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

张贤亮的小说中总是离不开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从《灵与肉》中在苦难中坚守理想的许灵均，到《绿化树》里在劳动改造中寻求精神突围的章永璘，再到《习惯死亡》中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度忏悔，他的作品构建了一幅特定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

一、“改造者”与“觉醒者”

1957 年“反右”运动后，大批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被下放到农场、工厂进行劳动改造。张贤亮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在《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作品中，细腻的描摹了知识分子在政治暴力与身体规训下的异化状态。这些知识分子们被迫以劳动赎罪，在生存底线的挣扎中经历了知识贬值、尊严丧失与精神撕裂的痛苦，但他们在绝望中依然没有放弃对人性的坚守。

《绿化树》开篇以“饥饿”奠定其基调，主人公章永璘作为“右派”分子，在西北农场的劳动改造中，每日仅能获得“七两原粮”，身体被简化为“胃的奴隶”。他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精通英语、俄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在“掏大粪”“拉犁”“砌墙”等体力劳动中被彻底的“去智化”。小说中有一个极具讽刺性的细节，章永璘因其思想改造不彻底，被禁止阅读理论书籍，他只能偷偷地在马灯下抄录《资本论》。他将知识转化为他的生存策略，通过背诵政治术语来应付思想汇报，用哲学思辨合理化饥饿带来的生理性痛苦。这种将知识工具化的生存方式，是知识分子在权力规训下的无可奈何的妥协之道。

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异化也体现在精神层面。《习惯死亡》中，中年知识分子“我”曾经为避免被批斗，揭发好友“传播反动言论”，导致对方被判刑十年。这一行为成为他终身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也折射出知识分子在极端环境下的道德困境。《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我”在与黄香久的爱情中短暂找回自我，却又因恐惧“阶级成分”暴露而主动疏远对方。这种“公开表演”与“私下真实”的分裂，构成了“改造者”群体的典型精神特征。

《灵与肉》中的许灵均是一位“觉醒者”。作为“右派”的儿子，他自幼就被抛弃，在草原农场度过了 20 年的改造生涯。改革开放后，生父从美国回来接他出国，许灵均却选择留在草原，理由是“我离不开这里的土地和孩子”。他拒绝的不仅是物质优渥的“西方世界”，更是对“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摒弃，他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身份，而是甘当“扎根大地的教育者”。这标志着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和解，也暗含着张贤亮对“知识回归实践”的理想主义期待。

二、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突围路径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困境，在于“精英意识”与“集体主义”的永恒冲突。在张贤亮看来，知识者一旦与劳动者深度融合，便具备了劳动者的体能特征与硬朗品格，原先那种自怨自艾、自卑自怜的心态有了很大改变，他们的精神品格明显强大起来，不仅有了走过那年代的精神力量，也有了重建新生活新时代的勇气。[1]

《绿化树》中，章永璘初到农场时，对农民的无知充满鄙夷，他嘲笑他们不识字、会偷懒，认为自己高贵的精神追求远超体力劳动者。然而，一次“打夯”事件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他因体力不支被农民替换，对方却以“喊号子”的节奏技巧轻松完成工作。章永璘曾在日记中反思：“我引以为傲的知识，在生存面前毫无价值；而他们被我鄙视的‘经验’，却是活下去的智慧。”[2] 这种对知识无用论的冲击，迫使他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精英傲慢也最终让他明白了知识若脱离实践，终将沦为空谈的道理。

在《我的菩提树》中，当“我”因饥饿偷拿集体粮食时，反而是被他曾鄙视的农民王大爷替他顶罪。这一情节揭示了张贤亮对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深刻反思，在传统启蒙叙事中“知识分子教育群众”的模式被彻底颠覆，农民用自己的生存智慧反哺知识分子的现象，迫使他们重新定位自身价值。

面对历史创伤与精神困境，张贤亮探索出了两种救赎路径。一是通过“向内忏悔”实现精神上的净化，二是通过“向外行动”重建自身的社会价值，两条路径共同构成了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完整图景。

《习惯死亡》中的“我”在告密好友后意识到，自己既是政治暴力的受害者，也是暴力机器的“共谋者”。小说结尾，“我”在朋友墓前下跪，并非寻求原谅，而是为了完成自我审判。与《习惯死亡》的“向内反思”不同，《男人的风格》中的周里京选择了“向外行动”。他放弃了大学教职，投身到改革开放浪潮之中，创办乡镇企业，最终试图用“知识 + 实践”的方式实现社会价值。

三、叙事策略与知识分子话语的建构

张贤亮对知识分子的书写，不仅依赖于对历史语境的还原和对人物命运的刻画，更是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构建出了一套具有时代特征的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他巧妙地运用了虚实交织、象征隐喻及性别视角等方法，既赋予知识分子形象宏大的思想深度，又暗藏着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这些叙事策略的叠加，使其作品成为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文学标本”。

张贤亮的小说可谓是知识分子特殊时期的苦难史。张贤亮最初因为诗歌而获罪，后又经历了多年的劳动改造，他的小说带有相当程度的自传性质。[3] 特别是为他赢得文坛盛名的“爱情三部曲”，因为性描写、性叙事之故，在普通读者看来，男主人公往往就是张贤亮自己。[4] 这种“自我投射”的叙事策略，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更让知识分子话语具有了“第一人称见证”的权威性，小说中不断地通过“我”的视角，将历史暴力与精神困境转化为真实可感

的个体经验，从而引发读者共情。

《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其身份标签几乎是作者的复制品，他们都是上海籍知识分子、因“右派”问题下放西北农场、精通多门外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劳动中坚持阅读与写作。小说中大量细节都能够与张贤亮的自传《我的菩提树》相互印证，例如章永璘在农场“偷藏《资本论》抄本”的情节，对应张贤亮本人在改造期间“将马列著作缝进棉被”的真实经历；章永璘与黄香久的爱情故事，也暗合张贤亮与农村妇女的婚姻记忆。这种“虚实互文”的叙述方法，使章永璘的精神困境超越了个体经验，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符号。

结语

张贤亮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梳理，构建了一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人群的精神成长史。他既书写了权力对知识分子的异化，也展现了他们在苦难中重建人性的勇气；既揭示了个体与集体的永恒矛盾，也探索了从“忏悔”到“行动”的救赎路径。尽管他的创作存在男性视角的局限、部分情节“理想化”等问题，但其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深刻洞察，对人性复杂性的真实呈现，使其作品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替代的经典。

参考文献：

[1] 刘骥鹏 . 试论中华民族前行视域中的张贤亮小说 [J]. 临沂大学学报 ,2025,47(03):67-76.

[2] 张贤亮 . 绿化树 [M].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

[3] 赵友龙 , 刘雪 . 知识分子的自我重塑之路——张贤亮的《灵与肉》解读[J]. 盐城工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2,35(06):57-61.

[4] 牛学智 . 张贤亮的自叙传叙事 [J]. 新文学评论 ,2025,14(01):9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