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退职夫人自传》中的女性反抗精神

一、反抗唤起自我意识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波伏娃的这句名言直接点明了女性的“身份”和“特质”，意在说明，“女人”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一切是社会、文化、历史等力量建构的结果，而非生来如此。这种后天的限制性处置让女性千百年来处于弱势地位，沦为父权、夫权甚至皇权的牺牲品。当娜拉出走的故事传入中国，震惊无数困于不幸家庭、婚姻的女性，愈来愈多的女性通过反抗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寻求自我言说的途径，构建独立的主体人格。

潘柳黛笔下的柳思琼，首先是通过对家庭的反抗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思琼生长在一个父母婚姻破裂的旧式家庭，始终处于“边缘人”的地位，家庭的冷漠、窘迫的经济、父母权衡利弊的选择，非但没有压垮她，反而催生了她强烈的逃离欲望与独立意志。“生活给我的压榨，使我的脑子已变得非常简单，我只有一个念头在盘旋着，便是开发自己的前途，增加自己的收入。”[2]当思琼走出家庭，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时，也是她从精神上挣脱家庭枷锁、宣告自我存在的开始。通过经济独立，思琼彻底斩断了寄生关系，不仅获得了生存的资本，更重要的是赢得了作为“独立的人”的尊严与话语权。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强调的，经济独立与精神空间对于女性创作至关重要。思琼的“出逃”与独立，正是为自己赢得了这“一间房”和“五百英镑”的基础。唯有反抗家庭施加的桎梏，女性才能真正启动“成为自我”而非“被塑造为他者”的历程，这是走向完整人格与自由选择的必经之路。

古往今来，无数女性前仆后继的走入婚姻，期待着终生甜蜜，然而总是事与愿违的占多数。一场失败的婚姻，卷走了思琼的职业、声望和累积的财富，除了留下一个孱弱的孩子，一切都让她身心俱疲。一系列的变故让柳思琼认清了婚姻的实质，这些都通过她的反抗得以观之。起初思琼惧怕丈夫的威严，自从因归家太晚受到丈夫家暴，思琼“眼睛里布满了懦弱的，对他疑惧的光彩。”在经历了丈夫反复的恐吓之后，思琼鼓足了勇气，“我的愤怒像火一样燃烧着”，在丈夫再次家暴她时勇敢反击。这次反击，不仅是身体的抗争，更是对施暴者权威的悍然挑战，是思琼内在主体意识从压抑中迸发、宣告“我不可侵犯”的关键转折点。“没有爱情的男女关系，就是卖淫，虽做夫妻，也是如此的⋯”[5]这句宣言，是柳思琼彻底挣脱婚姻枷锁、夺回自我定义权的响亮号角。随着婚姻的起伏，思琼完成了痛苦的蜕变，以“我”为生活的核心，才能使一切喜怒哀乐具有真实的美丽。“一切遭遇到的，就去承受，有多少女人，活得是像我这样复杂丰富呢？”[6]潘柳黛借思琼之口，不仅道出了个体的坚韧，更张扬了一种拒绝被不幸婚姻定义、在废墟上重建自我的女性力量。

柳思琼的反抗历程层层深入，在挣脱家庭桎梏、逃离不幸婚姻后，其最具革命性的抗争转向反抗内化的父权观念和传统女性规范，从而真正实现主体性的建构。首先，思琼向长久以来的女性附属地位发出了拒绝之声。无论是婚前自力更生、勇于挑战获取工作，还是婚后经济动荡中坚持办报谋生，甚至在同行污蔑她为“文妖”的压力下，柳思琼从未放弃自食其力。当思琼拿起笔来坚持写作，正是她以笔为旗对不合理社会性别分工的无畏反击。更深层的反抗，则是对女性身体与欲望所有权的激烈争夺，体现为对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彻底反叛。例如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离经叛道”的种种情感关系，都真诚的展露在柳思琼的剖白中“太忽略男女的性别⋯没有爱一个人，就对他太亲热”[7]。这些惊世骇俗的行为和坦诚的言说，其本质是柳思琼对自我身体和欲望绝对主权的宣告。她不再允许社会伦理或男性标准来定义她的“纯洁”或“堕落”，而是以自我方式探索身体经历，以女性感受言说复杂情感。通过经济独立确立社会身份，通过身体实践和欲望言说夺回身体主权，思琼最终实现了从“被定义的他者”向“自我定义的主体”的惊险一跃。正如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呼吁女性“书写你自己”，柳思琼正是以自己充满争议的生命历程和坦诚无畏的书写，实践着这种“用身体写作”的反抗，在解构旧规范的过程中，奋力建构着属于女性自身的、不受限的主体存在。

二、反抗描绘成长路径

思琼在职业和爱情选择上的转变，是其个人成长的一大助力。迫于经济压力辍学后，她无奈选择不喜欢的教师职业谋生，这份工作于她，谋生的意义远大于自我的满足。然而，当生活陷入窘境，思琼勇敢地向记者这份理想职业迈出了关键一步。在真正适合自己的土壤中，她迅速崭露头角，成就了上海滩的声名与日后的东山再起。娜拉出走怎么办的问题，潘柳黛给出了回答，“饿死”和“回来”

都是错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才是正解。这种经济独立进而导致了精神独立，深刻重塑了她面对爱情的态度。思琼骨子里曾浸透着对传统的畏惧。醉酒失身于老师陈浩后，尽管并无爱意，却迫于旧俗的无形压力，思琼委身做了陈浩的情妇。感情生活上的不幸开端令思琼尤其向往真正的爱情，因而思琼被阿乘“蛇一样的情热而缠绵的”“爱力”诱惑住了。当她一步步认清这场婚姻欺骗的本质，思琼对待感情的态度变了，“我接受了命运所给我的⋯我的心是坚毅和无言。[8]”思琼意识到自我独立才是最大的安全感。她学会了在感情中保持自我，不再无底线的妥协和忍让，这种转变使思琼获得了稳定的内核，她能够以更加宽容和豁达的心态看待过去的经历。正是职业抗争赋予的独立根基，与情感磨难催生的清醒自觉，共同锻造了柳思琼坚韧而成熟的灵魂，将一个历经风雨却愈加挺拔的女性形象，清晰地呈现于读者眼前。

柳思琼的成长历程，也深刻体现在她对社会性别秩序认知的嬗变上。初期，内化的社会规训使她下意识的认为，婚姻具有不可剥夺性，女人作为附属品嫁给男人之后，无论现实如何，承受是唯一的出路，因此面对出轨的丈夫，她选择了隐忍。但当她用“退职”来形容婚姻关系的终止时，思琼已经从心底蔑视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关系了，思琼彻底解构了婚姻的神圣，认为婚姻不过是一场可以自由终止的契约关系。“退职”不仅是柳思琼这一个体的反抗行为，更是潘柳黛对霸道男权的有力控诉。社会性别规训是对女性隐形的压迫手段，潘柳黛意识到这一点，并借柳思琼之口发出反抗之声：“当一个人沉沦在海里，找不到一只船时，那么能够抓住一块木头也是好的。[9]”思琼在刚刚生产孤立无援时，选择了可以依靠的有妇之夫阿康，从传统道德来看，思琼的选择势必要受到“不守妇道”的谴责，然而随着柳思琼的成长，她完成了从“他者”到主体的认知重构，后期思琼对贞洁观的蔑视，对情欲的正视和男女关系的处理，已经显示出，思琼不再认为女性是男性的所属物，而是充分尊重自我意志，将个人感受放在首位。思琼对社会的认知转变，从内化接受到批判解构再到主体实践，与女性独立人格的健全成长紧密交织、相互促成。柳思琼最终从层层制约的性别压迫环境中突围，其成长轨迹本身，深刻彰显了潘柳黛对女性命运思考的前瞻性与抗争精神的可贵。

柳思琼的成长，其核心熔炉则是她深陷其中的不幸婚姻。这段经历并非仅仅是苦难的集合，更是她被迫进行自我锻造、最终确立主体性的关键经历。在与自己第一任丈夫阿乘的婚姻中，思琼经历了幻想的破灭，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面对阿乘的种种行为，如家庭暴力、语言贬低、精神控制甚至还有权衡利弊后的抛弃，思琼由开始的自我宽慰“只要男人在我身边的时候，是真的爱我，那么就够了”，到逐渐质疑能否一直活在甜蜜的谎言中。最终，思琼彻底看清了这场婚姻的真相“阿乘误会我有钱而和我结合，了解我没有钱而同我分开”，面对家暴奋起反抗，最终促成了离婚。正是在反抗这段窒息性婚姻的过程中，柳思琼完成了至关重要的自我重塑与能力构建，思琼在反抗中学会寻找情感表达的正确方式。思琼在后期处理与丈夫阿乘的关系时，已经基本杜绝了早期的谨小慎微，而是用更加理性、平和的语言与之交流。在反抗不健康的婚姻关系过程中，柳思琼也建立了健康的人际关系体系，面对婚姻的破裂，思琼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以乐观积极的心态看待未来，情感的平和与心理的坚定也是这段不幸婚姻给予她的幸运礼物。柳思琼的成长故事表明，女性可以通过在压迫结构内部的觉醒与反抗，重新塑造自己，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体。这种在困境中浴火重生的主体性建构，正是其成长最深刻、最宝贵的意义所在。

四、结语

潘柳黛在《退职夫人自传》中塑造的柳思琼这一形象，以“退职”消解了婚姻的神圣，以身体实践颠覆了贞洁规训，其中所蕴含的反抗精神，既是民国女性突破父权禁锢的缩影，更在当代语境中显示出先锋性的价值。柳思琼拒绝成为“贤妻良母”行为选择，与当下的女性觉醒形成了跨时空呼应。从柳思琼到当代女性，反抗的形式在变，但对主体价值的坚守从未改变。潘柳黛留下的精神遗产，不仅是对民国女性困境的文学记录，更是对所有时代女性的邀约——唯有将“成为自己”作为毕生事业，才能在持续的权力博弈中，守住“人”的尊严与自由。

参考文献

[1]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黄涛梅.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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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潘柳黛.退职夫人自传.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08

[9]贝尔・胡克斯.写给所有人的女性主义.[M].张艳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