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从《繁花》看方言剧何以“破圈”

一、沪语引起沪文化回忆浪潮

在急剧的都市化、国际化的社会变革中，普通话普遍推广，地方方言文化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甚至被关进象牙塔，成为了老一个时代，老一辈人的特殊象征。通用性的普通话消解了每一个人身上的地域语言特色，在重建普遍认同的语言体系，解构“外乡人”概念的同时，也削弱了地方语言叙事的特色，剥夺了当地人对方言文化的情感认同和共同回忆。在特定地域的限制下，方言是该区域人对地方文化所达成的共识，许多精妙的方言语意用普通话来阐释就失去了其趣味和生动性，即是说，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方言才拥有意义。[1]在文学作品语言与叙事结构趋向同质化的今天，《繁花》却另辟蹊径，扎根于上海方言文化，以方言叙述从容还原了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勾起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与共鸣，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和读者的阅读体验。在剧的一开始宝总和一人谈话：“哎呦，搓麻将哇。”回：“这几个冲头，我不宰他们天理不容的！”[4]这里的“冲头”在现代普通话交流中并不属于常用语，对于看这部剧的人而言基本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便是沪语带给观众特有的沪文化体验。上海话“冲头”的意思是冲动，不动脑筋，鲁莽行事的人，上海话“冲头”是一个贬义词，用来形容人的性格；主动时，就是遇事不冷静，不顾对方的感受，以最伤人的语言不经大脑突口而出，寻求一时的快感；被动时，一旦被语言攻击，就怒发冲冠，不计后果地予以回击，甚至动手[2]。代入这里也能体会到九十年代属于上海的潇洒恣意。九十年代上海，鱼龙混杂，各方登场，爷叔的上海话其实不算正宗，但唯其不正宗，才彰显九十年代漫长的史前史。魔都上海不只有霓虹灯和梧桐树，还有霓虹灯光亮照耀不到的亭子间、七十二家房客，为一毛三分钱水费分摊不均而打官司，吵得昏天黑地。王家卫拍出了另一个上海，一个野蛮生长期的上海，一个小市民的世界。这样的野蛮生长，历史上曾经有二期，第一期是清末民初，第二期是上个世纪90 年代，也就是魔都的二次开埠。上海是小资的天堂，也是小市民的世界，充满了烟火气和市侩味。每一个地道的上海人，都有两张脸：浪漫的小资和功利的小市民。缺了任何一面，都不是典型的上海人。小资是雅，小市民是俗。但上海的文化，正是在雅俗之间：为雅为俗，化俗为雅，雅俗共赏。《繁花》的火爆，在老上海人中燃烧的更为旺盛，老上海人在《繁花》的字里行间和飘忽的镜头夹缝中，认出了自己，回忆了过去。但这为新上海人所不解，不奇怪，因为他们不曾经历过那个野蛮生长的岁月，不曾经历过那一切开始焕发勃勃生机的时代。老上海人，在《繁花》中看到的，是记忆中的城市成长史，也是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是对那段艰苦奋斗时光的回忆。在外滩、新天地和陆家嘴打卡的外地游客，居住在联洋社区、仁恒滨江和古北新区的沪上新贵，与《繁花》的小市民世界是生疏的。新的社区彼此陌生的独立生活，消解了石库门里弄相爱相仇的邻里关系——这正是《繁花》中葛老师的租客们的真实相处。而老上海人的童年记忆，被王家卫唤醒了，既亲切，又残酷，惆怅中又带有温馨。

二、沪语使 “有腔调”的沪文化重焕生机

“腔调”的本意是音乐、戏曲、歌曲等的调子。在沪语的使用中,不同的语气和语调形成了每个人独特的“腔调”,它既可以是褒义的,也可以是贬义的。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先生是沪语版《繁花》的极力支持者：“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上海方言的电视剧了。《繁花》的方言中自然的语音也好，词汇也好，都代表着缓慢的时代变化。当剧中人物自然地用方言说出这些话，用家乡话说家乡事，那么大家就觉得亲切、自然、传神。” 而剧中像宝总这样的中青年，他们说的上海话与爷叔有不同层次。钱乃荣记得其中有句台词为：“伊腔调勿要忒好噢！”这句话中的“腔调”用的是褒义，但其实“腔调”在上海老年人口中往往带有贬义，如：“侬迭种样子是啥个腔调！”[3]钱乃荣说，其实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上海年轻人才慢慢把“腔调”转变成褒义词，代表有个性、有气质、有内涵，风度翩翩等。“包括‘勿要忒开心噢’就是‘不亦乐乎’的意思等。这些都是当代上海年轻人讲上海话的层次。”老爷叔给阿宝上的第一课，便是什么叫“腔调”。做人做事要有派头、噱头和苗头。不管是吃的用的还是穿的都要有“腔调”。派头是有排场的形象，一种展现实力的手段。例如爷叔让阿宝在和平饭店长租英国套房——和平饭店是坐落于南京路外滩黄金地段的高档酒店，英国套房更是和平饭店著名的九国套房）之一，一晚上的租金就高达八十美金加两包中华，这就是派头十足。老爷叔还专门请来“红帮裁缝”，给阿宝量身定做行头，做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各色三件套。而且对这些服装的面料都非常讲究：“西装第一要刚料做，一定要英纺，纯羊毛额，夏天嘛，派立斯，凡立丁；冬天嘛，法兰绒，轧别丁，舍维呢。都要英国花呢的。见客必须要全服行头，香烟盒子，打火机，皮夹子，要落落大方。”王家卫从爷叔满口俚语的乡音中找到了独属于上海人的“腔调”和熟悉的烟火气，小资繁华，又婀娜多姿。和平饭店在此基础上推出的“宝总套餐”，黄河路上的排骨年糕，宝总泡饭，干炒牛河等等美食景点借《繁花》这股东风推陈出新，打出新花样，使得上海文化在新世纪再次发扬被越来越多年轻人喜爱。

三、各路文化与语言在上海交融

《繁花》中有不少从外地来上海发展的“新上海人”，比如范总，其人物设定就是浙江商人。他的发音便是夹杂着江浙口音的“沪普”，但与宝总说话时又夹杂了“洋泾浜”（指说话不正宗）的上海话。“剧中随意说出的上海话，句子中的语汇和句式很丰富，活泼自然，不少上海话的新老词语应用都很出彩。”钱乃荣总结道。换句话说，每个上海人，都是演变而来，上海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地性，上海文化也不是永远的和平饭店。阿宝变宝总是上海，宝总变回阿宝也是上海。黄河路你方唱罢我登场，北方人李李离开，台湾人林太登场，上海这个地方本身并没有成色也没有心肠,也并非缺谁不可。就像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沪语来说它是一种经济资本，而四十年代的沪语可能是反动资本，到了五十年代的沪语需要被改造，六十年代的沪语又能成为红色标兵，八十年代的沪语是市民生活的标记，九十年代沪语链接了外贸外资头文字外的一切，沪语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文化位阶。在剧版《繁花》中，不同的方言以平面图的方式打开，范总的杭州话与蹩脚的“侬好，侬好”，李李的普通话再加上小宁波、小江西、深圳人、义乌人，再加上日本人和美国人，到了黄河路变成黄河路人，到了进贤路变成进贤路人，上海是个大染缸，就像范总慢慢在上海丢失他的乡音，戴上了“利益”的面具，而每个到上海来的人都会被沪文化浸润，学会说上几句“侬好”。

四、总结

胡适曾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北方人看《繁花》听上海话，可以了解上海的文化气韵与商业景象；而南方人看《繁花》，可以让更多人开始学习上海话、重新讲上海话。这个氛围对于方言的普及与传承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也在不断传播，旧文化与新文化交融，历久弥新，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独特魅力不断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1]《繁花》：老上海人的记忆，沪上方言的寻觅

[2]宋宇欣,蒋立巍.海派文化影响下的上海话词汇特色[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

[3] 郑子安,张伊晨,原苏荣.上海话的特点[J].科教文汇(上),2018(04)

[4]金宇澄.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