眼睛，我熟悉你嘴角的微笑”，将咖啡馆浪漫化为现代情感发生的场所。

流行歌曲还对时间体验进行了重新定义。传统农业社会的时间是循环的、基于自然节奏的，而现代都市时间则是线性的、机械的、碎片化的。流行歌曲本身也是现代科技和文化产业的产物，它们的生产和消费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体验。唱片、广播等新技术改变了音乐的制作和接收方式，代表了科技对日常生活的渗透。通过参与这些现代音乐消费行为，市民实际上是在实践一种现代主体身份，这种实践性维度是文化认同形成的关键。

这种现代性表达具有明显的性别维度。许多流行歌曲由女歌手演唱，歌词常从女性视角出发，表达现代女性的情感和欲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提供了表达空间，参与了新女性形象的建构。周璇、白光等歌星通过她们的演唱和公众形象，展示了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现代气质，为上海女性提供了新的身份模板。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流行歌曲表达的现代性是一种本土化、在地化的现代性，而非简单的西方复制品。它融合了中国审美情感和西方现代形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海派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表达帮助上海市民建立了一种既现代又中国的文化身份，解决了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困境。

五、文化认同的悖论：殖民性与民族性的交织

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在塑造文化认同时面临一个核心悖论：作为半殖民地城市的产物，它们既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文化的痕迹，又试图表达民族身份和本土特色。这种矛盾性恰恰反映了上海文化认同的复杂本质，既不是纯粹西方的也不是传统中国的，而是在殖民遭遇中形成的第三种身份。

从音乐形式上看，时代曲大量借鉴西方尤其是美国流行音乐元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殖民的表现。爵士乐、探戈等西方舞曲形式的采用，反映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唱片工业本身也是西方技术资本输入的产物，带有殖民经济的特点。这些因素使得上海流行歌曲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殖民的载体。

然而，简单的文化殖民解释无法完全把握这些歌曲的文化意义。

中国音乐家和歌手并非被动接受西方影响，而是主动地、有选择地吸收和改造外来元素，创造出适合本地口味的形式。黎锦晖明确提出要“采用西法，整理国故”，这种态度代表了一种文化主体性—在承认西方技术优势的同时，坚持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特色。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三十年代，流行歌曲还承担了一定的民族主义情感表达。虽然直接政治性内容不多，但许多歌曲通过描绘中国风光、抒发乡愁情感，间接表达了民族认同。如《故乡》中“故乡，我生长的地方，本来是一个天堂”这样的歌词，通过怀乡之情唤起了对国家的感情。甚至一些看似西化的歌曲，也常常融入中国音乐元素，这种融合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上的抵抗策略。

这种矛盾性最明显地体现在歌词语言上。三十年代流行歌曲既有国语版本也有粤语、沪语版本，这种多语言性反映了上海城市的多元文化特征。特别是沪语歌曲，如《上海小姐》等，直接以上海方言演唱，强化了本地认同。这种语言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定位—既不同于传统中原文化，也不同于西方文化，而是强调上海本地的独特身份。

上海流行歌曲所代表的文化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混杂认同”，它承认自己的复合性和矛盾性，不追求纯粹性和本真性。这种认同形式恰恰适合上海这样的国际都市，能够容纳多元文化元素而不陷入认同危机。通过欣赏和接受这种混杂性的音乐，市民实际上是在实践一种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文化身份，这种身份更加灵活和开放，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现代都市环境。

这种混杂认同并非没有争议。当时和后来的评论家都曾批评时代曲过于西化、商业化，缺乏民族精神和艺术价值。这种批评本身反映了文化认同政治中的张力—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国际、艺术与商业等多重关系。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们没有简单解决这些张力，而是将其转化为创造性表达的资源。

结语

今天回望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不仅能理解一段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更能洞察文化认同形成的复杂机制。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张力加剧的当代，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所代表的混杂性、创造性和开放性文化策略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它们提醒我们，文化认同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不是纯粹传统的保护，而是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融合。

进一步研究可以探讨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与当代华语流行音乐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这种音乐传统如何影响当代上海的文化 identity建构。同时，比较上海与其他亚洲都市如香港、东京在相似历史时期流行音乐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也将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李欧梵 .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 安德鲁·琼斯 . 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3] 张真 . 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 1896-1937[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4] 洪芳怡 . 上海流行音乐（1927-1949）：杂种文化美学与听觉现代性的建立 [J]. 新闻大学，2018（5）： 82-96.

[5] Jones， A. F. 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6] 王芷岩 . 声音与政治：上海流行音乐中的殖民性与现代性 [J].文艺研究，2020（3）： 112-123.

[7] 赵勇 . 记忆与遗忘：上海老歌的文化政治 [J]. 文化研究，2019（2）： 67-81.

[8] 陈钢 . 上海老歌名典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9] 孙继南. 黎锦晖与黎派音乐[M].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10] 邵洵美 . 时代画报与上海现代性 [M]. 北京：三联书店，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