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的话语陷阱：美国如何塑造国家形象

一、引言

在全球危机加剧、地区冲突不断地情况下，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变得愈发重要。对于美国而言，自2001 年911 事件之后，国家安全就日益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话语之一。“9·11”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非对称性时代”的来临，1 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美国政府迅速将反恐任务上升为压倒一切的国家任务。布什政府不断在外交话语中强调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这样的叙事逻辑使其对内的动员和对外行动都显得合乎情理。中美竞争在 21 世纪后期愈演愈烈，在美国宣扬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科技领域的大国博弈持续升温，科技政策的“安全化”现象日益突出。美国政府开始频频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科技企业在美的发展。华为、TikTok 等公司还被定性为国家威胁，遭到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范围内的联合打压。

二、理论框架

建构主义的理论认为国家的安全并非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语言表达与集体认知所建构的。建构主义所强调的威胁不同于现实主义，其对于威胁认识和安全一样，都并非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由认为所定义的。在国家安全领域，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是对于敌人形象的建构也同样并非自然存在的，而是被国家通过话语，由政府和媒体相互配合所表现出的。

哥本哈根学派所提出的安全化理论的核心之一就在于安全具有可建构性，某一事件是否真正意义上构成了安全威胁这一问题并不取决于其是否客观存在，而取决于政府是否通过国家安全的话语方式将其建构，并被公众所接受。国家会在外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刻意的“建构威胁”，当国家的公民被包围在有关某个“共同威胁”的社会话语之中，“威胁”的出现不仅有利于国家内部产生凝聚力和国民团结起来，也有利于政府对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进行管理、防止或避免出现社会分裂的现象，因为政府一直被认定为维护社会安全和避免出现冲突的重要管理者。2

三、911 事件与“反恐敌人”的话语建构

(-) 美国安全话语权的突变：从反苏到反恐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话语的建构基本完全围绕苏联展开，不断强调“共产主义扩张”对于自由世界的威胁，在这一时期苏联也自然被确立为“敌人”的形成。布什政府执政的后期，苏联威胁减弱，冷战缓和，在1991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首次调整了自冷战开始以来持续 40 多年的遏制战略 , 确立了新的“超越遏制”战略。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也正式宣告结束，而此时的美国则陷入了一种“敌人缺位”的状态，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并没有哪个国家能被当作美国的敌人并使其为此确定新的国家安全话语方向。直到 2001 年的911 事件之后，恐怖主义袭击在根本意义上改变了美国“敌人缺位”的情况，恐怖主义被定义为首要的安全威胁。

（二）“恐怖主义”作为敌人形象的建构

小布什政府在 911 事件后迅速将恐怖主义定性为一种全球性的、无国界的暴力势力。次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就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视为美国面临最严峻的威胁。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敌人总是被视为与自身价值观相反的存在，911 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以及媒体便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话语符号将恐怖分子描述为与自身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敌人，同时，其试图超越对恐怖分子的简单定义，而是将其上升到宗教、族裔等方面，并将恐怖主义与中东、穆斯林和阿拉伯等标签挂钩。

对于恐怖主义形象的建构，美国政府与媒体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对其敌人身份的建构。作为政府一方，布什不断在演讲中使用“邪恶轴心“等词汇，将恐怖主义塑造成一个邪恶且不理性的形象，而对于美国，布什却频繁提到”自由、理性、正义“等话语，这样的话语权建构为其之后的超常规军事行动提供了正当性。

四、中美科技冷战中“技术敌人”话语的建构

（一）国家安全话语转向

在经历过反苏向反恐的转变后，美国国家安全话语出现了新的聚焦点，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开始，技术敌人逐步取代了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为关心的问题。《纽约时报》曾发文称“谁控制 5G，谁就能在经济、军事和情报上领先他人”，这不难看出，美国将 5G、人工智能等前沿邻域描述为决定未来全球竞争格局的战略资源。在此基础下，美国构建出一个新的安全了逻辑——掌握科技就是掌握国家命运。根据这样的安全逻辑，美国将科技上升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将其停留在技术竞争的层面。

（二）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敌人身份建构

2019 年 9 月 4 日，美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了《新兴技术及管理向中国技术转移的风险》报告，特别提出加强对在美中国学生和科研人员的监控，不断炒作中国科技崛起的战略焦虑，进而操纵这种恐惧和抵触情绪并将其引导到对他国技术和产品的不信任上以凝聚所谓的“民族共识”。在这一语境下，中国科技企业被迅速的塑造成技术敌人的形象，以华为、TikTok和DJI 等公司为首的一系列中国科技企业被美方贴上“威胁国家安全的代理人”的标签。

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敌人身份的建构，美国同样采取政府与媒体相互配合的方式完成。2022 年 6 月 1 日，美方公开表示将会把更多中国科技企业列入经济黑名单进行制裁，特朗普时期的“中国倡议”和拜登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科技战略，都旨在通过科技领域的干扰来遏制中国。5 美国政府之所以肆无忌惮的对中国技术企业进行打压，根本原因通过将技术竞争定性为国家威胁，借此推动政治干预的正当化。

在政府对于中国科技企业提出限制的同时，媒体与智库也与政府联动，通过使用“间谍企业”、“后门威胁”等词语，向公众强调中国科技企业对于其数据安全的风险，以此制造公众对于中国技术产品的恐惧和抵制心理。而智库则发布大量相关研究以佐证政府与媒体所谈到的来自于中国科技企业的威胁。

结论

从“反恐战争”到“科技冷战”，美国把“国家安全”从传统军事防御扩展为覆盖经济、科技、意识形态的霸权工具。其核心逻辑是：先界定全球利益，再以话语制造“敌人”，把潜在竞争者描绘为迫在眉睫的威胁；借此动员国会拨款、联盟支持与民意，使对外制裁、出口管制、长臂管辖获得“保卫民主”的合法性。敌人形象并非源自客观情报，而是政治议程的产物——当需要遏制中国高科技崛起，便将商业竞争转译为“文明冲突”。于是，安全成为无远弗届的治理通道，敌人则在话语中不断被再生产。

参考文献

[1] 刘中伟 , 张起 . “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学科专业的发展演进、实践特点和借鉴启示 [J]. 国家安全论坛 , 2024, 3(06): 68-81, 96-97.

[2] 刘永涛 . 建构安全威胁：美国战略的政治选择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06):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