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完善进程中的国有企业党建创新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兼具商业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公益性（调节国民经济）双重属性，其治理水平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国企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归高管的制度设计，导致“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问题突出：部分高管忽视公益性，追求短期效益或隐性私利，甚至引发职务犯罪。根据金杜律师事务所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涉刑上市公司中，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数量为 17 家，占涉刑上市公司总数的约 17.5% 。其中，11 家国资背景上市公司遭受了刑事侵害，主要表现为内部人员职务犯罪（如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及外部合同诈骗等形式。这些数据反映出国资监管仍需进一步强化，尤其是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合规体系建设、落实“三重一大”决策机制等方面。

二、主流激励理论与国企治理的适配性

“委托-代理”理论揭示了国企治理的核心矛盾：所有者（国家）与经营者（高管）目标不一致，需通过激励机制引导高管行为符合所有者利益。亚当・斯密曾指出，经营者管理他人财产时易产生“疏忽和浪费”，而激励是化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国内对国企高管的激励研究多集中于物质层面：薪酬激励、股权激励通过经济回报绑定利益，政治晋升激励则依托行政资源激发动力。但蔡贵龙等（2018）发现非国有股东可影响薪酬激励效果，卢馨等（2016）则指出政治晋升激励仅具短期效应，难以形成长效机制。事实上，高管作为“社会人”，其行为还受归属感、文化认同等非物质因素影响，单纯物质激励难以覆盖治理需求。

“波特-劳勒”综合激励模型指出，激励效果取决于奖励内容、目标设置、公平考核等多重因素，需结合外部激励（如监督约束）与内部非财务激励（如信念认同）。这为党建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党组织可通过思想引领、监督约束等方式，形成外部激励；同时培育企业理想信念，增强高管的内部非物质激励，从而弥补传统激励机制的不足。

三、国企党建研究现状与创新方向

国企党建研究多聚焦“组织化”“制度化”建设：陈仕华等（2014）发现国企纪委参与治理可抑制高管私有收益；吴秋生等（2018）证实党组织治理参与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倒 U 型关系；钟原（2018）提出以监督职能回归推动党组织内嵌治理结构。这些研究为党建融入治理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基层党建的“具体化”落地不足。

本文认为，党建创新需突破“制度框架”，转向“实践落地”：通过可操作、能感知的具体措施，将党建工作转化为治理效能。具体而言，需从思想引领、监督约束、青年动员三个维度发力，既解决高管的短期行为倾向，又夯实治理的长期基础。

四、国企党建创新的具体路径

（一）创新党课形式，筑牢“精神魂”

党课是强化理想信念的核心载体，但传统党课存在形式单一、吸引力不足的问题。部分国企依赖“学习强国”平台，却以“积分”衡量成效，导致“只刷不学”；“90 后”高管逐步走向前台，其对枯燥理论的接受度更低。对此，需构建“规范化+创新化”的党课体系：分批次、跨部门开展：结合高管工作节奏，交叉安排学习时间，避免集中培训造成的负担；推广“微党课”形式：以知识竞答、小型论坛、音频课程等轻量化方式，将党的理论融入企业实践案例，如通过分析国企公益项目（如保供稳价、乡村振兴）的社会价值，强化高管对“公益性”的认知；建立“学用结合”机制：要求高管结合党课内容撰写企业发展建议，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商业性与公益性平衡的具体举措。

（二）扎实召开民主生活会，培育廉洁新风尚

高管隐性腐败（如超标在职消费）具有隐蔽性，传统监督难以覆盖。民主生活会作为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制度，可通过“思想震慑”预防腐败，但需避免“走过场”；强化纪委核查职能：对高管的思想汇报与日常行为进行比对，发现“言行不一”立即调查，做到“有误必查、有错必惩”；聚焦“具体问题”：要求高管公开述职时说明“三重一大”决策的公益性考量、在职消费明细等，避免泛泛而谈；

建立“廉洁档案”：将民主生活会表现与晋升、考核挂钩，形成“廉洁有回报、腐败必追责”的导向，引导高管树立“作风经得起查”的自觉。

（三）创新团组织建设，激活青年治理力量

国企高管层以“70 后”、“80 后”为主，管理观念可能滞后于时代，而青年员工是创新治理的生力军。党组织需通过团组织建设，打通青年参与治理的通道：搭建“成长平台”：开展业务技能竞赛、课题攻关小组等活动，让青年参与企业战略讨论，如针对“数字化转型中的公益属性”提出方案；推进“高管带青年”机制：通过师徒结对、双向交流，既让高管了解青年对治理的新思考，也让青年理解企业决策的复杂性，形成代际共识；丰富主题团日活动：以“青春故事分享会”“红色教育实践”等形式，将企业文化与党的理念结合，培育青年的企业归属感与社会责任感。

五、结语

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需依托党建创新，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本文提出的党课创新、民主生活会规范、团组织激活等路径，旨在通过“具体化”实践，弥补“委托-代理”理论下的激励短板：既以思想引领解决高管的目标偏差，又以监督约束防范短期行为，更以青年力量注入长期活力。

参考文献

[1]周利国，刘军。关于“新国企”现象的初步探讨[J].管理世界，2005(08):156-157.

[2]蔡贵龙，柳建华，马新啸。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J].管理世界，2018,34(05):137-149.

[3]钟原。监督职能回归与监事会重构：党组织内嵌国有企业治理的合理路径[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04):5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