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红高粱》与葛浩文翻译的语料库叙事学研究
宫傲
山东建筑大学 山东济南 250101
一、引言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中的《红高粱》不仅是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也是他影响深远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 我 " 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所经历的悲壮生活。葛浩文作为著名的汉学家,将莫言的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文,其中包括《红高粱》,对莫言作品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莫言本人认为葛浩文的翻译与原作相当,甚至有所超越;美国评论界也普遍认为葛译自然、流畅、富有诗意。然而,也有人批评葛译过于忠实原文,或者对原作进行了过多的修改和诠释。本研究旨在利用语料库统计方法,结合叙事学中的叙事情境理论,从叙事对象方面,对《红高粱》及其英译本进行深入分析,以及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忠实度和文体效果。
二、文献综述
相较于西方,中国学术界对莫言小说的研究更加丰富。然而,对于《红高粱》的翻译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原著和改编电影上。学界主要从叙事风格、人性解读和电影改编等角度展开对《红高粱》的研究。李自国 (2012:119)和李江梅 (2007:125—127) 从叙事视角出发,探讨了莫言通过叙事视角的创新所带来的创作效果。李宗刚 (2005:51) 和朱永富 (2013:50) 解读了《红高粱》的英雄叙事,并对其在艺术上的价值提出了质疑。佘爱春 (2007:52-53) 和邓芳(2004:128—131) 从人性的角度解读了小说所传达的生命本能和人性的解放。全炯俊 (2011:177—190)探讨了电影对小说《红高粱》的改编。萧兵 (1998:103-116)、马婷 (2007;206—210)则对电影《红高粱》进行了文化阐释,从深层次挖掘出人性的“普遍性”。
(一)数据收集
研究首先建立了一个包含 456 个段落的原文本与葛译本的平行语料库,以确保标注的准确性。接着,确定了标注项目,对每个段落进行了详细标注,包括叙事人称、叙事方式和叙事聚焦三个核心要素。在叙事人称方面,使用 表示第一人称, 表示第三人称;在叙事方式上,“讲述”用 标注,“展示”用 标注。通过这一标注体系,利用 AntConc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结果进行深入解读,最终得出了研究结论。
三、《红高粱》叙事人称的翻译
在《叙事学导论》中,叙事人称主要被划分为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根据研究结果显示,《红高粱》及其译本中的 456 个段落中,第三人称叙述占据主导地位,呈现出原文和译本在叙述人称上的高度一致。本研究对《红高粱》及其译本的 456 个段落进行了叙事人称的标注,统计结果详见表1-1。
表1-1 叙事人称统计

进一步深入文本分析发现,尽管广泛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叙事焦点却呈现出多样丰富的特点。基于此,本研究对小说全文中具体的叙述焦点进行了详细标注,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2。
表 1-2 叙事对象统计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对小说全文中的叙述焦点进行了详细标注,并通过表 1-2 中的数据分析,对《红高粱》原文和葛浩文译本中叙事人称的运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数据显示,原文和译本在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方面的频率非常接近,其中“我”作为叙述对象分别出现了170 次和 164 次。由此可初步推断,在翻译《红高粱》时,葛浩文在第一人称叙事方面保持了与原文的高度一致性。
通过对表 1-1 和表 1-2 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人称叙述的更多细节。尽管在原文和葛译本中,第三人称叙述的比例都超过了 90% (见表 1-1),但表 1-2 的数据却显示出原文中的第三人称叙述对象呈现出了丰富的多样性。比如,“父亲”、“奶奶”和“罗汉大爷”在全文中分别出现了 370 次、382 次和 118 次,这种多角度的叙述为小说增添了更多色彩。在葛译本中,第三人称叙述同样呈现出多样性,但与原文相比,除了 UncleArhat 出现了 103 次,与原文中的“罗汉大爷”118 次相仿外,其他两位叙述人物的出现频率都有所下降。
四、结论
通过语料库统计方法,结合叙事学中的叙事情境理论,本研究对《红高粱》及其英译本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原文本与葛译本在叙事情境上都呈现出多样性,验证了葛译对原文的忠实度。此外,葛译本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灵活运用和巧妙转换了叙事方式、叙事人物和叙事对焦这三个叙事情境要素,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小说主题更加突出,有效传达了《红高粱》独特的文体风格。原文与葛译本中使用的不同人称叙事手法为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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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江梅 . 叙述视角越界的“陌生化”创作效果——对《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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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朱永富 . 论莫言小说的叙事策略与审美风格——以《红高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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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宫傲( 2000~ ),女,汉族 ,山东济宁人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