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鼠疫》中现代主义英雄形象的再讨论

目前，学界有关加缪《鼠疫》中“里厄”人物形象的理解与评价已经基本形成定论。其中，柳鸣九（2004）提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即《鼠疫》本身影射了“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全欧逞凶肆虐”[1]的历史事实，里厄则以“坚挺不屈、奋力抗争”[2]的具有明确反抗意识的斗争者形象出现。另一类分析则强调里厄不同于传统英雄形象的平凡一面，也即“为众人而发声”的“生活英雄”[3]。

然而，无论将里厄视为积极反抗的斗争者，抑或“明知失败仍竭尽全力”[4]的存在主义英雄，都未能较好地解释里厄作为文本之内的“医生”、文本外的“叙事者”，以及借助叙事者视角进行阅读的读者这一复杂人物形象的多义性。笔者认为，如果将作为故事角色的“里厄医生”从文本内部释放，或可从中发现对该角色英雄形象进行解读的他种角度，即《鼠疫》不仅是借助“里厄医生”的历史见证者视角所展开的对不可能事件的“肉身化”见证[5]，同时也是现代主义者“里厄”个体精神史的书写。从中或可窥见作者加缪延续其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构思的存在主义英雄形象的努力，以及在文本中预设的读者期待。

一、《鼠疫》的精神史书写特征

在《鼠疫》第四部分的结尾，叙事者详细记述了塔鲁在十一月底与里厄医生发生的一次谈话。在里厄医生面前，塔鲁袒露了自己童年时期与父亲的复杂关系，以及自己逐渐成为“鼠疫患者”，并试图通过“竭力理解所有的人”[6]来与“鼠疫”抗争以寻求内心安宁的心理发展轨迹。问题在于，塔鲁为何以这样一种高度抽象而又令人费解的方式讨论“天然产生”（《鼠疫》，第 292 页[7]）的鼠疫？叙事者又为何在“替大家说话”（《鼠疫》，第 333 页）的叙事驱动下单单为塔鲁的个人独白给出如此大量的篇幅？

柳鸣九（2004）认为，加缪在《鼠疫》中存在着力表现“反抗荒诞、反抗恶”[8]这一崇高格调的倾向。以此观之，塔鲁将“鼠疫”夺走病人生命的现象与“死刑”“判刑的权力”等抽象概念对人类生命的剥夺之间构造的类比似乎仅是一场具有高度象征性的伦理讨论，是所谓“抗争”主题的再次彰显。而笔者认为，塔鲁的隐喻性表达并非对人性之恶的简单批判，而是加缪书写现代主义英雄精神史的关键切口。

二、加缪对鼠疫意象的意义重构

在《鼠疫》中，加缪着力表现了“鼠疫”所带来的两种死亡，即抽象的、由文本中诸多客观的记录材料所确立的无可置疑的、具有“历史真实性”的死亡；和“实际”存在于文本当中，但却为历史材料所遗落的、由里厄医生这一肉身见证者个人担保的、零散而生动细致的死亡场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种叙事视角的双重性同时也指向了鼠疫的双重性，以及与里厄医生这一人物形象之间的关联。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针对作为“灵魂病”[9]的结核病进行了充分剖析，并指出结核病的“精神隐喻”与其引发的他者对于病患精神状态的揣度与猜想密不可分。阿尔托对“鼠疫”这一意象的重构则更为激进，其借助瘟疫的传染性与毁灭性试图塑造一种能够引发“极端净化”、打破物质惰性的流行病[10]。而熟知结核病的作者加缪，在刻画这场“鼠疫”时很可能参考了二者的相关表述，并在此基础上尝试重新塑造出一种不同于宗教黑死病叙事和现代医疗病原体叙事的新型鼠疫，从而将现代城市中孤独这一抽象的精神状态，以及人与人之间难以相互理解的社会心理进行文学上的重塑：在里厄医生对奥兰城中鼠疫的转述中，加缪有意识地将其划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类。前者通过畸形的形体变化和引人生厌的肉体痛苦，以肉体性的疾病形式表现出奥兰城内部的鼠疫病人和潜在病患之间无法理解的现实处境；而后者则通过存疑的样态和人际传播的传染方式象征着奥兰城居民在心理层面所共同感受的瘟疫秩序下的放逐，即颇具悖论性质和荒谬感的“集体性的孤独”。

三、现代主义的英雄：战胜孤独与自我疗愈

大卫·哈维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观察现代主义时指出，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试图把作品看成一种“风格”的样板，现代主义作家怀揣着无与伦比的热情试图创作出终结一切讨论的作品。在这一意义上，现代主义者当然是热情的，但其创作倾向却同时表明现代主义者的孤独。加缪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于，《鼠疫》将成为记述现代主义孤独瘟疫的最后一个文本，里厄是最后一个痊愈的孤独症患者。正如阿尔托对 1720 年马赛港鼠疫的重新解读，在加缪的笔下，作为“心理实体”[11]的鼠疫同样以一种极端残酷的形式给奥兰城带来了毁灭，并象征性地为生活在奥兰城中的居民带来了抚慰的新生。正如叙事者里厄对自己的劝解，“人不能总是生活在孤独之中”（《鼠疫》，第 134 页），在作为“终结之作”的《鼠疫》结尾，里厄医生也最终从自己的原子家庭中走出，走向了那个荒谬、无情但亟须拯救的社会。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里厄医生”形象的再解读，或可发现加缪《鼠疫》文本的另一种解读可能：加缪发现了鼠疫由于颠覆一切秩序而针对现代城市中孤独个体所具有的潜在的革命性特征，并将瘟疫放置在人道主义视阈之下、通过塔鲁的自我披露对“抽象之死”进行否认，从而取消了这一潜在的合法地位，并与阿尔托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强调的“以全面危机打破惰性”的激进构想所自觉区分，从文学的角度塑造出危机中出现的具有理想色彩的、温和的现代主义英雄，试图通过英雄的自我批判终结孤独以文本为媒介的循环。

参考文献

[1]柳鸣九.论加缪的思想与创作[J].当代外国文学,2004(02):98-115.DOI: 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04.02.015.

[2]张影.论加缪《鼠疫》中的英雄主义[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1,38(02):88-96.DOI:10.16217/j.cnki.szxbsk.2021.02.013.

[3]杨芬.一个存在主义的英雄──评《鼠疫》中里厄医生形象[J].法国研究,1999,(01):109-120.

[4]陶东风.见证，叙事，历史——《鼠疫》与见证文学的几个问题[J].文艺理论研究,2021,41(02):43-53.

[5]加缪.局外人/鼠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6]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7]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

[8]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注释

[1]柳 鸣九 .论 加缪 的思 想与 创 作[J].当 代外 国 文学,2004(02):98-115.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04.02.015.

[2]柳鸣九.论加缪的思想与创作[J].当代外国文学,2004(02):98-115.DOI: 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04.02.015.

[3]张影.论加缪《鼠疫》中的英雄主义[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1,38(02):88-96.DOI:10.16217/j.cnki.szxbsk.2021.02.013.

[4]杨芬.一个存在主义的英雄──评《鼠疫》中里厄医生形象[J].法国研究,1999,(01):109-120.

[5]陶东风.见证，叙事，历史——《鼠疫》与见证文学的几个问题[J].文艺理论研究,2021,41(02):43-53.

[6]加缪.局外人/鼠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92.

[7]徐和瑾译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版，下同。

[8]柳鸣九.论加缪的思想与创作[J].当代外国文学,2004(02):98-115.DOI: 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04.02.015.

[9]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4-29.

[10]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27.

[11]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