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构建与能力现代化研究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实挑战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主要表现在技术、内容和国际三个维度的风险交织共振：

1.1 技术维度风险结构化升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新型意识形态风险样态。在原生安全层面，模型幻觉与后门攻击导致意识形态隐蔽受控风险加剧。研究表明，通过数据投毒可篡改模型决策边界，使 AI 系统在特定触发条件下输出攻击者预设的政治偏见内容。在共生安全层面，训练数据侵犯知识产权现象背后隐藏着“资本垄断意志”，如通过控制数据生产要素传播适配资本利益的价值观念；算法偏见则通过“计算政治”拨动社会情感，以“滴水效应”分解主流意识形态。在孳生安全层面，深度伪造和激进指挥等“武器化风险”对政治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如大语言模型在战争模拟中更倾向于选择军事对抗而非和平谈判方案。

1.2 内容治理复杂度指数级增长：网络信息内容的爆炸性增长使治理难度剧增。四平市最新颁布的《网络信息发布规定》明确划分了禁止类违法信息（如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仇恨）和防范类不良信息（如标题党、低俗内容）。然而实践中，违法信息常伪装成正常内容传播，如通过“越狱”攻击绕过 AI 内容安全策略散布谣言；不良信息则利用平台算法推荐机制形成“信息茧房”，尤其对青少年群体产生“诱导模仿不安全行为”等负面影响。2025 年三季度意识形态工作会议警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正通过短视频、网络游戏等载体进行“软性渗透”。

1.3 国际意识形态博弈白热化：西方国家利用技术霸权实施意识形态渗透，表现为三重机制：

1.3.1 技术控制机制：通过垄断人工智能芯片、开发框架等关键组件，在供应链中植入“达摩克利斯之剑”

1.3.2 话语解构机制：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国内问题国际化，如借民生议题炒作政治体制矛盾

1.3.1 边疆渗透机制：在民族地区煽动分裂言论，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这些挑战凸显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主体协同不足导致“各自为政”，如网信、公安、宣传部门数据壁垒影响风险研判效率；技术应用滞后使治理沦为“事后应对”，难以及时捕捉舆情燃爆点。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的治理体系构建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基于此，需构建多主体协同、法治化运行、技术赋能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2.1 多元协同治理框架构建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需打破政府单边管理模式，构建“党委领导- 法治规范-平台自律- 网民参与”的协同机制：

2.1.1 党委统筹领导体系：各级党委承担主体责任，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2025 年颁布的《党员网络行为规定》要求党员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丑化党和国家形象”，并应主动批驳错误思潮。基层党组织通过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等机制将网络行为纳入监督范畴，如石楼县组织全县领导干部参加“智媒时代舆情研判”培训，强化“一线落实”责任。

2.1.2 法治规范保障体系：建立层次分明、覆盖全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在国家层面，《网络安全法》奠定法律基础；在地方层面，四平市《网络信息发布规定》细化违法信息九类禁止条款和不良信息九类防范条款。需进一步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法》等专门立法，明确平台主体责任边界，如要求网络信息发布平台对违法信息采取“立即停止传输、消除处置”措施，对发布者“关闭账号”等。

2.1.3 平台自律责任体系：互联网企业建立“内容审核 - 风险预警- 溯源追责”闭环机制。四平市要求平台发现违法信息时需“保存记录并向网信、公安部门报告”，对不良信息需“依法依约处置”。短视频平台应强化 AI 审核模型训练，直播机构需加强对主播的约束管理。

2.1.3 网民参与监督体系：畅通网民举报渠道，培育公民网络素养。宝塔区通过“义务监督”“问题清单”机制发动群众参与网络治理，学校需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安全与法治意识。

2.2 技术赋能治理机制创新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核心驱动力，需在三个层面实现突破：

2.2.1 风险识别智能化：构建“全时监测- 精准预警- 主动防御”技术体系。通过大数据捕捉意识形态风险点，如利用 NLP 技术分析敏感词变异传播规律；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识别“水军”集群行为；基于深度学习预测舆情演化趋势。宝塔区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实现全区网络风险可视化，大幅提升“防风险保安全”能力。

2.2.2 内容传播精准化：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利用生成式 AI 制作多语种短视频，如内蒙古开展的“石榴花开·籽籽同心”网络主题活动，将共同体理念融入融媒体产品；通过算法推荐优化传播策略，基于用户画像推送定制化内容，突破“信息茧房”；开发互动式教育产品，如VR 党史体验馆增强青年群体认同感。

2.2.3 决策支持科学化：建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智库平台。整合多源数据构建“意识形态风险指数”，为政策制定提供量化依据；运用 ABM（Agent-BasedModeling）模拟不同干预策略下舆情演化路径；开发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如针对突发事件自动生成多套舆论引导方案。

结论与展望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维度。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需构建“法治为基、技术赋能、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通过主体能力提升、技术赋能增效、边疆屏障筑造三大路径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生成式 AI 等新技术挑战，既要防范“信息潘多拉”“资本灰犀牛”“数字利维坦”三重风险，也要善用技术武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未来治理体系演进需关注三大趋势：治理时序上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跃迁，建立风险模拟推演平台；治理空间上从单一物理域向虚实融合域拓展，构建元宇宙治理规则；治理主体上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生”转型，完善网民自律机制。唯有持续创新，方能在变局中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思想保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年版，第 87-92 页 .

[2] 张维为：《意识形态安全与数字时代的话语权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15-22 页 .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白皮书》中国工信出版集团，2024 年，第五章" 意识形态风险防控".

[4] 李刚、王莉霞：《边疆民族地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实践逻辑》民族出版社，2023 年，第 134-150 页 .

[5]Joint Research Centre, EU: 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in the AI Era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 2025, pp.47-53.

李永霞 籍贯：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