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明实践赋能乡村治理的“脱嵌”与“再嵌”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推进移风易俗。就乡村治理实践而言，新时代文明实践已超越传统媒体的宣传角色与功能定位，作为打通农村群众工作的“最后一公里”，越来越内嵌于乡村治理，成为重要的乡村治理平台。

新时代文明实践从精神动力、制度保障、平台载体以及人才支持四方面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1]。但其在乡村治理具体实践中由于多维历史因素的复合冲击造成部分区域文明实践积淀薄弱，从而产生叙事陷阱[2]，须从需求对接、阵地建设、活动开展、工作保障等角度，探索有效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新路径[3]。

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活动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并受到社会关联的影响[4]。嵌入性理论已成为被用来分析社会治理中各主体之间的契合逻辑。因此基于已有研究，基于“嵌入——脱嵌——再嵌”的逻辑理路分析新时代文明实践赋能乡村治理，促进文明实践软实力为乡村治理协同增效。

一、“嵌入”：新时代文明实践赋能乡村治理的逻辑机理

（一）政治嵌入

政治嵌入是指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政治元素有机融入乡村社会生活各方面从而形成强大政治引领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以理论宣讲为载体促进政党形象生活化传播。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乡村有效广泛传播的文化阵地，通过理论宣讲科学有效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突出乡村治理的软实力建设，有利于推动科学理论在乡村治理领域的深度嵌入，以强化推进乡村治理的政治保障和思想引领作用[5]。

（二）认知嵌入

认知嵌入强调过程柔性，通过构建认知嵌入机制培育村民乡土社会公共精神与文化共识。新时代文明实践强调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价值观念，将农耕文明、乡村生态伦理价值观等乡村特色文化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结合，引导村民在传承与创新中推进移风易俗，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村民公共精神培育，成为乡村治理的精神支撑。

（三）关系嵌入

关系嵌入通过构建并强化村民社会关系网络，促进资源交流共享。农村志愿服务深深植根于农民日常生活，只是缺乏理性制度约束，常与当地民俗文化、宗族关系等交织。同时，乡贤在乡村治理中通常承担政府与村民间“纽带”角色，也是当下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增强乡村治理民主性的重要力量。政府在此基础上引入行业组织实施制度化管理志愿服务网络，各部门根据自身服务领域履行国家政策落地的需求，也使得治理决策更贴近村民的实际需求。

（四）结构嵌入

结构嵌入通过治理网络的构建与优化，实现了文明实践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发挥阵地作用，积极引导农村基层各群体协同参与乡村治理。如政府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和企业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社会组织和企业通过参与乡村治理，实现其公益形象打造与社会责任履行，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治理格局。

三、“脱嵌”：新时代文明实践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仪式性嵌入

新时代文明实践嵌入乡村治理通常伴随着强烈行政压力。这种压力来源于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绩效考核，当压力所设定目标与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不相匹配之时，基层政府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视为一项政治任务，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往往开始人造痕迹以达成表面功夫，过于强调活动数量规模、媒体报道等形式，削弱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效用。

（二）乡土韧性弱化

乡土韧性是指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后，植根于农民心中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乡土性仍然存在。然而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加快、城乡要素互动增强，传统乡村以血缘、乡风民俗为纽带维系而成的熟人社会正逐步被以规制和契约为纽带的利益关联型社会所替代。乡村社会的传统结构和文化纽带逐渐瓦解，乡土韧性逐渐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精神的消解，难以形成牢固的情感和价值认同。

（三）志愿服务瓶颈

志愿服务队伍建设人才匮乏。农村志愿服务队伍通常在原有“人情社会”与乡贤号召基础上由情怀发起，带有强烈的随意性与土生性。然而目前农村缺乏针对志愿者的系统培训、有效社会认可机制及实质性激励措施。加之对行政指令的过度依赖，一旦外部支持减弱，志愿服务效能减弱，难以常态化。

（四）阵地效能不高

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效能不高。一方面，目前农村经济收入显著提高，但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资源投入相对不足，导致资源离散，难以形成有效的整合和利用。如缺乏必要的设施和设备支持，或相关设施设备缺乏后续运营及维护导致中心功能逐渐弱化甚至荒废。另一方面，在实际运行中，部分实践所建设较为粗放，阵地功能单一，作用发挥不充分，不能充分做好工作调度、活动开展、宣传教育、服务便民的综合功能。

四、“再嵌”：新时代文明实践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进路

（一）构建文明实践内驱动力

一是厘清各主体责任边界。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农村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依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厘清各自责任边界能有效防止压力体制下形成的过度行政化与各主体间推诿扯皮。二是构建常态化调研机制，通过定期组织下乡调研活动、建立社群民意表达平台，调查了解村民现实需求并形成结构化清单，形成“村民点单--中心接单--效用反馈”流程。

（二）挖掘乡村文化时代价值

深入挖掘本地传统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乡村都有自身独特的凝聚了村民情感与价值共识的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新时代观念相互融合，致力于形成更文明的乡风、民风、家风，并增强村民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并转化为其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动力源泉，为乡村治理提供不竭动力。

（三）推进志愿服务可持续

无论从逻辑意义上还是历史意义上看，“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是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伦理要义而衍生出的两种理性选择。适度引入工具理性可为志愿服务提供动力支撑，如通过公共政策规范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完善农村志愿服务专项法律法规，明晰权责边界，有效防控志愿服务过程中的非理性风险及对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潜在侵害。价值理性指在保障志愿服务方向、性质的前提下，加强对志愿者队伍的人文关怀将志愿者自身发展纳入其意义范围。

参考文献:

[1]颜佳华.新时代文明实践与社会治理创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03):41-43.

[2]高威,李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运行机制优化——基于数字化嵌入视角的实践进路[J].党政研究,2023,(04):91- 100+127 .

[3]宋听松.打造“小平台”发挥“大作用”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与完善[J].人民论坛,2020,(36):73-75.

基金项目：益阳市社科课题“益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乡村社会现代化治理的协同机制研究”（J1216754）；中国益阳市委党校 2024 年社科研究课题“新时代文明实践嵌入乡村治理研究”（2024YDX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