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共同体重构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受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冲击，社会反文化运动兴起，极大地冲击着以持久的精神纽带为基础的礼俗社会，造成了60 年代美国社会的精神堕落。对此，索尔·贝娄（Saul Bellow）把这一精神堕落的社会诊断为“相互厌恶”、“同情心破碎”，在贝娄眼里，“不可战胜的信念”“人道”等词语也从当代作家笔下悄然消失。（刘硕良397）他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人类共同体意识的淡薄，换言之，维系人类的精神纽带已然断裂。然而，面对60 年代后的美国反文化浪潮，贝娄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介入社会，试图探讨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他基于自身作为犹太人的离散经验，在《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通过对不同阶层和生活背景的犹太群体深陷同化困境的刻画，反映出犹太民族在现代社会中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地位。贝娄的作品背后不乏社会转型所引起的焦虑，并企图为化解焦虑而谋求对策（殷企平 78）。他以对世界的持久敏感为特征的性格，描写犹太群体在世界各地不断寻找立足点但屡次失败的现状（刘硕良393），反思现存共同体意识的封闭性，从而期待一个打破边界、超越种族歧视的未来，勾勒出世界共同体的愿景，继而实现真正的平等。

一、犹太人与共同体的暧昧关系：双重边缘与游离状态

《塞姆勒先生的行星》描绘了二战幸存犹太人赛姆勒在纽约三天的经历。作者围绕着塞姆勒描写了多个生活背景和阶级各不相同的犹太裔美国人期望加入主流共同体并获得安定感的尝试，揭示出了犹太人游离于犹太传统共同体与主流共同体之间的双重边缘化现状。

犹太群体的双重边缘化状态首先体现在其游离于传统犹太共同体之外。贝娄通过多位美国犹太人形象，刻画出美国犹太人不被本族裔共同体接纳的尴尬境地。这些生活在纽约的犹太人试图通过不同程度的同化努力来获得主流共同体的认可。然而，这种努力反而导致他们被进一步排斥于本族裔共同体之外，造成了深层次的身份焦虑与常态化的不安全感。

在《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主人公阿特·塞姆勒是一位经历了大屠杀迫害后幸存的波兰籍犹太人。他的早年生活与犹太共同体相距甚远。青年时期，塞姆勒的原生家庭并没有强迫他系统地接受犹太式教育，“我同犹太会教堂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几乎都是自由思想者。尤其是我的母亲……她给我起了个解放的名字：阿特”（贝娄92）。家庭教育中犹太文化的缺失使塞姆勒注定无法对犹太共同体感同身受，这种命名行为也暗示了一种文化上的去犹太化倾向。年岁稍长，塞姆勒表现出对英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并作为一个“英国人”生活了二十多年，这些经历使他的谈吐里增加了“适合在牛津大学特别校友餐后休息室里使用的措辞用语”（23），并与英国上流社会的精英人物如赫·乔·威尔斯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犹太人事务很少感兴趣（148），并对于其他犹太人跟他一起叙家谱、聊耶路撒冷的老亲戚这种行为感到不适（90）。六日战争期间，他虽然对犹太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感到不安，但仍以一名美国记者的身份，与美国人一同旁观犹太同胞的苦难（148）。这种旁观者的姿态进一步凸显了他与犹太民族的情感距离。长期生活在英国与美国的经历，使他对于自身难以磨灭的“犹太性”产生强烈的不认同感。他无法共情本民族人民遭受的磨难，也拒绝承认自身无法否认的犹太特征。在长此以往的积极同化努力中，他们与传统犹太共同体渐行渐远。

作为第三代犹太移民，塞姆勒的女儿苏拉也体现了难以融入传统犹太共同体的困境。她的身份认同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混杂性与矛盾性，体现了犹太民族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普遍性的文化断裂与身份焦虑。她身上既有浓厚且难以抹除的犹太特征，又表现出对犹太传统的疏离感。她有犹太朋友，并参加达达派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玛萨达和阿拉伯人的讨论。但除此之外，“她对所谓的犹太传统再没有更多的耐心了”（38）。苏拉对于身份认同的混乱性还源于她对基督教的信仰。大屠杀时期，她曾经在一座波兰女修道院里躲了四年，对基督教产生了复杂的依赖感。外出时，她甚至经常带着一顶假发来掩盖象征着自己犹太身份的“犹太卷发”。由此可见，对于生活在美国的苏拉来说，这个与生俱来的犹太身份使她在美国社会中格格不入。掩盖犹太特征的事实表明她不愿承认自己的犹太身份，同时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事实又表明她无法构建新的自我同一性，处于一种自我认同缺失的混乱状态。这种不纯洁的犹太性注定无法被传统犹太民族彻底接纳。

除了游离于犹太共同体外，美国犹太人的边缘化还体现在被主流共同体排斥。怀有同化期待的犹太人急于抹消自身显著的犹太性以期望获得主流共同体的接纳。然而，犹太身份是天生强迫的产物而不是自由选择的产物。人们被归入到一个“少数民族”中，而不问他们是否同意（鲍曼2003，104）。这种身份的外在强制性使得犹太人在主流社会文化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边缘化的位置。受主流共同体的同化引诱，犹太人相信只要努力同化就能够被主流共同体所接纳。但事实证明，这一期望难以实现，因为“一个民族，不管是其性格中的闪光点还是劣根性，都源自种族的遗传，即具有不可更改性、消灭性”。（乔国强 11）可以说，从同化实践一开始，他们就因其民族性注定无法被主流共同体接纳。鲍曼提出，现代主权国家作为秩序建构的主体，通过隔离不属于自身文化共同体的“外部人”或“异乡人”，试图在现代社会中确立一种清晰的边界。（鲍曼2013，7）犹太人身上与主流共同体格格不入的民族特性使主流共同体感到恐惧和不安，并把他们视作“公共敌人”加以排斥，以此来捍卫自己“安全的居民共同体”的纯洁性。

塞姆勒长期在英美两国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的同化程度相当深远。他的穿着打扮、举止谈吐以及思维方式都与一名真正的英国人无异。但他与生俱来的犹太身份却使他在大屠杀时期遭受非人的迫害。这一经历造成了他严重的创伤和应激。一旦被人注视，他就会感到“战时波兰的气息正在通过受伤的组织——神经绝缘套管”（23）。在经历无数不平等事件后他意识到，“他本人是一个犹太人，不论多么英国化或美国化了，却还是一个亚洲人”（122）。即便生活在美国纽约，塞姆勒仍与大批犹太人为伍，“是纽约怪癖人的知心朋友，又是精神失常的登记人员”（122）。在塞姆勒英国化的过程中，他虽然身心都伪装成为一名真正的“英国人”，但受与生俱来的犹太身份的影响，他仍受到大屠杀的迫害；在美国化的过程中，他妄图伪装成主流共同体中的知识分子，却再三因其无法掩盖的犹太性而被异化为社会公敌。在无数的同化努力后，他并没有逃脱犹太身份所带来的困境，也注定无法被主流共同体接纳。

处于相似困境的还有塞姆勒的女儿苏拉。由于幼年受到大屠杀迫害，苏拉迫切地希望通过信仰基督教来掩盖自己的犹太痕迹，从而获得主流共同体的认可，由此获得安定感。大部分时间她不断地借用“英国身份”来掩饰自己的犹太性。她“会趴在地上像个基督徒那样祈祷……祈求基督教的庇护”。但不管她如何掩盖自己的犹太特性，“一小股一小股的犹太卷发”仍然会“从假发下面垂挂到耳际”（38），在她向文化表示的傻气的忠诚中，“她不能更犹太化了”（202）。在信仰基督教的倾向中，她并非单纯寻求信仰皈依，而是把基督教工具化为一种生存策略，试图通过信仰基督教的文化伪装抹除自身“犹太性”以融入所谓“主流共同体”。

犹太人的同化努力本质上是为了获得进入主流共同体的群体资格，他们妄想重构与个人发展平行的社会认同，希望享受着英国身份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定感。但实际上，在遇到本土白人审视和质疑时，他们将会陷入完全被动的境地。鲍曼在《共同体》中提出，如果那些接受同化的人切断与原来共同体的联系，那么他们将立即被定义成不被信任的叛徒；如果他们为了帮助同胞从集体自卑和歧视中摆脱出来而参与到主流共同体的工作中，那么他们将立即被指责为两面三刀。（110）长此以往，他们“既非在群内，亦非在群外，既非朋友，亦非敌人，既非被包容，亦非被排斥”（鲍曼2013，114），既难以真正融入主流共同体，也无法回归原属的民族共同体，从而陷入一种无归属感的永久性焦虑之中。在屡次同化失败的现实中，他们意识到现存的边界划分阻碍了统一的、本质的人性，（126）并提出构建消除边界、重构平等的世界共同体的主张。

二、对现存共同体的反思与突破

以塞姆勒先生为代表的犹太人依旧被同化谎言欺骗。但在不断深化的同化努力中，他们察觉到犹太身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而非一种身份认同，无法彻底的消除。因此他们开始怀疑同化努力的正确性，并对现存的共同体产生了质疑和批判。

在《塞姆勒的行星》中，于英国和美国生活多年的塞姆勒把自己划入“安全的居民共同体”的范围中。然而，难以磨灭的犹太性却无时无刻不给他带来深层的恐惧与不安定感。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在他面对社会中的“他者”时尤为凸显。例如，当他在公交车上目睹一名黑人扒手盗窃白人女性财产时，他立刻把这位有着不被主流共同体认可的黑人扒手建构为“公共敌人”。这一反应不仅源于对犯罪行为的道德谴责，更折射出他试图通过歧视黑人来佐证自己在主流共同体中的归属感。因此，他的第一反应是“对美国白人新教徒很生气，因为他们没有维持好较好的治安”（贝娄111），并立刻下车打电话报警，以此来捍卫白人群体的利益。

书中作者对黑人扒手的所有描写都出自塞姆勒先生的凝视和思想活动。通过对黑人扒手的凝视，他把自己无形的不安情绪具象化为黑人对“安全的居民共同体”的威胁。塞姆勒观察到“这个优雅的畜生英俊、惊人、自大”，脸上“却露出一只巨兽的厚颜无耻”。并且在整个扒窃过程中，他“从未听到过这个黑人的声音”（22）。这种描述不仅体现了塞姆勒对黑人形象的扭曲与折射，更暗示了其凝视中所蕴含的白人种族主义价值观。通过将黑人扒手非人化为动物般的存在，塞姆勒施加了一种隐性的视觉暴力（席楠122）。在这个过程中，黑人扒手的失语状态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塞姆勒把自己看作是“安全的共同体”中的一员，对以黑人扒手为代表的他者进行主观的负面解读，并转化为具有权威性的话语传达给读者。这种行为不仅强化了黑人的“他者性”，也进一步巩固了主流共同体的文化边界。这种以维护共同体为名的社会隔离机制，看似是为了维护共同体安全，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排斥工具，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凝视本质上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其结果也具有双重性。在《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塞姆勒作为凝视主体，承担着沦为被凝视客体的风险。他主动下车报警，却因其犹太身份遭到警察的轻视和嘲笑。这一经历导致他的精神创伤在极端不安和焦虑中复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塞姆勒的种族主义权力话语。当黑人扒手意识到塞姆勒目睹了自己的罪行后，他尾随塞姆勒回到公寓，并强迫后者观看其象征男性气概的器官。这一行为不仅颠覆了凝视的权力关系，也实现了塞姆勒从主动凝视的主体到被动观看的客体之间的转变。黑人扒手这一无声的反抗打破了主流共同体潜意识中的种族隔离，实现了反凝视抗争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塞姆勒意识到自己并非真正的主流共同体中的一员。所谓的“同化努力”不过是主流共同体用来维持内部完美秩序、削弱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异乡人的社会权威，从而消除对现存结构的威胁。（鲍曼2013，162）它将“加重他们的恐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使之平息或停止”（贝娄 15）在意识到同化努力的陷阱后，塞姆勒先生感叹“美国！你在世界各处大肆宣扬，你是一切国家中最值得向往、最值得仿效的一个国家”（31）。这一反思促使他放弃二元对立的种族观念，转而将希望寄托于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共同体。

三、结论

正如索尔·贝娄所说：“小说总是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有客观物体、有行动、有表现形式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这些‘真实印象’的发源地，它促使我们去相信，我们紧紧抱住的善——在邪恶面前仍然拒不放手的善，并不是一种幻觉。”（刘硕良404）这一论述表明了文学在揭示现实与探索人性之间的双重使命。现代性带来的后果不仅有“荒原”式景观，更有对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的扼杀。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造成了社会对人的价值的忽视，几百年追求平等的个人在被动获得解放后迷失在追逐物质和认可的欲望之中。（武跃速111）犹太人作为少数族裔的代表，其困境现状具有典型性和普适性。塞姆勒的反思与行动，代表了一种对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深刻回应，同时也为构建真正平等的共同体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以超越个人直接环境的对世界的持久敏感为特征的性格”，扩大了对自己所在的地方或国家共同体之外的道德和政治责任感（Spenser 4）。

参考文献

[1]刘硕良.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2]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王欣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

费跃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