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调解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凭借其独特优势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已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一、人民调解的历史演进与制度内涵

（一）历史演进

人民调解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植根于我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古代的“宗族调解”等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为现代人民调解制度提供了历史借鉴。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人民调解制度逐步规范化。1954 年，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标志着人民调解制度正式确立；1982 年，人民调解制度被写入宪法，成为国家认可的纠纷解决方式；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经过多年的发展，人民调解已从单纯的民间纠纷解决方式，演变为集矛盾化解、法治宣传、社会治理三位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

（二）制度内涵

根据《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其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间性，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性组织，调解员由群众推选产生，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机关，调解过程不依赖国家强制力；二是自愿性，调解的启动、协议的达成均需当事人自愿，调解员不得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结果；三是灵活性，调解程序不受严格的法律程序约束，可根据纠纷的具体情况灵活选择调解方式，注重情理与法理的结合。

二、人民调解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一）防止矛盾扩大

基层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区”，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劳动争议等纠纷若处理不当，极易升级为“民转刑”案件。人民调解凭借其贴近基层、反应迅速的优势，能够及时介入矛盾，充当“第一道防线”。

在农村，类似宅基地界限争议等是常见矛盾。因此类纠纷涉及当地习俗与政策，诉讼往往面临证据收集难、法律适用与地方实际衔接不畅等问题。而调解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能够通过走访、邀请老族长参与等方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清道理，促使双方互谅互让。在城市，物业纠纷、邻里纠纷等频发。社区调委会通过建立“调解工作室”，将调解融入日常物业管理等社区服务，或通过邀请行业专家、法律顾问等参与化解矛盾，使多数纠纷在萌芽状态得到解决。

（二）维护社会稳定

与诉讼“非赢即输”的对抗模式不同，人民调解更注重修复关系，追求“双赢”结果。例如，针对离婚纠纷，调解员并非简单判定“离”或“不离”，而是深入了解矛盾根源，通过情感疏导、家庭责任等方式，帮助夫妻双方反思问题。

在邻里纠纷中，人民调解通过唤起当事人对“邻里情谊”的重视，重建信任关系。某小区居民因楼上漏水导致财产损失引发冲突，调解员在调解中不仅明确了责任划分，更引导双方回忆多年来的互助经历，最终楼上住户主动修复漏水并赔偿损失，楼下住户也表示谅解，双方关系恢复如初。这种“和为贵”的解决方式，符合我国传统伦理文化。

（三）推动多元治理

社会治理的有效推进，需要司法、行政、民间等资源的协同配合。人民调解作为连接各方的纽带，能够整合不同治理资源，形成治理合力。

一方面，人民调解与司法程序有效衔接。根据法律规定，经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可以申请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也减轻了法院的审判压力。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信访等相互配合。在征地拆迁、劳动争议等涉及行政机关的纠纷中，调委会可与相关部门联合调解，既发挥行政机关的政策优势，又利用人民调解的灵活性，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调解工作，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格局。

（四）提升全民素养

人民调解的过程，也是普法宣传的过程。调解员在化解纠纷时，不仅要讲情理习俗，更要讲法律，使当事人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了解相关法律。如在处理婚姻纠纷时，会普及夫妻共同财产、子女抚养权等法律知识。优秀的调解案例往往会被选编成册，给周边乃至更大范围的调委会提供参考借鉴。

这种“调解 + 普法”的模式，比单纯的法律宣讲更具实效性。当事人通过亲身经历的纠纷解决过程，直观感受法律的作用，逐渐形成“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意识。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在基层法治建设中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三、人民调解在社会治理中面临的挑战

（一）队伍专业化不足

部分地区的人民调解员多以退休村干部为主，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系统的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培训，面对复杂的新型矛盾时，往往力不从心。此外，调解员待遇偏低、激励机制不完善，几乎没有职业晋升空间，导致队伍稳定性不足。

（二）部门联动不强

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人民调解往往陷入司法所单打独斗的局面，特别是在面对征地拆迁、海洋渔业、消费维权等需要行业主管部门介入化解矛盾纠纷。由于行业或主管部门的介入不及时，也一定程度延缓了矛盾纠纷的快速处置。

（三）调解范围与社会需求不匹配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型纠纷不断涌现，如电商平台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环境纠纷等。但现有人民调解组织多集中于传统领域如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宅基地争议等，对新型纠纷的应对能力不足，调解范围未能及时跟上社会需求的变化。

（四）制度保障仍需加强

在实践中，部分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认可度不高，存在“签了协议也可反悔”的现象，甚至有的人还认为签完仍是“废纸一张”。此外，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机制尚不健全，存在资源浪费、重复调解等问题。

四、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议

（一）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

加大对调解员的培训力度，定期开展法律、心理学、调解技巧等课程，建立“培训 + 实践”的培养模式。同时，提高调解员待遇，建立更加适宜的补贴制度和激励机制，吸引律师、专家等专业人才加入，打造一支规范化的调解员队伍。

（二）强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应在建设完成县级多元化解中心的基础上，整合司法、公安、信访、住建、环保等有关职能部门资源共同入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运用多种方式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切实发挥好多部门共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

（二）拓展调解领域与方式

针对新型纠纷特点，建立专业化调解委员会尤为重要，如网络纠纷调解委员会、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等。同时，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线上调解，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提高调解效率，适应社会治理的新需求。

（三）健全制度保障与协同机制

进一步完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简化确认流程，提高执行效率，增强调解协议的权威性。加强人民调解与诉讼、仲裁、行政调解的衔接，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纠纷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多元联动、无缝对接”的治理体系。

五、结论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化解基层矛盾、修复社会关系、整合治理资源、推进法治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面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挑战，我们应重视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通过各项综合措施，推动人民调解制度创新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优势，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作者简介：张立汉（ 1989 -01 ）男 福建福清 在职研究生 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