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汉族际通婚中的文化调适与民族交融

一、田野调查背景与研究方法

（一）田野点概况

武威古浪县作为河西走廊东端的关键节点，地处祁连山北麓与腾格里沙漠南缘的过渡地带，其地理空间兼具生态脆弱性与文明交汇性双重特征。作为古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驿道枢纽，该区域自汉代以降便成为汉、回、藏、蒙等民族迁徙往来的文化廊道，历史上的军事屯垦、茶马互市与人口流动，在自然地理屏障与人文交流需求的张力中，形塑了多民族共生的空间格局。康宁新村作为西部生态移民工程的典型样本，其社区建构过程深刻映射了当代民族交往的制度性实践。该社区通过易地搬迁政策，整合了周边干旱山区及外省迁入人口，形成“地缘重构—文化重组”的复合场域。在民族构成上，除主体汉族外，回族移民因宗教文化的相对自组织性，形成局部聚居单元；汉藏、蒙汉通婚家庭则以婚姻为纽带，嵌入多民族混居网络，呈现“宏观杂居与微观聚居并存、制度性整合与文化性差异共生”的居住形态。这种空间布局既延续了传统“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又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集约化配置（如共享集市、学校），创造了族际日常接触的结构化场景，为观察现代性语境下民族关系的动态调适提供了理想范本。历史上两个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民族，能够长期和睦相处，族际通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

从民族学视角审视，该社区的“大杂居”格局打破了传统族群隔离的空间壁垒，而“小聚居”单元则为文化传承保留了弹性空间，二者共同构成费孝通所言“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注脚。马戎认为，族际通婚标志着把一个“异族人”吸收进“本族”的族群，两族群体成员对两族个体的通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作体现两族关系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族际通婚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重要尺度。[2]

（二）研究方法

1、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法是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常用的田野调查方法，指研究者深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场景，通过亲身参与活动与系统观察记录，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方法。笔者于 2024 年暑期在康宁新村开展为期一周的沉浸式田野调查，聚焦某回汉通婚家庭的婚礼仪式展开全程参与观察。作为西部生态移民社区族际交往的典型样本，该家庭的婚姻实践交织着地域流动、代际观念与文化协商的多重逻辑。调研期间，研究者以“社区访客”身份嵌入婚礼筹备场域，通过参与婚宴布置、亲属协商会议等具体事务，系统记录空间符号、仪轨选择与饮食实践中的文化融合细节。

2、深度访谈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基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范式，采用深度访谈法，通过精心设计的开放性问题与灵活追问，与新人亲属及社区治理者展开深度对话，力求构建起关于回汉通婚现象的多维阐释框架。此次访谈对象的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不仅涵盖了不同民族身份、年龄层次和教育背景的个体，更构建起从微观个体到宏观社区的立体观察视角。访谈对象涵盖新郎姑姑（52 岁，汉族，小学文化）、新娘叔叔（48 岁，回族，初中文化）及康宁新村村委会主任（38 岁，汉族，大专学历），这三类访谈对象分别代表了通婚家庭的核心亲属网络与基层治理视角，形成了“个体—家庭—社区”的立体叙事层次，使研究得以从多元维度深入剖析回汉通婚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机制，为理解跨民族婚姻的实践逻辑与社会意义提供了丰富且立体的研究素材。

二、回汉通婚案例：一场特殊的婚礼仪式

（一）婚礼现场的回汉文化对话

婚礼仪式作为文化展演的重要场域，在康宁新村的空间实践中成为回汉文化符号交织的微观剧场。通过空间结构、饮食编码与仪轨重构的三重策略，构建了既保持族群边界又促进文化对话的仪式框架，深刻诠释了现代语境下族际通婚的文化协商逻辑。空间布置层面中，三顶彩色帐篷的物理布局暗含“和而不同”的象征秩序，帐篷作为汉族乡村婚宴的典型空间载体，其圆形平面与对称排列延续了农耕文明中“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隐喻，而餐饮区的二元划分则植入了回族文化的独特基因。清真饮食区以绿色帐篷标识，配备独立不锈钢厨具与专用水源，操作流程严格遵循民族原则；非清真区则采用红色帐篷，提供鱼类、时蔬等不含禁忌食材的菜肴。这种空间分异并非文化隔离，而是通过2 米宽的公共通道连接三区，使宾客在流动中自然完成跨文化体验，如汉族亲友主动到清真区向新娘亲属致意，回族孩童参与非清真区的游戏活动，形成“边界可见而流动无碍”的交往场景。饮食方面，酒类的处理尤为微妙——餐桌上虽摆放白酒瓶作为装饰，却以红枣茶替代酒水斟饮，这种“视觉保留与实质替换”的策略，既维持了汉族宴客礼仪的完整性，又避免触碰回族“禁酒”的宗教红线。仪式流程方面的设计则体现对双方文化传统的策略性扬弃。

（二）新人背景与通婚历程

新郎（汉族）与新娘（回族）均为新疆特岗教师，2019 年通过考试赴疆任教，2024年4 月在新疆兵团举办简约婚礼，同年在宁夏固原举办回族出阁宴，此次在甘肃武威举办的“补办婚礼”，实为双方家庭的文化调和产物。从地域流动维度考察，二人自黑龙江（高等教育场域）至新疆（职业实践地）再至西北老家的跨区域轨迹，突破了传统族际通婚的“地缘锁定”模式。教育背景的同质性（均接受高等教育）则消解了宗教观念的制度性约束，二人将民族差异转化为“文化多样性资源”，在婚姻决策中优先考量情感契合度与职业协同性从地域流动角度看，两人从黑龙江（大学所在地）到新疆（工作地）再到西北老家，跨区域流动打破了传统族际通婚的地理限制。从教育背景来看均接受高等教育，宗教观念相对淡化，更注重个体情感选择，将民族差异视为“文化特色”而非婚姻障碍。

三、回汉通婚的文化冲突与调适机制

（一）显性冲突：饮食与生活习惯的碰撞

1、饮食边界的维持

新娘首次到男方家做客时饮食方式，体现族际通婚中文化边界的刚性与弹性并存的特性。因当地清真餐饮较少，故自带厨具、食材烹饪，婚后计划定居新疆，双方约定：家庭饮食以清真标准为主，逢年过节拜访汉族亲属时，可灵活调整（如自备素食）。婚后双方约定的“主场制”饮食妥协模式，展现了文化协商的动态升级。家庭日常饮食以清真标准为基调（如禁用猪肉、酒类），确立回族饮食文化在核心生活空间的主导地位；而在节庆探访汉族亲属时，采取“客场弹性”策略——新娘自备素食参与宴饮，既规避了对汉族饮食习俗的冒犯，又维持了自身的文化边界。这种“核心坚守—边缘灵活”的双层机制，实质是将福柯的“权力毛细管作用”转化为家庭治理的微观技术，在代际互动中，通过空间与时间的维度切割，构建出文化差异的缓冲带。

2、宗教实践的协商

男方家庭的世俗化倾向与女方宗教实践的个体化选择，在子女信仰问题上形成了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协商机制。男方家庭以无宗教信仰为生活常态，体现了汉族文化中宗教世俗化的传统特质；女方虽归属回族族群，却将伊斯兰教信仰转化为选择性的文化实践，而非强制性的日常生活规训。这种双重去制度化的信仰状态，为双方达成“子女信仰自主”共识奠定了认知基础。

双方约定的“成年后自主选择”原则，实质是将宗教身份认同从“先赋性族群义务”转化为“后天性个体权利”。这一策略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子承父教”的信仰传递模式，通过延迟决定机制，消解了族际通婚中因宗教差异引发的代际冲突隐患。在福柯的“自我技术”理论视角下，这种协商体现了现代家庭对个体主体性的尊重——父母不再作为文化传统的强制传承人，而是成为子女信仰探索的陪伴者，使宗教实践从“制度性约束”转向“存在性选择”。

（二）隐性挑战：社会网络与观念博弈

1、亲属网络的舆论压力

从男方亲属视角分析，“饮食麻烦”的表述折射出回汉饮食禁忌差异带来的现实顾虑。伊斯兰教饮食文化对清真食品的严格要求，与汉族传统饮食体系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食材选择与烹饪方式上，更暗含着深层次的文化象征意义。而"习俗不同易生矛盾"的担忧，则指向婚丧嫁娶、节庆仪式等文化实践层面可能出现的价值观念碰撞。这种认知本质上是对文化边界模糊化的本能焦虑，反映出传统族群文化认同的保守性特征。

女方家族对通婚的顾虑，折射出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互动中的集体性焦虑。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审视，这种担忧根植于回族文化在族际交往中的特殊处境。在文化传播理论框架下，不同规模族群间的文化接触往往呈现不对称性，人口规模较小、文化辐射力较弱的族群，在长期互动中可能面临文化特征淡化、代际传承断裂的潜在风险。

2、代际观念的代差分化

新郎姑姑的观点生动展现了代际间在族际通婚认知上的显著差异，折射出族群关系在现代化语境下的深刻变迁。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老一辈秉持的"族别重要"观念，本质上是传统族群边界意识的外化体现。这种边界不仅依托于饮食禁忌、宗教仪式等显性文化符号，更植根于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集体认同与文化记忆，构成了维系族群文化独特性的重要屏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轻一代更注重情感基础的婚姻观念，这种转变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转型、文化价值重构密切相关。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教育普及与信息传播方式变革，年轻群体的生活场域突破了传统族群聚居的地理边界，文化接触与交流日益频繁，个体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度显著提升。在这种背景下，情感需求逐渐超越族群身份成为婚姻决策的首要考量因素，反映出传统族群认同的基础正在发生动摇。

四、结论与讨论

回汉通婚实践本质上是传统族群文化边界与现代社会价值重构相互作用的产物，其蕴含的治理智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践样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教育普及带来的认知革新与人口流动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持续消解着以"族内婚"为表征的传统婚姻模式的社会基础。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为个体婚姻选择自主性的增强，更折射出社会对多元文化共存的包容性显著提升。

通婚家庭通过创新性的文化调适机制，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实现了家庭场域内的价值整合。“文化协商”策略中，饮食分轨制度既保障了清真饮食传统的延续性，又通过空间区隔与功能互补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共生；信仰中立原则则以尊重个体宗教选择为前提，构建起超越文化差异的情感联结纽带。“分地办婚礼”等制度创新，将仪式空间转化为文化对话平台，通过双向展演实现传统习俗的创造性转化，使文化差异从潜在冲突源转化为家庭凝聚力的增长点。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维度审视，族际通婚家庭构成了文化交融的基础单元。随着两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与交融的愈加密切，民族间的包容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受到回汉文化的碰撞以及现代社会的背景等多方面的影响，回汉通婚的家庭在互相理解与情感支持下得以存在于并发展，两民族最终与会实现民族的融合。[3]

参考文献

[1]周建新.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族际族内通婚[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

[2]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66.

[3]马才净.多元与融合：回汉通婚的家庭关系研究.2020.大学，MA thesis.

作者简介：李雪纯（2000—），女，甘肃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教育，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