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保健消费对随迁老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中国经济连续保持高速发展使国民的生活质量空前提高。百姓的生活已从温饱型向健康型过渡，健康消费成为社会最大的消费热点[1]。在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随迁老人跟随进城务工子女、帮忙照料第三代，从户籍地到居住地流动迁移，依托子女生活养老。迁移后，该群体周围生活环境从“熟人社会”转变到“陌生社会”。随迁老人将会脱离原有的固定社交圈层，来到只认识子女的陌生居住环境，期间还要负责照顾情感疏离的孙辈，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亲朋好友的疏离、子女代际关系产生的鸿沟等因素，会让他们产生莫大的惆怅、孤独感[2]，更严重者甚至会产生抑郁症状。对于本身就患有慢性疾病、身体素质较弱的老年群体，随迁不仅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水平，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伴随长期的心情低落，对老年群体百害而无利，增加自杀倾向 [3]。这时随迁老人由于情感的需求，向外界寻求慰藉。保健消费就是随迁老人向外寻求慰藉与心理安慰的途径之一，保健消费支出在整个家庭消费支出的占比则会提高 [4]。

本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的方法，旨在整合现有研究证据，探析保健消费对随迁老人健康的影响维度及其潜在作用机制。文章局限性在于本研究前期探索阶段曾收集了小范围的问卷数据，主要用于初步了解随迁老人保健消费的基本情况和健康自评，受限于样本量、深度和研究设计，该数据主要用于描述性统计和初步的相关性分析，无法进行复杂的多元回归建模。

一、理论 基础

“保健消费”留给人的刻板印象就是保健消费等同于保健品。但实际上保健消费与保健品是包含与被包含的的关系，保健消费并不仅仅只是单一的保健品消费。文章中保健消费的定义其是指人们对于保健品、保健器具与保健服务等方面的消费，包括购买保健药品、保健器具、健身、享受保健按摩服务，个人自己承担相关的费用，通过各种保健服务和设施满足自己健康的需要的过程 [5]。例如，家庭常备的健胃消食片、山楂丸等具有一定保健功效的药品，也属于保健消费支出的一种。

“社会支持”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 Raschke 提出。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需要从社会中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关心和支持。社会支持的本质是指个体通过社会关系（家庭、朋友、社区、组织）获得的资源交换，包括情感支持、工具支持、信息支持和评价支持。社会网络提供的心理支持和物质资源能帮助个体有效应对压力[6]，并对个体适应状况起到积极正向的效果。但在随迁老人迁徙后会断裂之前的社交网络，自身缺少社会参与感陷入地域隔离、文化隔阂及代际依赖的困境。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进一步指出，家庭与社区支持的缺位迫使随迁老人转向市场化的补偿渠道。随迁老人身体机能处在日益衰弱的年龄阶段，健康保障和家庭关系的需求满足愈发关键。当健康和情感需求未被满足时，会通过消费寻求替代性满足。随迁老人的情感支持无法通过家庭及社交实现时，保健消费成为老人补偿社会支持缺失的策略进行替代性情感抚慰。

运 用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建立随迁老人保健消费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分别从个人、人际、环境三个层面剖析随迁老人保健消费心理及困境的调适策略。个人层面主要为随迁老人资源与认知局限所出现的健康素养断层和消费决策被动化所面临认知能力的转变和提升；人际层面侧重从家庭代际和社区参与为随迁老人提供社会支持，促进其在新环境下的社会认同与融入；环境层面则从政策制度文化和城镇公共空间构建提高随迁老人主观幸福感，优化城市空间生态。

二、研究设计

1 文献检索与筛选

2025.6 月本研究对发表于 CNKI 数据库的文献进行检索，本研究检索所用关键词为“随迁老人”“迁移老人”“流动老人”“流动老年人口”并含“社会支持”“代际关系”等相关术语。文献发表年限在 2000 年以后，共检索到 689 篇中英文献。

文章研究纳入标准为： ① 研究主题是随迁老人，与随迁老人无关的文献排除； ② 需为实证分析；发表语言为英语。本研究的纳出标准为：当地户籍跟随子女进城务工的老年人口；叙述性文献综述、原始研究等方面的文献予以排除。在文献筛选阶段，研究者首先独立浏览标题与摘要后对文章进行纳入纳出标记，此阶段共纳入文献 448 篇；随后，研究者独立浏览全文后对文章进行纳入纳出标记，并对意见不一致的文献进行商议，最终本研究共纳入文献 132 篇。

2 文献编码

为便于整合分析，本研究对纳入文献的关键信息进行编码，提取了研究基本信息、研究主题与问题、研究设计与方法、研究结论与讨论四个维度的信息，文献编码表如表 1 所示。同时，本研究将研究主题划分为五个类别： ① 随迁老人与代际关系； ② 随迁老人与社会支持； ③ 随迁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④ 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 ⑤ 随迁老人面临的困境。

表 1 文献编码表

国外学者开展的相关研究是从单因素居民收入角度和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分析影响居民保健消费的因素研究。Kreen（2014）分析了美国医疗消费支出的数据，发现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收入，收入弹性大于 1，具有相对弹性。收入是医疗支出最重要的解释变量。Murthy 选取美国 1960-1987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医疗费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增加医疗卫生支出。国内部分学者开展的相关研究是从情感需求角度和居民收入角度两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居民保健消费的因素。李涛、徐翔、张旭燕（2018）提出老年人保健消费确实存在健康需求和认知误导的原因，但孤独感的作用不容忽视。老年人的孤独感会显著提高其保健消费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比例。老年人越感到孤独，他们的保健消费就会越多。孙夷、毛思阳、王焜阳、邵意（2019）的调查数据显示， 66.21% 的老年人购买保健品是因为保健意识的增强， 44.47% 的老年人购买保健品是因为销售员的家庭销售。销售人员更容易获得老年人的关注。魏凤英（2019）指出，老年人心理健康随年龄增长而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与心理健康成正相关关系。异地随迁老人迁移到城市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享受城中优质养老资源，但是实际上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养老。

3 问卷结合分析

本研究问卷数据来源于 2021 年 3-6 月间郑州市中原区周边社区（城乡结合社区）发放问卷，调查对象是55 周岁以上非郑州当地户籍、认知功能正常的随迁老人群体。问卷提供了随迁老人健康、收入、情感、消费等多方面丰富的家庭和个人信息。调研完成问卷 180 份，保证每一份问卷的真实可靠，筛选掉无法回收和无效问卷，最终有效回收 136 份问卷。但该数据主要用于描述性统计和初步的相关性分析，无法进行复杂的因果推断或多元回归建模。

文章关注的被解释变量即随迁老人健康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即保健消费。根据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考虑的随迁老人健康状况的信息有两个方面：健康自评状况还有心理健康状况，来自问卷中的“您觉得保健消费支出是否改善了您的健康水平？；还有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代表了抑郁症状的主要方面，条目反映了抑郁状态的以下六个侧面，其中包括四个抑郁情绪项目——“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感到情绪低落”、“感到害怕”和“觉得无法继续生活”，三个躯体症状项目——“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做任何事都很费劲”和“睡眠不好”，以及两个积极情绪项目——“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感到愉快”。针对文章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即保健消费，用问卷中受访老年人“上个月的保健消费支出总金额”这一问题的回答来构造的。

随迁老人以低龄老人为主，主要集中于 55-70 岁之间，样本中女性随迁老人占主导，可能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照料责任（如隔代抚养）有关。迁徙的主要原因是照顾孙辈和养老，弥补城市青年家庭在职业发展与育儿双重压力下的功能超载。但三代人同住的家庭环境存在玉儿观念、消费习惯、作息饮食的差异化冲突。因此，调查反应子女等家庭成员在照料老人方面，对老年人的关心程度不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随迁老人，不仅面临城乡文化适应、医疗保障差异等问题还会因为养老和隔代照料与配偶出现两地分居的问题。

农村户籍老人对保健消费的认知和经济能力受限于原居住地的资源条件，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他们收入来源的主要方式分别是子女支持、自己的工作积蓄、养老金、其他等。随迁老人自己的工作积蓄和养老金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其次是子女给与的物质支持。大部分随迁老人上月保健消费支出都处于 1000 元以下的阶段，其中保健器具、保健服务性的消费最多。虽然随迁老人保健消费意识已经提高，但是保健消费支出占生活的比重还是处于偏少的。

保健消费对随迁老人健康影响反映的是保健消费支出对提高整体随迁老人健康水平的影响，包括精神影响、身体影响、社会关系影响。 而随迁老人进行保健消费的原因是个人的健康焦虑、代际冲突、及环境的社会支持网络缺失。

3.1 代际冲突因素

代际关系质量正向调节保健消费对生理健康的影响。生活场所是随迁老人日常活动的主要范围，而随迁老人此时也多与配偶分居，随迁老人会把自己的情感需求寄托在家庭成员带来的的精神慰藉[12]。但现实，他们跟随子女进城并不是出于主观的意愿，而是考虑到养老、照料孙辈、分担子女负担的因素。随着随迁年限的延长、生活观念不同、婆媳冲突，在两代、三代的随迁式家庭关系紧张[8]。在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中，随迁老人地位边缘化。随迁老人面临情感需求的困境不能解决，则会导致保健消费的逐渐增多[13]。

表2-1 保健消费与内心烦闷消遣方式

3.2 社会支持网络的融入因素

社会支持在保健消费与主观健康感间起中介作用。随迁老人接受信息传播的途径一般通过代际反哺、隔代照料，行为和文化上生活的不适应会加剧随迁老人的心理问题，孤独、忧愁和焦虑增加。研究显示，半数以上的随迁老人都很少或者甚至不参加社交活动，这导致他们在城市环境的适应问题上有较大的苦难[14]。稳定的社交网络对随迁老人的心理健康有着积极正向的影响，它不仅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和认同感，还可以代替部分家庭中子女职责缺失的功能[15]。

表2-2 保健消费与内心烦闷消遣方式

3.3 健康焦虑因素

保健消费对随迁老人生理健康有直接正向影响。在长期的传统文化中，人们追求“长生”、“长寿”的观念，随迁老人伴随着健康渴望的同时，由于自身信息处理能力弱，也会导致对保健消费的痴迷投资，且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倾向于从众消费以获取社会认同。保健消费对改善老年人身体健康，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迁老人在接受正规的医学用药治疗的同时，也想通过相关保健设施、保健器具、保健性按摩服务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达到提高自身健康水平的结果。

表2-3 随迁老人保健消费的原因

随迁老人节俭与高额保健消费的矛盾经常出现，保健消费不仅仅包含保健药品、保健器具，背后隐含的是随迁老人群体处于健康与疾病担忧的反映。而且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越来越高，随迁老人的健康标准也不仅仅停留在身体健康上，也包括心理是否健康以及社会人际关系如何等等。老年人随年龄增长而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16]，而随迁老人在复杂的陌生环境中长时间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应收到重视。

表2-4 保健消费与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四、对策及展望

在 2023 年浙江省的人口流动调查数据显示，随迁老人人数已超过 300 万。全国范围内随迁老人的数量已超过 1800 万，但其群体本身的社会关怀度较低。随迁老人通过付出一定程度上的时间、精力、金钱和子女互惠互利。随迁老人的保健消费不仅是治病谋健康，更是连接新旧生活的纽带，衡量社会温度的标尺。

4.1 双方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减少子女代际鸿沟

两代人之间具有很深的代沟，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度大多是维持在物质支持方面。随迁老人日常活动消耗精力最多的是在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及照顾孩子，随迁老人内心的空虚感无法得到填补。但是子女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工作，陪伴的时间少，双方缺少沟通。再加上子女缺少对他们应有的生活照料，很少可以注意到他们的心理健康。老年人的心理容易产生“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感到情绪低落”的抑郁情绪。代际有效沟通机制的建设需突破传统“劝孝”范式，转而构建基于平等对话、工具赋能与系统支持的科学干预体系。这不仅关乎随迁老人的情感健康，更是阻断保健品非理性消费链的关键节点。

4.2 发挥社区服务功能，培养随迁老人融入城镇化社会的素质

社区是城镇化中所产生的服务区域，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问题已成为热点。随迁老人在本地居住时，缺少知心朋友，社交次数在问卷调查统计中偏少。社区和街道组织应该组织一些科学知识讲座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增加老年人日常活动种类和数量，鼓励老年人参加社区活动；相应的增加一些老年人基础设施建设，增设棋盘室、舞蹈室一些娱乐场地增加老年人的社交活动与社交积极性。

随迁老人的生活基本被限制于一个范围内，没有多余的社交活动和消遣方式。随迁老人大部分的精力都被用于做家务和照看孩子。老年人的身体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虚弱，过多的家务劳累会成为老年人的身体跟心理的负担。子女应当主动帮助老年人承担日常琐碎的家务，减轻家务劳动带给老年人的负担，子女家务承担能够降低老年人受伤风险并且给与老年人心理上的慰藉。子女要注重在家务过程中的交流，进行有效沟通帮助老年人排忧解愁，了解老年人的日常健康状况，其有利于精神健康，增进亲子关系的亲密度。

4.3 强化社会支持网络，建设包容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

对待随迁老人这类特殊的弱势群体，需强化社区支持网络，建设包容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例如，可针对社区服务网络中的随迁老人根据性格、能力来提供一些基础的社区服务岗位，促进社区与随迁老人的深度融合。或者举办相关的公益健康服务活动，如社区义诊、健康文化科普座谈，不仅可以增加随迁老人的健康科学知识而且可以构建新的社交关系网络，减少随迁老人对家庭情感的依赖，减轻随迁老人不必要的保健消费行为，提高他们的身心健康水平。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我国老龄化国情加剧，但是随着老年人保健消费意识的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保健消费可以改善老年人健康水平，其对我国老年人劳动力再利用和产业结构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 随迁老人保健消费行为的本质是健康资本匮乏、教育屏障未破、家庭功能失调共同作用下的适应性选择。需通过精准健康干预、认知能力提升、代际关系修复三维度切入，将情感需求满足从商业操控转向社会支持系统，实现保健消费理性化与随迁老人福祉优化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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