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绮树生藩篱

摘要：曾树生是巴金在《寒夜》中所塑造的不向家庭完全妥协的“新”女性形象，这一形象被认为是五四思潮中女性“人的意识”觉醒的进一步发展，比起《伤逝》中子君仅仅追求的“婚恋自由”，曾树生因对家庭的失望选择与陈主任飞往兰州的“出走”更具有追寻个人幸福的色彩，但作者认为她的“出走”仍然是没有出路的，本文将从女性意识觉醒后的知识分子面临的职业、家庭困境，个人主义践行中的道德问题以及社会生存现实论析曾树生的“出走”与“出路”。

关键词：巴金；《寒夜》；曾树生；女性意识

巴金创作《寒夜》意图控诉“人越善良，越受欺侮，生活也越苦”的社会。随战争一起来临的颠沛流离，大后方知识分子生活的困窘，友人接二连三地去世，生活的磨难以及亲友的死亡带给巴金幻灭感。他的艺术创作也从30年代多描写濒死的封建宗法对青年人的压迫继而使其走上革命潮流，毫无保留地宣泄热衷革命的情感，转变为40年代对革命正确性的反思，情感也变得克制，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席勒式”的革命传声筒，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典型。《寒夜》是巴金转型后的又一部巨作，陈思和称“《寒夜》在艺术上达到了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成熟的水平。”[1]曾树生作为《寒夜》中的主人公，她的离家出走被广泛讨论，学界对其行为褒贬不一，但认同该角色的复杂性，并尝试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参考作家的创作目的，本文将探讨推动曾树生“出走”的因素以及“出走”所面临的重重困境。

一、女性意识觉醒后事业与家庭的双重困境

曾树生作为女性意识觉醒的典型形象备受关注，女性意识作为五四时期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它强调女性作为“人”应该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享有与男性等同的权利。曾树生作为五四时期的大学生，受到这种思潮影响，她与汪文宣的婚姻属于“自由恋爱”，双方的结合完全依靠两人的爱情，甚至没有证明和仪式，婚后曾树生也不同于传统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是能够承担儿子贵族学校教育支出的职业女性。但她的生活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而是颇为波涛汹涌。战乱使其一家逃回重庆老家，老实的丈夫在报社当校对，工钱少得可怜又多病，婆母太爱儿子却不能包容她，她不想在日复一日的苦闷中消磨掉自己的生命，最终选择了逃离家庭。观照曾树生的“出走”，表面上是婆媳关系不和谐、懦弱无能的丈夫无法调解导致的家庭悲剧，其深处也暗含“人”的意识觉醒后，女性知识分子在面对事业、家庭所带来的困境如何解决的难题。

1.别无选择的“花瓶”

事业理想与生存现实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冲突是曾树生作为知识分子的首要困境。曾树生和汪文宣都是教育学的知识分子，从前在上海的时候都满脑子理想，曾树生口中“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2]都是年青知识分子对改造社会的热切憧憬。那时候他们“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可理想主义在战事频发、兵荒马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现实里变得虚无，在争吵、逃难、贫病的生活里找不到任何出路。他们一个“整天校对那些似懂非懂的文章”，工作上兢兢业业卖尽力气却仍然收入微薄，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却仍因为“不知变通”遭人白眼；一个“到银行里去做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领导看了高兴，充当“花瓶”任人欣赏以换得收入用来生存。这就是他们一地鸡毛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

汪文宣始终坚持“老好”的立场，他不忍心伤害任何人，却从未被生活善待，到死仍对战争胜利后生存条件得到改善存有希冀，却无比讽刺的死在战争胜利前夜。对于曾经的事业理想，曾树生比汪文宣更具悲剧性，她过早看清这个对善良的穷人不够友好的社会，就像她对汪文宣说“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你这种人造的”，她利用年轻的容颜换取利益，她不爱陈主任却又离不开他，借着他也开始做投机生意，她向往自由，选择热情的生活，在一次次感官享受中与理想无声告别。她的“出走”是对知识分子立场更进一步地背叛，也是知识分子坚守以外的另一种选择。

这种“出走”的选择也被认为是曾树生贪图享乐，不能吃苦的表现，也有人批评她不肯亲手打破“花瓶”，爱慕虚荣，与汪文宣对知识分子理想品格的坚守高下立判。曾树生与汪文宣从人物形象到各种选择固然形成多处对比，但好坏不可一言蔽之。性别因素在知识分子职业选择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波伏瓦的著名论断“无人天生为女人，人人皆可自成就”意味着女性地位低下非为“自然”或生理事实，而是社会一手制造的。女性并不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工人阶级：她们不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而以被压迫团体出现的，而是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中，一直都是被压迫的。[3]战乱使平民的生活空间缩小，在事业生涯的权利争夺中，不会投机取巧的知识分子成为特殊环境下的被压迫群体，汪文宣的不如意的校对工作就类似出于这种压迫，但曾树生表面上职场生活的风生水起却反映了文明社会对女性长期存在的界定，女性的话语空间始终由男性支配，男性占据主导权的职场需要“花瓶”作为办公生活的点缀，曾树生就在大川银行有了一席之地，若想继续生活，她就无法“亲手打破花瓶”，因为社会环境没有更多的资源给予女性来彰显职业素养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利用，她只能别无选择地充当被欣赏的花瓶。

2.传统妻母形象的反抗者

新旧不同文化观念的必然碰撞是曾树生家庭生活中的又一重困境。文章中的婆媳矛盾冲突缺少完整的线性结构，很难说对家庭话语权的争夺是婆媳矛盾的根本原因。作家缩小叙事时空，把该矛盾设置在由战争导致的小家庭的不幸生活下，不安定的生活和前路无望的苦闷使曾树生难以维持妥协包容的态度，经济能力在维持家庭生活中重要性的显露给予了她更多的话语权，权力的倾斜也使汪母不安，矛盾进一步激化，婆媳矛盾在文本中的主要作用是引发家庭生活不和谐对主人公死亡的推动，然而观照婆媳矛盾本身，对汪文宣的占有、对家庭话语权的争夺固然是矛盾发生的关键原因，进一步探索深层原因，是新式女性婚姻观念与传统封建家族结婚模式的对立，是自由的枝叶在老旧孔庙“三从四德”所打造的无形“三寸金莲”中的挣扎。

书中寥寥几笔交代过汪母的身世背景，明媒正娶的封建家庭的乖顺媳妇，也曾读过书，丈夫死得早，儿子是生活的全部重心。她是裹小脚的女人，她追求家庭以外可能的想法被三寸金莲束缚住，初为人妻时的不满也在后来寡母的日子里被遗忘。封建传统对女性要求为家庭牺牲自我，传统孝道要求对公婆说一不二，这些“传统”成为汪母心目中的群体规范，显然，个人独立意识觉醒的曾树生无法满足封建“妇道”所要求的忍受一切、顺从一切，同时她还向往多姿多彩的社交生活，她必然被汪母划为外群体，只专注家庭生活的汪母缺乏积极的个人同一性，这种情况下，她只能通过认同内群体，排斥外群体来获得自尊。[4]汪母反复强调自己是坐轿过门的正室，曾树生是没有名分的姘头，除对母权地位的捍卫，还暗含对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小知识分子婚恋自由的不满，汪母不赞同曾树生特定环境下的职业女性的身份，对她不够顾家颇有微词，新旧观念导致的内外群体差异难以弥合，双方已经进行十几年的婆媳生活中势必要有所妥协，是一方还是双方的妥协，由于冲突的不完整我们无从知晓，由于新旧观念对立的长久存在，加上战乱的催化，曾树生的“出走”成为必然。

二、个人主义实践面临的道德困境

巴金曾在回复读者的信中劝阻杨苡不要在仍是孩子的情况下，因一时冲动离开家庭，在这个对她来说陌生的社会，直到带的钱用完，也是一事无成，“合理的新生活”更是无从谈起，结果“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落在更悲惨的境地里，就是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去”。[5]这与鲁迅在谈到娜拉出走家庭后怎样的观点不谋而合，“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6]鲁迅和巴金分别就结局假设以及现实朋友的困境得出相似的结论：新式女性的经济问题未能解决，“出走”不过是一场牺牲。不同于《伤逝》中子君出走旧家庭后只能依附涓生生活，《寒夜》中的曾树生作为职业女性，完全有养活自己的经济能力，然而，巴金却并不对曾树生的“出走”抱有乐观态度——“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7]巴金对曾树生的“出走”有担忧式的不赞同。其中必然有对曾树生以色侍人难获长久的考量，正如女性文学研究者乔以钢所说：“在发展现阶段仍处于男性中心文化特定语境的情况下，这种表现既有可能托起女性精神的‘飞翔’又可能导致女性生命的‘坠落’。”[8]此外，小说作为叙事艺术所面临的主观化和主体性的二难背反不可避免，故事在小说中是取道于讲故事者的口而抵达我们的接受屏幕，这样，我们所欣赏的已不是故事中的世界，而是处于作家人格背景中的故事。[9]

对于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包括作家本人，学界对此多少讳莫如深。巴金政治立场的选择与摇摆对于本文讨论起来意义不大，以下主要探讨巴金坚定的人道主义对曾树生离家出走这一行为态度上的两难。从子君到树生，女性意识觉醒有了新的进展，但依旧逃离不掉旧社会、旧制度的枷锁，事业环境与家庭环境仍是难以彻底逃离的藩篱。社会中男性所掌握话语权，依旧存在对女性“支配”、“玩弄”的欣赏；家庭中自由独立的新式女性与维护“相夫教子”传统女性的新旧观念冲突，这些因素，使女性知识分子在战乱背景下处于更加艰难的境地，出于人道主义者对个体均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肯定，曾树生自然有“出走”的权利，对于是否去往兰州的反复挣扎，生动详细的心理描写削弱了对其“抛夫弃子”行为的批判，多次描写婆媳间正面交锋意图使“出走”变得情有可原。然而，巴金又无法摆脱集体本位意识对追求个人幸福权利的封锁和侵犯，汪文宣恳求曾树生的妥协，与汪母继续过相安无事的生活，对她和陈主任出格行为的屡次目击又忍气吞声，汪文宣的为爱放手，又在妻子离去后念念不忘，病情加重最后死亡，他的悲情结局又反映作家对曾树生因追求自由伤害他人的不赞同。个人主义伦理革命实践中的道德问题是加在曾树生身上的道德困境，她有权利“出走”，却无法真正摆脱家庭，也因此曾树生会在出走后维持汪家的生活开销，明明逃离最终又选择“归来”。

三、出路难寻的社会现实困境

社会现实困境是悲剧的根本原因，也是作家所真正控诉的对象。根据金宏宇、彭林祥《‹寒夜›版本谱系考释》一文统计，在《寒夜》的两次重要修改中，“有关树生的内容有80余处改动”。[10]除巴金对待创作的精益求精以外，隐约透露出曾树生的复杂性，其中最受学界关注的是关于结尾处的修改，单行本的修订过程中，巴金在结尾处的“夜的确太冷了”一句后又增加了“她需要温暖”，这一句的补充又对曾树生的“出走”进行了合理的归因，进一步弱化了批判色彩，之所以着重解读成作家的喟叹，是对曾树生行为的“洗白”，而不是强调对黎明的期盼，是在于《寒夜》整部作品是所有好人的悲剧，这种悲剧在巴金所要控诉的黑暗制度下代代循环并且永无止境，“她需要温暖”在全文悲剧、忧伤氛围笼罩下，激励的作用微乎其微，不过是作家压抑情感的宣泄口罢了。

正如巴金曾在《谈‹寒夜›》写到自己的创作意图，“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控诉“好人不得好报”的黑暗现实。[11]文本中不止一次出现“我们没有偷人，抢人，杀人，害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这样悲愤的疑问。唐柏青、钟老、汪文宣死了，他们的儿子小宣“太像他父亲了”，长大后的小宣也会是一个“老好”，但也许和汪母在途中发生意外死去......曾树生摆脱不掉社会环境，她的“出走”还会陷入同样的“寒夜”，结尾处曾树生的“回来”打消了幸福的最后一重幻想。巴金在小说里没有给任何人物留下任何出路，尽管他们日思夜想的“胜利”实现了，但生活的光亮却没有一同到来，作家借书中人物的口控诉道，“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更坏”，[12]“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13]善良的老百姓仍处在一望无际的苦难中，“汪文宣们”生活的苦难不会因为抗战的胜利而改变。濒死的旧社会、旧制度在腐蚀正常人，忠厚的老实人在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下永远得不到幸福，如果这种社会制度环境不被改变，黎明永远不会来临。

四、结语

巴金否认《寒夜》是一本完全“悲观、绝望的小说”，他也自陈“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的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14]小说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曾树生于重重困境下的挣扎、对人本意识的呼唤都是饱含热情的，她的“出走”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更进一步，以及她在“出走—回来”过程中丰富的心理变化都大大增强了角色的生命张力，成为文本苦闷中的一抹亮色。黑格尔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能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而这种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却不是一望可知的，而是要靠艺术家沉浸到外在和内在世界里去深入探索，才能认识到。”[15]曾树生以其丰富的角色内涵、多层次的心理变化以及典型环境下的悲剧意蕴不仅彰显了巴金作为艺术家和人道主义信徒的优秀品格，也使角色本身成为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又一道不散的霓虹。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巴金创作风格的演变[J].新文学论丛.1984（02）.

[2][12][13] 巴金.寒夜[A]//巴金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 [英]简·弗里德曼.女权主义（雷艳红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08）.17.

[4] [美]戴斯·迈尔斯.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322-325.

[5] 徐开垒.巴金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6]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C]//鲁迅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7][11][14] 巴金.谈《寒夜》[A]寒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8] 乔以钢.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J].南开学报.2001（04）.

[9] 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84.

[10] 陈思广.新时期以来的《寒夜》接受研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07）.

[15]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5.转引自董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