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乡村小规模学校的优化路径研究

乡村小规模学校作为我国基础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承担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使命。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明确提出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背景下，这类学校不仅是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节点，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文化根基。据统计，目前我国乡村小规模学校（学生数不足 100 人的教学点）约占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总量的 40% ，服务着近千万农村学龄儿童，其中民族地区占比超过 25%_⋅ 。这些学校往往地处偏远山区、边境线或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传承民族文化、维护边疆稳定方面具有特殊价值。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强调保留并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质量，反映出其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既是教育公平的压舱石，又是文化多样性的活态博物馆。随着城镇化率突破 65% ，乡村学校面临生源持续萎缩的严峻挑战，但撤并并非唯一出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创新办学模式，小规模学校完全能够转型为小而美、小而优的育人共同体。 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乡村小规模学校面临双重挤压：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导致学龄人口锐减，部分教学点出现教师比学生多的空壳化现象；另一方面，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引发择校潮，加剧了生源向城镇学校的单向流动。本研究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提出相应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优化路径。

一、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保障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2018）（《意见》）明确指出，“原则上小学生就近走读上学，1—3 年级不寄宿，路途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4—6 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在住宿、生活、交通、安全等有保障前提下可适当寄宿，具体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确定。”[1] 同年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通知》（2018）（《通知》）指出，“小规模学校撤并由县级人民政府因地制宜确定，按照科学评估、应留必留、先建后撤的原则。”[2]2018年至 2019 年甘孜州教工委先后下发《关于启动优化校点布局工作的通知》（2018）和《关于加快推进规模集中办学校点布局优化调整工作的通知》（2019）（《两项通知》）。”[3]《两项通知》同步指出，“学前就近入学、小学向片区集中、初中向县城集中、高中向东路集中的布局原则。”[4]上述政策文件从中央到地方为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办学基础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并明确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办学逻辑和优化路径层面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

二、乡村小规模学校的优化路径

乡村小规模学校如星火般散落在我国广袤的乡土大地上，它们不仅是基础教育最末梢的毛细血管，更是维系乡村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这些学校以不足百人的规模、混龄复式的教学方式，承载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传承方言民俗、培育乡土认同的多重使命。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今天，当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时，这些学校往往成为留守儿童唯一的知识灯塔和情感港湾。然而，随着 " 撤点并校 " 政策的推行与教育资源集中化趋势，许多乡村小规模学校正面临生源锐减、师资流失、设施老化的三重困境。研究显示，部分偏远地区的教学点甚至出现 " 一人一校 " 的极端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丽水、贵州毕节等地，通过 " 小而美 "校园改造、" 在地化 " 课程开发等创新实践，部分乡村小规模学校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证明其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与社会功能。

（一）深刻领会学校布局调整的政策意图

教育改革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根本动力来源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这种需求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密切相关。当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待就会从 " 有学上 " 转向 " 上好学 "，这种结构性转变直接催生了教育改革的政策需求。

基于这种教育诉求，我国教育改革遵循着" 需求导向- 政策制定- 行政执行" 的完整链条。国务院和教育部作为政策制定的中枢，通过深入研究和系统论证，将改革意图转化为具体的指导性政策文件。这些文件不仅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总方向和根本目标，而且在实践操作层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政策制定完成后，会通过行政系统层层下发，确保中央的改革精神能够准确、高效地传达至地方政府，最终落实到教育实践的各环节。

在乡村学校布局调整这一具体领域，这种政策传导机制体现得尤为明显。从中央到省、地、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相继出台了大量《意见》《通知》等指导性文件，形成了完善的政策体系。这些文件的出台，既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总体部署，也是为了因地制宜地解决地方实际问题，确保改革政策能够在基层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其一，要深刻理解为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印发的相关政策文件的重要性和前瞻性。要深入学习并理解每个国家级文件背后与国家发展繁荣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只有领会到这一层深意，我们才不会对政策文件进行草率处理，更不会把文件旨意进行浅层化理解。因此，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乡村学校布局调整《意见》，其背后联系的整合城乡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为此，各级各类地方政府要围绕这一关键范围进行布局落实，不能拉远教育的城乡差距，守住公平底线进行配置教育资源，防止在教育领域返贫蔓延。

其二，教育要以人为本，不仅要关注学生学业成绩，更要关注学生成长的身心发展规律。民族地区农牧民家门口入学就读，父母不仅可以帮助孩子的学业，还时刻关注孩子的成长，观察孩子的言行举止，观察孩子平时跟什么人在一起，说什么话，有什么想法，如果发现有过激行为，可以予以及时制止，形塑一个孩子健全人格比任何事都重要。

（二）基于民族地区地理环境，建立完善乡村小规模学校机制

我国民族高原地区地理环境处于典型高海拔地区，主要以高山峡谷、湖泊、草原等大面积所构成。冬季山上积雪、天气寒冷、氧气稀薄；夏季炎热、紫外线强，每年十一月下旬开始结冰冻土，来年三月中旬以后才逐渐开春。与内原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有天壤之别。乡村学校布局调整既要落实总体《意见》精神，更要立足于民族地区地理环境特征实际。国务院《意见》指出，“由县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人口分布、地理特征、交通资源进行统筹县域教育资源。地处偏远、生源贫乏地区，村里设低学段微型学校。”关于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依照上级文件其发挥因地制宜作用，其一，学校布局的调整权交还给县级人民政府，由县级政府进行定夺，这符合当地政府对当地教育的整体情况比较熟悉的常理；其二，不能以县级以上的政府和职能部门对乡村学校进行遥控式调配布局，以免不熟悉当地实际而导致布局调整不合理。

当下，民族地区乡村学校地处偏远、生源较少、交通闭塞，适宜设立乡村小规模小型号学校。依照“实用、够用、安全、节俭”原则，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撤并的学校进行优化。换言之，按照当地人口规模和生均进行改建学校，全覆盖地暖或暖气，优化浴室、食堂、卫生间等设施设备。根据低年级学段就近入学和不寄宿的原则，农牧民家门口改建完善乡村小规模学校，如果有必要，可以再新建乡村小规模学校。这一举措看似提高政府办学的教育成本，实则大大降低了农牧民群众的教育成本，减轻了上不了学、找不到好学校的教育焦虑，而且在家门口实现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梦想。

（三）基于人口规模和生产方式，发挥乡村小规模学校延续乡土文明的功效学校是人类自为教育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具有较强的计划性、目的性、系统性现代教育形式。学校以短时间、快速度、高效率完成人类知识的记忆、传授、更新，学校有知识再生产的能力，最后高度提炼许多改变人类思想的智慧，创造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高科技。现代社会无法脱离学校教育的熏陶，换言之，学校教育早已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有裹挟人类思想的能力，也能把整个人类生活圈进于学校教育进行传承、发扬。同样，对于乡村社会而言，“乡村学校是农村文化机构，是乡土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得以传递和赓续的源生地。”[5] 乡村学校的存在标志着一个村庄的生机勃勃、蓄势待发，是乡土文明更新的再生动力源。因此，“乡村学校的发展不仅视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也能关乎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问题。”[6]

顾名思义，乡村学校坐落于乡村，是改变乡村面貌的文化机构，让乡村人充满幸福感，有尊严的生活在乡村而不感到失落。建立一所农牧民群众满意的乡村学校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其一，政府对乡村学校建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一所高品质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其二，乡村学校的规模大小要取决于当地人口规模，以当地人口基数和密度作为依据建设乡村学校规模大小，尤其在民族地区，虽然人口基数小、密度低，但是必须以满足偏远农牧民群众教育需求作为基本原则，改建乡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学校与之休戚与共、肝胆相照，学校以发挥自身的现代性功能作用于人的生产方式，嵌入式地把现代化元素注入农牧民群众的传统生产方式，使得农牧业逐渐实现现代化。为此，乡村学校的存在得以延续农牧民群众生产方式，并给予他们足够时间迈向第二、三产业领域。

当前，很大一部分民族边远地区，当地学校仍然不能满足农牧民群众子女的教育需求，尤其是高质量优质教育。农牧民群众不得不惜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跟孩子进城陪读，甚至举家搬迁来实现孩子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长期从事农牧业的农牧民而言，放弃自己拿手活，迈入新职业具有较高的挑战性，反应相对较快的个别人能够较好的融入适应，但不是所有人都会那么幸运和能干。因此，没有充分准备条件下，贸然从事自己不熟悉的职业致使人们再度贫困化，究其原因，为了供给孩子的优质教育梦。可想，老百姓的教育成本变得尤为昂贵。因此，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福利性活动之一，不能增加老百姓的经济负担、教育负担和精神负担。建立一所农牧民群众满意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使老百姓不仅不用改行生计，而且能够减轻教育成本、维护亲子教育，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能够在自家门口无忧无虑地接受完成现代教育优质资源，至少在低年级学段实现就近入学的教育梦。

（四）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乡村学校的培根铸魂作用

学校除了传授知识，还有育人功能。 “学校教育不仅能提升学生个体发展能力，还为党和国家育人育才”[7] 乡村学校深处乡村，“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8]“从组织与职能来看，小学就是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9] 在乡村唯一能够代表国家机构的现代性文化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身份优势和价值旨意。乡村学校的教育功能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全面性，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着力提升学生个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力，力图新时代为国家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民族地区的乡村学校分布在民族偏远边疆地区，它不仅有传授现代教育知识的责任，更加为边疆地区培育国家意识之使命。因此，民族边疆地区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必须考虑学校代表国家及国家意识这一重要因素。

乡村小规模学校在边疆民族地区承载着超越教育本身的多重战略价值。作为国家意识培育的前沿阵地，这些学校通过每日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化活动，将国家认同深深植根于农牧民子女的心中。在西藏那曲、新疆塔什库尔干等边疆地区，乡村学校往往是最具国家象征意义的建筑，其飘扬的国旗成为最鲜明的国家符号。这种国家意识的传递具有独特的代际效应—当学童将国歌带回家中，当家长通过校园开放日参与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学校教育就实现了从个体到家庭、再到社区的国家认同扩散。特别在多民族聚居区，学校通过双语教学、民族团结课程等创新形式，既促进了文化交融，又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教育实践所形成的国家认同，比单纯的政治宣传更具渗透力和持久性，成为维护边疆稳定的隐性力量。从更深层次看，乡村学校通过系统化的国家意识教育，正在重塑边疆地区的社会认知结构，使国家概念从抽象的政治实体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日常存在。 在城镇化浪潮席卷全国的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存续危机。这种危机首先表现为教育资源的空间错配——当基层政府以优化配置为名推行撤点并校时，往往忽视边疆地区特有的地理人文特征。在青海玉树、凉山等山区，一个教学点的撤并可能导致数十个村落学童面临日均 3 小时以上的通学困境，这种物理距离的拉大直接加剧了辍学风险。在西北边疆地区，保留村校的实践证明，适度的办学规模既能保证教学质量，又能维持社区文化生态的完整性。因此，必须建立基于多维评估的学校存续机制，综合考虑服务半径内适龄人口密度、民族文化传承需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要素，而非简单以人口规模或行政便利作为裁量标准。尤其要警惕将学校作为行政改革成本转嫁对象的倾向，确保教育资源配置始终服务于最弱势群体的发展权益。

项目基金：民族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基金《甘孜州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教育逻辑与实施路径研究》（编号：XYZB2304SA）

作者简介：罗绒曲批，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与民族教育。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EB/OL].（2018-04-25）[2018-05-02].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91366.htm.

2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通知》（川办函〔2018〕101 号）（2018-11-09[2018-11-11].http：//edu.sc.gov.cn/scedu/c100540/2018/11/11/cc1fc4da25e14ab4ae38ae337b2f2735.shtml.

3 罗绒曲批 ， 田泽森 ， 凌娜 ， 吴凯 . 现状还原与问题辨析：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甘孜州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反思 [J]. 民族学院学报 ，2023（05）.

4 樊玉良， 余彬. 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及改进策略——以甘孜州为例[J]. 教育，2023（Z3）.

5 李向东.“后撤点并校时代”的应对路径[J]. 教育评论，2013（05）.

6 武亚慧. 论新时代乡村学校的社会文化职能[J]. 青海社会科学，2022（3）.

7 王艳芝， 张春莉， 王琪. 乡村高品质学校改进的向度、困境及策略[J]. 中国教育学刊，2023（12）.

8 李书磊.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1.

9 李书磊.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