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鲍敬言的“无君思想”看东晋时期的政治批判

1 引言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历程中，人们往往会更关注大一统王朝的思想家们，例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王阳明“明德亲民”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却鲜有人关注乱世之中的名士提出改革现状的政治思想，例如东晋时期的鲍敬言及其“无君思想”。鲍敬言通过其独特的“无君论”对当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是对统治权力的质疑，更是对整个封建制度合理性的挑战。他的思想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普通百姓对于君主专制的不满，同时也预示了后来各种社会思想的发展。通过现代视角回顾鲍敬言的思想，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还能从中汲取对现代社会具有启示性的价值。

2 东晋时期的社会现实及政治批判的流派

2.1 东晋时期的社会现状

东晋是由中宗皇帝司马睿于公元 317 年南渡后所建立。在这一时期，中国处于频繁的战乱之中，特别是在北方，诸多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所谓的“十六国”。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在中原地区争夺控制权，导致中央政权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各地豪强纷纷建立割据势力，使得国家陷入分裂与混乱。《晋书》中曾记载当时情况：“王室多故，奸兇肆暴，皇綱馳墜，顛覆大猷。”而由于东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其社会结构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征：士族与平民之间生活悬殊，士族阶层生活奢侈，竞相豪奢，特别是在饮食等方面的铺张浪费十分严重，而平民百姓则生活艰难，经常处于食不果腹的境地，战争和动荡使他们流离失所，甚至出现极端情况下的食人事件。同时，士族阶层的奢侈生活和对平民阶层的过度剥削，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基础，导致生产力下降和经济活动的萎缩。总结而言，东晋时期是一个政治动荡、社会经济问题突出、社会生活复杂多样的时期。

2.2 东晋时期政治批判的流派及代表人物

东晋时期的政治批判主要通过士人的清谈和隐逸行为来表达，这些批判多针对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公以及门阀制度的弊端进行。王导和庾亮是东晋时期的代表性政治人物。王导提出“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他强调政治的实际操作性，同时在对待传统制度和文化上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认为应当维护儒家的价值观和礼仪制度。庾亮则倾向于改良而非彻底变革，他认为应当在现有体制内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即使他们提出许多先进的思想，东晋也已经变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东晋时，清谈成为士人阶层中流行的一种社交方式，也是他们表达政治不满和批评的一种方式。

隐逸派则以陶渊明、嵇康等为代表，他们“或闭户视书，不出累月；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远离朝政，退隐山林，过一种超脱世外的生活——既是对混乱政治的不满，也是一种政治批判的方式。由此可见，他们选择远离政治和社会的纷扰，追求一种超然的自然生活，认为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物质欲望的减少，同时对混乱的政治环境感到失望，并认为只有远离尘世才能保持道德和思想的清白。因此陶渊明也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之类的诗句，通过追求自然和宁静的生活方式，隐含地批评了当时社会的浮躁和权力斗争，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虚伪性。

3 鲍敬言对君权的批判

3.1 鲍敬言对君权的本质论述

鲍敬言通过其著作《无君论》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反映出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他的《无君论》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驳斥了君权神授的学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平等，指出社会上的尊卑贵贱之分完全是人为的结果。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君主制的起源，认为它是强凌弱、智诈愚的产物，揭示了君主制本身包含的压迫和欺诈。对统治者挥霍钱财，鲍敬言质问道“非鬼非神，财力安出哉？”答案自然只有一个，就是“聚敛以夺民财”，“严刑以为坑穽”。在统治者“聚敛”、“严刑”之下，“民乏衣食，自给巳剧，况加赋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冻且饥。”这就揭露了当时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社会现象以及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说，有了君主，老百姓就要遭受剥削和压迫。要消灭这种社会现象必须废除君主，建立一个没有君主的社会。

3.2 鲍敬言对君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鲍敬言认为，君主制本身就意味着压迫和欺诈，君主及其官僚机构的存在造成了人民沉重的负担，而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采取的种种措施，只会加剧社会矛盾和民众痛苦。由此他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权力的神圣合理性。“君臣既立众惹日滋，而欲攘臂乎侄桔之间，悉劳于涂炭之中。人主忧懂于庙堂之上，百姓煎扰于困苦之中。”这种尖锐的社会对抗，不论是儒家鼓吹的礼义制度，还是法家推行的酷刑峻法，都无法平息。他由此得出结论，与其等待一个贤良的帝王来救民于水火，莫如从根本上铲除这个社会的致乱之源，建立一个“无君”的自由、平等的社会。同时他揭穿了地主阶级假借天意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弥天大谎，指出“儒者曰：天生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即儒者宣称皇天生民并设立君主，但这并非皇天的真实意愿，而是那些想做皇帝的人捏造的，即君主产生的根源在人类社会内部，而非天授，从而剥去了君主的神圣光彩。

4 结论

鲍敬言的思想不仅是对封建统治的道义批判，更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实际意义。据历史记载，从公元 220 年到 420 年间，频繁的朝代更迭和帝王更替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每一次的王位争夺和战争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杀戮和社会动荡，这使得人们对君主制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和不满。于是鲍敬言从传统的君臣关系和君主制度的角度进行批判，认为政治的根源在于自然，而不是人为。因此，他主张人们应该回归自然，放弃对权力的追求，以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对东晋时期的政治批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政治观念和制度的反思，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任重 . 论鲍敬言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J]. 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2(04):53.

[2] 房玄龄等：《晋书·帝纪六》。

[3] 金官布 . 魏晋清谈之风与鬼话 [J]. 凯里学院学报 ,2016(05):89.

[4] 夏德靠 .“清谈”源流考 [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7(07),57.

[5] 房玄龄等：《晋书·列传十九》。

[6] 房玄龄等：《晋书·列传四十三》。

[7] 张红梅 . 浅谈陶渊明归隐的原因 [J]. 汉字文化 ,2024(11):6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