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规合一”的生态修复用地资源配置优化研究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系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生态修复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然而，生态修复用地资源配置面临诸多挑战，如规划冲突、管理效率低下等，严重影响生态修复工作的推进。在此背景下，研究基于“多规合一”的生态修复用地资源配置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多规合一”与生态修复的关系分析

“多规合一”与生态修复在目标与实践中紧密关联、相互支撑。“多规合一”旨在整合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生态保护规划等多类规划，通过统一空间布局与资源调配逻辑，为生态修复提供系统性框架；而生态修复作为国土空间保护的关键环节，其实施需要以“多规合一”形成的统筹规划为依据，确保修复用地的科学性与连续性。从作用机制看，“多规合一”可通过消除不同规划间的目标冲突，避免生态修复用地被重叠划定或无序挤占，同时以整体性思维优化林地、湿地、耕地等生态空间的修复时序与布局。从现实意义而言，二者的深度融合能有效提升空间资源利用效率，既满足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刚性约束，又为水土流失治理、矿山修复等具体工程提供精准的用地保障，推动形成“规划引领修复、修复优化空间”的良性循环。

2 当前生态修复用地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2.1 规划重叠冲突与空间资源浪费

由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多部门规划体系独立运行，各类规划在生态修复用地的范围划定、目标设定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某区域可能同时被国土空间规划划定为生态修复区、被农业规划列为耕地开垦后备区，导致用地属性矛盾；部分流域治理规划与城乡建设规划在湿地保护与开发强度上的标准不一，引发修复空间被建设用地挤占。这种重叠冲突不仅造成审批流程繁琐、项目落地周期延长，还导致修复资源的低效配置——重复规划的区域可能出现修复过度或资金浪费，而规划空白地带则长期缺乏治理。此外，不同规划对生态修复用地的时序安排缺乏协同，如林业部门的荒山绿化计划与自然资源部门的废弃矿山修复工程在空间上交叉重叠，却因审批体系分割无法同步实施，进一步加剧了空间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2.2 用地类型界定模糊与管理效率低下

由于缺乏跨部门统一的用地分类标准，“生态修复用地”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规划体系中存在显著差异：如自然资源部门将退化草地归为“生态修复用地”，而农业部门可能将其纳入“待复垦耕地”范畴，这种界定混乱导致同一地块在不同规划中被赋予矛盾的用途属性。同时，部分新兴修复用地类型（如生态缓冲带、碳汇林用地）尚未形成明确的分类编码，在用地审批时易被误归为建设用地或未利用地，造成修复项目合规性风险。管理层面，多部门分头负责的模式加剧了效率损耗——自然资源部门主管用地审批、生态环境部门主导修复标准、农业农村部门参与用途监管，各环节信息壁垒森严，例如某污染耕地修复项目需同时向三个部门提交用地性质说明，因分类标准不一导致审批反复，项目周期平均延长 40% 以上。此外，动态监管机制缺失，部分已修复用地因类型界定模糊被擅自变更用途，却因跨部门协同不足难以追责，进一步削弱了管理效能。

3 基于“多规合一”的用地资源配置优化路径

3.1 明确生态修复目标导向的空间统筹策略

基于“多规合一”优化生态修复用地资源配置，需以明确的生态修复目标为导向构建空间统筹策略。首先应立足区域生态本底特征，如水土流失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等，将生态修复核心目标（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碳汇能力等）嵌入国土空间规划的“双评价”体系，划定具有刚性约束的生态修复优先区，明确禁止开发或限制开发的空间边界。其次，建立跨部门规划协同机制，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平台整合林业、水利、农业等部门的修复用地需求，避免碎片化布局。例如在流域治理中，统筹河道生态修复与沿岸耕地保护需求，形成“水- 岸- 田”一体化空间修复方案，既保障生态用地的连续性，又通过空间统筹减少不同规划间的目标冲突，实现修复资源的精准投放与高效利用。

3.2 建立统一的用地分类与用途管控标准

基于“多规合一”的用地资源配置优化，需建立统一的用地分类与用途管控标准以破解管理混乱问题。首先应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多部门的分类体系，制定跨领域的《生态修复用地分类指南》，明确“退化林地”“矿山修复区”等类型的内涵、边界及编码规则，例如将生态缓冲带统一归类为“特殊生态用地”并标注修复属性，避免不同规划的界定冲突。其次，完善用途管制规则，建立“生态修复用地负面清单”，明确未经审批不得转为建设用地或农业生产用地的刚性要求，同步细化修复用地从审批到验收的全流程用途监管标准。可借鉴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经验，将统一分类后的生态修复用地纳入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现从类型认定到用途变更的全链条数字化管控，既提升审批效率，又通过标准化管理确保修复空间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3.3 引入生态优先的资源配置评价体系

基于“多规合一”优化生态修复用地资源配置，需引入生态优先的资源配置评价体系以平衡保护与发展需求。首先应构建“生态效益 - 经济可行性 - 社会接受度”三维评价模型，将生态敏感性指数、生物栖息地质量、碳汇潜力等核心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例如在矿山修复用地配置中，优先选择生态脆弱性高、植被恢复潜力大的区域作为重点修复区。其次，建立差异化评价标准，针对森林、湿地、耕地等不同生态系统类型，设置植被覆盖率、水质改善率等个性化考核指标，避免“一刀切”式资源配置。此外，可将生态修复用地的长期效益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如设定“生态修复用地占比”“修复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率”等硬性指标，倒逼地方在资源配置中优先考虑生态价值。通过该评价体系，既能确保有限的修复资源投向生态效益最显著的区域，又能为“多规合一”中的空间决策提供科学量化依据，实现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协同优化。

3.4 推进信息化平台支撑下的用地数据共享与动态更新

基于“多规合一”优化生态修复用地资源配置，需推进信息化平台支撑下的用地数据共享与动态更新。可搭建跨部门的“多规合一”管理平台，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卫星遥感、土壤监测等数据，形成生态修复用地“一张图”。同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通过无人机巡检、物联网传感器实时采集修复用地变化数据，同步对接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库，实现用地信息的实时共享与协同管理。此举既能解决多部门数据壁垒问题，提升审批效率，又能通过动态监测及时调整修复方案，避免规划滞后，为生态修复用地的精准配置提供技术支撑。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多规合一”的生态修复用地资源配置优化研究，明确了目标导向的空间统筹策略，建立了统一的用地分类与管控标准，引入了生态优先的评价体系，并推进了信息化平台支撑下的数据共享与动态更新。这些研究成果为解决生态修复用地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路径，有助于提升生态修复效率，促进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与提升，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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