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何以通过体育“救灾解难”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难民代表团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和 2020 年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发展历程，系统考察体育在救灾解难中的功能机制与实践路径。理论层面，本研究立足于体育社会学、难民研究和国际人道主义理论的交叉视角；实践层面，则通过对难民运动员个人经历、训练条件和参赛表现的深入分析，揭示体育如何成为连接个体创伤与社会联系的桥梁。

1. 身份重构与社会融入

被迫流离失所者往往伴随着身份认同的断裂与重构，难民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作为国家公民的正式身份，这种法律和社会身份的缺失对个体自我认知产生深远影响。体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过渡空间”，使他们能够在失去原有社会身份的情况下，通过参与体育活动重新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可。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上，37 名难民运动员虽然无法代表自己的祖国或收容国参赛，但他们通过代表全球1.2 亿流离失所者，获得了作为“难民奥运代表团”成员的集体身份。这种身份虽然源于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创伤经历，但通过体育的转化，成为一种具有正面意义的社会认同。

以巴黎奥运会难民代表团旗手、拳击铜牌得主辛迪· 恩甘巴为例，她出生于喀麦隆，11 岁时移居英国，但由于丢失移民文件被送往难民收容所，经历了从喀麦隆公民到英国难民，再到奥运奖牌获得者的多重身份转变。尽管在英国生活了15 年，恩甘巴仍无法获得英国护照，她说：“英国拳击队一直站在我这边，我感觉自己是英国拳击队的一员，然而文件上的身份信息表明，我不是。”这种身份上的矛盾通过体育得到一定程度的调解——在拳击场上，她的技能和表现而非法律身份成为定义她的主要标准。这种基于能力的认同机制为处于身份困境中的难民提供了重要的心理缓冲。

体育提供的身份重构不仅发生在个体层面，也体现在集体层面。2024 年巴黎奥运会难民代表团首次拥有专属的标志，图案是类似箭头的标识围成圈，指向中心的红心。这些箭头代表来自不同背景的运动员联合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他们找到了共同的归属。这一符号的设计本身就体现了体育作为跨文化桥梁的功能，当这个标志出现在全球转播的奥运赛场上时，它向数十亿观众传递了团结与包容的价值观。团长阿里扎达表示：“难民运动员并不代表某个具体的国家；他们代表的是难民奥运代表团。拥有我们自己的队徽让我们感到归属感，让我们能代表超过 1 亿和我们拥有相同经历的群体。我迫不及待想要佩戴它！并以此为豪。”在里约奥运会上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运动员代表全球超过 6000 万的难民登上奥运的舞台，他们在为自己发声。体育场域中的身份重构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难民运动员通过体育成就获得新的积极身份；另一方面，他们作为 “难民奥运选手 ”的可见存在也在改变公众对难民群体的刻板印象。

2. 体育作为心理疗愈媒介

被迫流离失所者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心理创伤，包括失去家园的痛苦、暴力经历的阴影以及在新环境中面临的歧视与排斥。创伤理论强调，有效的疗愈需要建立安全的环境、恢复控制感和重建社会联系，而体育恰恰能够在这三个方面提供支持，美国心理学家朱迪思 · 赫尔曼提出的创伤恢复三阶段模型与体育干预的机制高度吻合。巴黎奥运会难民代表团中的南苏丹运动员佩丽娜 · 洛库尔 · 纳康，7 岁时为逃离南苏丹战争和家人前往肯尼亚西北部的卡库马难民营，一住就是十几年。跑步对她而言不仅是体育训练，更是一种心理疗愈过程。佩丽娜说：“我告诉自己，如果我继续跑步，这将改变我的生活。”她希望如她的偶像奥运冠军阿辛 · 穆一样奔跑，这成为她在艰难环境中的精神支柱。这种通过体育建立的目标感和希望感是传统心理治疗难以替代的。

体育活动还能帮助难民恢复对身心的控制感。阿富汗自行车运动员马索玛 · 阿里· 扎达在描述自己为何选择这项运动时表示：“我在极大的不平等和不安全中长大。我们生活在恐惧中，但当我骑上自行车时，我感到自由。我忘记了所有问题，有了一种被赋予力量的感觉。”这种掌控感的恢复对于经历过被迫迁徙、生活被他人决定的难民至关重要。马索玛 · 阿里 · 扎达从难民到巴黎奥运会难民代表团团长身份的转变中，重新获得了对自己身体和生活的某种主导权，这对心理康复具有深远意义。她说：“他们可以杀死所有的燕子，但他们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就像她现在所做的一样。

3. 体育成为希望信号与团结象征

体育赛事特别是奥运会这样的全球性活动，具有强大的符号传播功能。难民代表团的参赛不仅是一项体育行为，更是一种跨越文化边界的社会传播行为，向全球观众传递关于难民处境和潜能的信息。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 ·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过程——体育创造了一个理想的言说情境，使难民问题能够以非对抗性的方式进入公共讨论。

体育成就作为希望信号的功能在难民代表团获得首枚奥运奖牌时达到高潮。辛迪 · 恩甘巴的铜牌不仅是个人的胜利，更成为全球难民群体潜能的象征。她在赛后表示：“我想对全世界的难民说，继续努力工作，继续相信自己！”这种通过体育平台发出的声音，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远超传统的人道主义倡导方式。难民代表团的存在意义已经超越了竞技体育本身，恩甘巴获得的这枚奖牌，它象征着难民的不屈精神以及体育所蕴含的团结和激励的力量。”在运动会接近尾声之际，难民代表团的精神遗产将继续激励全球关注难民问题，探索更有效的支持方式。

体育赛事特别是奥运会这样的全球性活动，具有无与伦比的媒体关注度和公众影响力。难民代表团的参赛将通常处于边缘位置的难民议题带入全球舆论中心，创造了独特的倡导平台。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不仅通过竞技表现，还通过多种形式的叙事传播，向全球观众传递了关于难民处境和潜能的信息。国际奥委会设立ORF是“为了通过体育支持难民和受流离失所影响的人口”。这一使命超越了竞技体育本身，将奥运会与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正如《奥林匹克宪章》所写：“奥林匹克主义的目标是使体育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难民代表团的参与正是这一理想的具体实践。通过体育的方式正在消弭灾难，希望在未来的大型运动会中都推行难民代表团，同时希望难民会越来越少，证明这世界和平之路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 武笛 . 里约奥运难民运动员代表团采访记 [J]. 中国记者 ，2017（01）：79.

[2] 于晓丹， 张文蒙， 吴维铭， 等. 奥林匹克运动呼唤人文关怀——从里约奥运会“难民”代表团视角出发 [J]. 运动 ，2017（12）：7-8.

作者简介：谢明珠（ 2000.03- ），女，汉族，江西九江人，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