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污染环境”的司法困境

一、司法现状与多维困境

当前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刑事认定主要依据《刑法》第 338 条及系列司法解释（如2023 年解释），构建了“行为类型 + 结果要素 + 量化标准”的复合模式。然而，实务操作呈现显著地域差异和个案分歧。例如，李某豪案仅依据“明知他人无证仍提供危废”行为本身定罪，未要求具体损害证据；而江苏灌南案虽以“水生态系统破坏”定罪，却未阐明具体量化标准。这种“以规范援引为主、法益论证为辅”的模式暴露了体系的内在矛盾。

法益认定阙如是首要困境。通过对 438 份裁判文书的分析，高达 92.47% 的案件完全回避对侵害法益的实质性分析，仅机械援引行为要件。少数提及法益的案件（ 3.42% ）表述笼统（如“破坏管理秩序”），真正尝试界定核心法益的仅占 4.11% ，且观点分歧严重：有“单一制度法益说”（强调国家管理制度，如汕头废酸案）、“双重法益说”（兼顾管理制度与公共安全，如乌鲁木齐化工案）和“生态法益说”（主张保护生态环境本身，如连云港电镀案）。这种混沌导致罪名界限混淆：山东临沂硫黄案将行政违法（妨害管理秩序）错误升格为刑事犯罪；安徽宣城垃圾倾倒案则以造成的财产损失（30 万元农作物损毁）完全替代对生态环境本身损害的评估，背离了立法将保护重心前移至环境要素的初衷。

主观归责争议表现为故意主导、过失扩张、混合心态与客观归罪并存的分裂格局。超半数裁判（ 52.28% ）以“违法性认知”推定故意（如湖北黄冈罗某案），隐含“知晓行政违法即预见刑事后果”的跳跃逻辑。过失归责却在扩张（ 15.98% ），如浙江嘉兴印染厂因管理过失导致管道渗漏被追责，架空了“过失犯罪需法律明文规定”的约束。江苏南通化工公司案更激进，因采用暗管排放（尽管废水浓度达标）提出“主观心态无关犯罪构成”，消融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还有 14.84% 的裁判直接回避主观论证，仅凭客观标准入罪，滑向严格责任。这种分裂衍生三重悖反：规范上，《刑法》第 338 条删除“事故”确立行为犯定位，过失归责无依据；逻辑上，过失认定变相重新引入已被立法消除的结果要件；责任主义上，将注意义务提升至专家标准（如江苏误读标准案），割裂责任与个体能力匹配。根源在于过度依赖行政从属性、混淆企业个人责任及滥用刑事推定。

属性定位混乱体现为行为要素说、结果要素说与危险状态说的三元对立。行为要素说主导（ 61.64% ），将刑事违法等同于行政禁止规范违反（如南通暗管案 " 铺设即既遂 "），虽降低证明难度却使本罪象征化。结果要素说（ 25.34% ）要求证明实际环境恶化（如四川眉山邓某案），在复杂系统中几无实操性。危险状态说（ 6.85% ）同样困境，如安徽铜陵案依赖行政部门“威胁饮水安全”报告定既遂，导致司法裁判权让渡且悖离刑法典对危险犯的明文规定模式。这种分裂催化矛盾：相同“未达 3 吨危废”情形，江苏宿迁褚某排 2.8 吨废酸定未遂，河北深州企业运 4 吨未及倾倒却无罪；上海王某处置 2.9 吨废桶（距标准差 0.1 吨）无罪，尽管残留物致土壤重金属超标 12 倍。既遂认定也冲突：广东汕头蔡某“持续超标 6 个月”定既遂，湖南郴州冶炼厂污染物暂存应急池（未外溢）定未遂，本质是生态本位与人类健康本位的理念碰撞。更深层矛盾是定量标准与风险实质背离：江西某公司排 0.8 吨氰化物（浓度超标86 倍）因未达3 吨定未遂，其危害远超3 吨普通危废；河北化工厂十年微量排放致癌物（单次达标）致地下水污染却脱责；面对 PFAS 等新型污染物，司法机关或拒受理或任意援引标准，暴露科学不确定性下的失灵。混乱源于行政与刑事不法界分模糊、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价值对立、预防刑法扩张与罪刑法定冲突。

二、法理澄清：系统性重构

破解该困局需从法益本质、主观罪过与属性定位三重维度进行体系性重构，推动环境刑法向“生态本位”转型。

确立生态法益独立性是核心。《刑法修正案（八）》将罪状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改为“严重污染环境”，标志着立法突破“环境 - 人类利益”链条，将生态环境本身作为独立价值载体。2020 年以来 83% 案件未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却因生态破坏被定罪，印证此转向。生态法益独立性建基于：人类存续依赖自然系统完整性（共生性法益）；比较法上的生态中心主义转向（如德国刑法）；我国司法解释删除人类中心结果要件（如“致30 人中毒”），代之以行为本位标准（如“在红线区排放”），确认生态法益为直接保护对象。

坚持故意责任单一性具有规范正当性。过失归责论存在三重悖论：立法动词“排放、倾倒、处置”隐含主动操控性，与过失被动心态冲突；本罪法定刑梯次升格且最高刑接轨故意犯罪，纳入过失违反“过失犯罪法律明定”及罪刑均衡原则；司法实践通过客观行为（如暗管排污）推定故意已成常态（如重庆黔江案）。故意认定需遵循“认识 + 意志”双层结构：认识因素要求明知物质危险属性或违法性（如东莞叶某委托无资质处置含铬污水）；意志因素区分直接故意（积极追求）与间接故意（放任，如云南曲靖杨某未装防漏设施提炼废机油）。

行为要素本位作为既遂标准更具理论自洽与实践适配性。将“严重污染环境”理解为表征行为不法程度的要求，既遂取决于行为对生态法益的规范违反强度，而非实害或危险状态。危险犯理论存在缺陷：具体危险犯无规范文义支持；抽象危险犯有处罚泛化风险（如运输未泄漏危废定既遂）。行为要素说优越性在于：生态损害不可逆性要求刑法提前介入（2023 年解释在红线区排放直接入罪即基于此）；司法解释量化标准（如“危废 3 吨以上”、“重金属超标 3 倍”）本质是通过行为规模征表典型危险性（如江苏泰兴案以倾倒 2.4 万吨定罪，无需鉴定具体损害）；并激活未遂形态可能性（如着手排污但因故未达标），避免“全有或全无”困境。

三、规范适用：阶层化认定体系构建

污染环境罪认定需构建“法益关联 - 行为定性 - 主观推定 - 形态判断”阶层化体系，围绕生态法益展开实质性判断。

客观不法认定首先界定实行行为须具“环境接触性”——污染物须直接进入环境介质，如连云港企业直排废酸入河。收集、运输、贮存等前置行为仅当因防护缺失导致泄漏造成现实或紧迫危险时，如罐体未密封滴漏，方可视为实行延伸。其次，法益侵害风险评估需综合污染物属性（须依法定名录或鉴定，如江西铅山草甘膦未被列名故无罪）与地点生态敏感性。在敏感区域（水源一级保护区、珊瑚礁核心区等）排污，可基于地点特殊性直接推定“严重污染环境”，如海南珊瑚礁保护区倾倒建筑废料案。

主观责任推定以故意为要件，认定具有“行为类型导向”特点。对直接排污者，普遍采用“过错推定”：以逃避监管方式如暗管、篡改数据等，排污可直接认定故意，如重庆公司暗管排锰超标废水；具专业背景或职责者，例如环保工程师、厂长等未履责易被认定故意，如佛山污水厂负责人宋某案。对间接行为需精细判断：委托处置危废者，若明知受托方无资质或无能力仍委托，可认定共同故意（通常间接故意，如江苏如皋刘某委托无证个体户处置废酸案）；为非法排污提供技术支持，如设计暗管、修改监测数据，可构成共同犯罪，如浙江环保科技公司案。

犯罪形态判断以行为要素为基准。预备形态指为排污创造条件的行为，如购置改装设备、挖掘渗坑、联系危废来源等，须与实行行为紧密关联且彰显犯意，如王某运输废酸至预定地点未找到倾倒位置定预备。未遂形态要求已着手排污但因意志外原因未达“严重”标准：如行为中被制止；执法介入致排放量不足；技术故障致中断。既遂形态依司法解释标准：行为量化（危废 ⩾3 吨）；地点敏感 + 物质有毒（在红线区等排有毒物）；生态损害量化（修复费⩾100 万元）；复合情节（如重金属超标3 倍 + 持续超 6 个月。

四、制度完善建议

立法维度需修订《刑法》第 338 条，将“危害生态环境”作为独立要件，明确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可持续性。构建“毒性- 数量- 时空”三维量化模型：按毒理或降解难度将污染物分Ⅰ（放射性）、Ⅱ（重金属/POPs）、Ⅲ类，设差异化入罪基准（如1 吨、3 吨、10 吨）；引入敏感区域系数（门槛降低 50% ）；建立持续性因子（长期排污超 12 个月，基准值从严70% ）。

司法机制需专业化跃升：最高法与生态环境部制定统一检测技术规范；推动省级高院专家库实体化运作，出具《生态损害综合评估报告书》。强化案例指导，聚焦核心争议：明确“生态环境损害”内涵（如关键栖息地退化、生态承载力降 30%+ ）；列举“应知违法性”推定情形（如曾受重罚、伪造联单、使用暗管）；明确“着手”（污染物脱离控制入环境介质）与“既遂”（达量化阈值）时点。

教义学基础需生态化再造，构建“生态 - 人类”法益二元共生框架，司法裁判需同步考察生态直接损害及其对人类利益的间接威胁。主观故意认定采阶层推演：基础事实推定违法性认知（如规避监管手段 + 专业身份）→依污染物特性与情境判断危害认识（如近水源排镉）→通过客观行为表征意志（如持续排污 + 拒整改表间接故意）。

系统性治理需立法、司法与理论闭环联动：立法锚定价值（明确法益与标准）；司法转化规则（专业鉴定与案例补足立法）；理论更新认知（指引解释方向）。通过“立法锚定价值- 司法转化规则- 理论更新认知”的螺旋上升机制，推动刑法从末端惩罚向风险预防转型。

五、结语

“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困境源于生态文明需求与传统刑法框架的矛盾。破解之道在于确立生态法益的起点地位，坚持故意归责基石，以行为要素明确属性定位，构建“法益 - 行为 - 主观 - 形态”阶层化体系。未来需立法明确规范、司法走向专业、理论持续完善，在打击犯罪与坚守罪刑法定间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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