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纲领批判》的写作缘由:无产阶级实际运动与科学纲领的辩证统一
张丹彤
华南理工大学
1863 年,在国际劳工运动高涨和国内劳资冲突加剧的背景下,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应工人阶级的要求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选举斐迪南拉萨尔为首任主席,因而使得党内充斥着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学说的论调。1869 年,以威廉白拉克、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为首的党员因不满党内拉萨尔主义的消极影响及党支持王权的行为愤而退党,组建了新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以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恩格斯后来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中认为这个党是一个能够公开宣布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原则的工人政党 [1]。两派无论是在理论学说领域还是在政治实践领域都存在着分歧,究其本源则在于科学社会主义与拉萨尔主义之间的分歧。[2]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为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合并创造了条件。随着德国统一的实现,两派之间在国家统一道路上的分歧得以消弭,同时,两派工人都面临着政府的严苛镇压,这使得团结成为迫切的需求。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为了避免在工人阶级中失去影响力,开始表达与爱森纳赫派达成共识的愿望。在外部环境的推动和内部党员及工人阶级的压力下,两派为了在国家政治中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强的地位,开始寻求合并的道路。1874 年 12 月 15 日,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为了合并的事宜召开了一次预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就未来党纲进行了短暂而激烈的讨论,并决定各自选出8 名代表来深入讨论纲领问题。进一步的合并进程在 1875 年 2 月 14至 15 日的哥达预备会议上继续进行。在这次会议上,爱森纳赫派的代表李卜克内西提交了一份书面纲领建议,而拉萨尔派的代表则希望能够将拉萨尔的观点和要求纳入共同纲领中。经过讨论,双方同意由爱森纳赫派的威廉·哈赛尔曼、李卜克内西以及拉萨尔派的威廉·哈森克莱维尔和奥古斯特·盖布组成纲领起草委员会。
在双方相互妥协后,纲领委员会完成了一份纲领草案,这份草案被命名为《德国工人党纲领》。1875 年 3 月 7 日,《德国工人党纲领》在《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同时发表,标志着两派合并的最终实现。
在 1875 年 3 月恩格斯对倍倍尔的回信中,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工人党合并的细节和纲领草案的不满。爱森纳赫派对于合并的具体过程和草案内容并未得到李卜克内西的充分说明。恩格斯表达了他们对草案的惊讶,并认为它值得深入批评,他甚至预言“在这个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3]。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基于共同目标的两派合并,形成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但他们认为当时的合并条件尚未成熟。他们坚持认为,如果合并不可避免,爱森纳赫派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不应向拉萨尔派妥协。然而,恩格斯发现纲领草案在多处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充斥着拉萨尔主义教条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同样对纲领草案持批评态度,认为它“极其糟糕,可能会使党的精神堕落”。[4]
由此,《哥达纲领》和《哥达纲领批判》写作缘由引出了无产阶级实际运动和科学纲领统一的问题的讨论。研究无产阶级实际运动和科学纲领统一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哥达纲领》:爱森纳赫派“一个妥协的纲领是愿意接受的”
爱森纳赫派中一些代表,如李卜可内西和盖布,强调党内的团结统一,也并非觉得纲领不重要,且承认纲领是标志着党的根本要求的旗帜,但爱森纳赫派更倾向于认为纲领不是僵硬的教条,纲领是可以修改的,即一些妥协和让步是必要的,也不能让一成不变的纲领作为枷锁来束缚自己。李卜可内西认为“现在提交批准的纲领不是理想的纲领,而是一个实际的纲领,一个妥协的纲领”[5],纲领必须考虑到党内不同潮流。甚至,李卜可内西还认为“合并是拉萨尔主义的死亡”[6],是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主义的彻底胜利,“为了获得这一胜利”[7],“即使再作一些让步”[8] 也是能接受的,而且“已经作出的让步即使在形式上也没有使信的纲领比起爱森纳赫纲领时退步的,”对于爱森纳赫派来说,“这个带有合并的不完美的纲领却比没有任何合并的最完善的纲领要胜过一万倍。”[9] 奥·倍倍尔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出应该采取“友善态度,不要极力造成争吵”[10],在这种情况下,“粗暴地对待意见分歧,从而引起分裂”[11] 是错误的,而这种“友善态度是有止境的”[12],不会“把友善态度变成软弱”[13]。奥·盖布认为工人联合会最顽固的会员——“汉堡会员都热心于合并”[14],因而“国际纲领的基本原则会得到采纳”[15],这是防止拉萨尔主义的阀门,也是防止不合时宜争论的阀门。
但是爱森纳赫派中也有不少同志对于这个“奇特的纲领”感到愤怒,认为纲领中内容会使党严重丧失其意义,一些党已有的缺点将无法掩盖 [16]。威·白拉克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愤怒地写道“纲领有许多不够充分和含糊不清的东西”[17],不理解“盖布和李卜可内西怎么可以签字同意”[18],“难道为了合并竟要作这种照顾——承认某些荒谬的东西”[19],这样一来,党会在这个斜坡上是立不住的,“会象今天的自由党人那样”[20] 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滑坡。威·白拉克致恩格斯的信中也强调“这一纲领”是他所不能接受的,爱森纳赫派中的一些代表,包括李卜可内西和盖布,“为了‘实现’合并而抛弃自己的信念”[21],赞成那些“明知是荒谬和糟糕的东西”[22],如果想向拉萨尔派作出让步,不知道事情将如何收场。
爱森纳赫派对于《哥达纲领》的态度是复杂且多层面的。一方面,派系中的一些代表,如李卜克内西和盖布,强调了党内团结统一的重要性,他们并不认为纲领无关紧要,相反,但他们更倾向于纲领一个可以随着实践和时代发展而修改的活文档,而不是活着的教皇,为了实现合并,一些妥协和让步是必要的,即使这意味着纲领在形式上可能并不完美。另一方面,爱森纳赫派中也有同志对《哥达纲领》感到不满,认为纲领存在许多不够充分和含糊不清的地方,为了合并而作出的让步,可能会导致党在原则上的滑坡,最终可能变得和自由党人一样。
爱森纳赫派内部的分歧揭示了他们在追求无产阶级现实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纲领统一方面的挑战,体现了派系成员在理想与现实、原则与妥协之间的不同立场。这种态度的矛盾和挣扎,是当时社会民主党内部斗争和整个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二、《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党纲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
马克思、恩格斯对爱森纳赫派将党的统一和团结置于一切之上,甚至不惜以牺牲党纲的科学性为代价的行为感到不满。在《哥达纲领》草案发布之后,恩格斯迅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党的领导人没有抓住利用科学社会主义来加强工人运动的机会。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理论上,我们无需从拉萨尔派那里学习任何东西 [23]。他还强调:“虽然一个政党的实际行动比它的正式纲领更为重要,但纲领仍然是一面公开展示的旗帜,人们会根据它来评价这个党。[24]”恩格斯认为,两党合并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不能以牺牲基本原则为代价。因此,他建议:“纲领中应当包含的是双方共同认同的内容,而不是存在争议的内容。[25]”这样的纲领才能真正代表党的立场和目标,避免因妥协而损害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马克思在实际运动与纲领的重要性上与恩格斯持相同看法。马克思认为,尽管实际行动比大量纲领更为关键,但制定一个具有原则性的纲领同样重要,因为它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为党树立一个明确的标准,让外界可以据此评价党的运动水平,即他也提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26]。接着,马克思采取了眉批的形式,撰写了一系列系统性的批评意见,通过这种方式批判了爱森纳赫派为了合并而牺牲原则的做法,并建议如果合并的条件尚未成熟,两派不如考虑签订一个共同对抗敌人的行动协议,而不是急于合并。这样的建议旨在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原则性,同时在实践中保持灵活性和战略性。
总结来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坚持实际运动与科学纲领的统一,纲领的制定既要反映党的行动,也要体现党的理论深度和原则性,确保党的运动既具有实践性也具有理论指导性,坚决反对为了合并而牺牲原则,主张在保持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实际行动和科学纲领引导党的发展方向。
三、无产阶级运动与科学纲领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实际运动与党的科学纲领的统一,这一坚持贯穿了党的全部历史,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重要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这一时期,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动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无产阶级实际运动和党的科学纲领的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总结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实际运动和党的科学纲领的统一,这一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无产阶级运动必须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是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将这一原则贯彻于行动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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