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安全行为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研究

引言

随着建筑业工程规模持续扩大与施工任务日趋复杂，施工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人员不安全行为已成为诱发事故的关键因素。尽管当前安全技术与防护设施不断升级，但人员行为的不确定性仍然是安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建筑工程施工环境流动性强、作业强度高、交叉工序密集，这些客观条件对人员安全行为形成显著干扰。在此背景下，亟需通过科学的方法识别行为偏差的诱因，并构建有效干预路径。本文将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对施工人员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提出符合建筑工程特性的行为干预策略，以期为降低安全风险、提升工程施工现场的本质安全水平提供理论支持与实务方案。

一、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安全行为的内涵与特征

（一）建筑施工现场安全行为的基本定义

建筑施工现场安全行为是指施工人员在完成各类作业过程中，依据安全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自觉采取预防性措施、避免危险操作、正确使用防护设备以及响应安全指令的具体行为表现。这类行为涵盖从进入施工现场前的安全准备，到作业过程中的设备使用、高空作业、吊装作业、临边作业等全过程中的规范操作。安全行为既体现为对制度的执行能力，也反映出个体对风险的认知水平和自我保护意愿。其核心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减少施工过程中因人为疏忽、不当操作或违章指令带来的事故风险，是保障施工现场安全生产与工程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

（二）典型施工行为特征与风险关联分析

建筑工程作业具有时空交叉密集、作业种类多样、人员结构复杂等特点，使得施工人员的行为表现呈现出高频操作、重复劳动与临场应变并存的特征。这些行为常常面临强压力、强疲劳和不确定性环境的多重叠加影响，从而增加安全隐患。例如，高处作业中频繁移动、起重吊装时协同不当、电气作业时疏忽接地等行为，均可能成为事故诱因。这些特征导致行为风险具有高度隐蔽性与突发性，在无明显征兆情况下容易演化为严重事故。通过识别施工行为特征与具体风险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实施精细化的行为管理与风险干预，从源头提升施工安全控制水平[1]。

二、个体因素对建筑施工人员安全行为的影响

（一）从业经验与技能水平对行为规范的作用

施工人员的从业经验与专业技能水平在安全行为形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经验丰富的人员通常能够在复杂施工情境中识别潜在风险，采取更为稳妥的操作策略，从而降低违规操作概率。技能水平直接影响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高技能人员在高风险作业中更容易遵循标准流程、准确使用安全工具，并通过经验判断调整作业节奏与姿态。反之，经验不足或技能掌握不牢者易出现误操作或违规现象，甚至难以意识到自身行为的风险后果。因此，在施工组织过程中应注重技术岗人员资质审核与岗位匹配，并通过持续培训与实操演练提升其作业行为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增强其在高强度施工任务下的安全行为表现。

（二）安全意识、认知偏差与风险判断偏离

个体的安全意识水平决定了其对作业风险的主观认知深度与反应速度，直接影响行为的风险倾向。安全意识薄弱者往往忽视规章制度，低估施工风险，以侥幸心理替代标准操作，从而在高风险情境下采取不当行为。认知偏差则导致人员对作业环境或设备状况产生误判，影响其判断行为安全性的准确性。例如，高估自身熟练度、低估环境危险性、误信他人经验等认知误区，均可能引发错误决策与违规操作。此外，风险判断偏离还与过往经历、文化背景、信息获取方式密切相关，若个体长期处于非正规作业文化影响下，更易形成对安全规范的抵触心理。因此，强化认知干预与风险教育具有关键意义，有助于纠正偏差判断，重塑安全行为习惯。

三、组织因素对施工人员安全行为的干扰机制

（一）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体系的规范化程度

建筑工程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是否规范直接影响施工人员的行为稳定性。具备完整安全制度体系的企业，其施工现场事故率低于未建立标准管理流程单位近 45% 。当管理体系缺乏流程闭环，安全职责划分不清时，安全执行出现空档，导致操作行为频繁偏离规定轨迹。在未制定明确安全目标与考核制度的项目中，人员违规操作发生频次提高至每月 3.7 次，而规范制度环境下控制在 1.2 次以内。现场缺乏巡查反馈机制与风险预警机制也会降低安全事件的应变效率，使行为纠偏滞后，造成群体模仿性失范。管理制度不完善还导致违规成本低、安全激励失效、安全例会与现场布置流于形式，进而削弱安全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制度缺失带来的行为混乱，将逐步侵蚀施工团队的安全执行文化[2]。

（二）班组管理与沟通机制对行为稳定性的调节

班组作为施工行为的最小执行单元，其组织管理与沟通效率在安全行为调节中具有核心作用。有效的班组管理可将违规行为降低至 7% 以下，而缺乏组织协调机制的施工团队中，该比例常常超过 22%。安全行为高度依赖现场指令与协同操作，若班组长未能明确职责分配，或现场工序交叉无计划性，容易导致人员行为失序。沟通机制若存在层级断裂或信息延迟，将影响突发情况的快速响应，造成行为执行与指令脱节。在 300 人规模的施工项目中，采用每日沟通会议与行为反馈制度的班组，其安全隐患整改效率提高了43%。反之，信息未能有效下达与反馈，导致行为管理失真、执行混乱，事故频发。因此，构建高效沟通结构与班组间协同机制是提升行为规范性的重要抓手。

（三）培训频次、形式与实际行为改善的契合度

施工人员行为规范程度与接受的安全培训频次呈正相关关系。在接受每月不少于 2 次培训的施工队中，规范行为执行率达 92% ，而未定期开展培训的群体仅为 63% 。培训形式对行为吸收转化效果影响显著。采用情境模拟与现场互动培训的单位，人员对操作细节的准确还原率达到 85% ，远高于采用传统讲座式培训的 52% 。单一宣贯模式对低学历人员理解力不足，导致培训内容难以内化为行为规则。安全知识考核频率与行为改善稳定性相关，在设有每季度不少于1次考核与现场抽查制度的项目中，违规率可控制在 5% 以内[3]。反之，培训内容与现场实际脱节，未能针对行为偏差进行针对性纠正，将使培训沦为程序性任务，无法构建行为干预的有效闭环机制。

四、施工环境与制度因素对行为表现的制约

（一）作业环境复杂性对安全行为执行的干扰

建筑施工现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对安全行为的干扰程度日益增强。在交叉作业密集区域，行为错误发生频率较独立作业区域高出 34% ，特别在高空、深基坑与狭小空间等特殊作业面，行为可控性显著下降。施工作业中存在噪音、粉尘、强光、震动等物理扰动，会影响操作人员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平均反应延迟时间增加了 0.6 秒，极易导致操作失误。作业通道狭窄、视野遮挡、地面不平等现场因素，会使人员无法保持标准作业姿态。数据表明，72% 的现场违章行为发生在环境干扰强烈的区域。环境因素对人的生理耐受极限构成挑战，当温度超过 32℃或噪声强度大于 85 分贝时，安全行为持续时间下降至原有的 61% 。因此，复杂环境与行为规范之间存在显著张力[4]。

（二）工程进度压力与外包制对行为偏差的诱发

建筑工程进度计划常常处于高压状态，项目周期压缩将直接诱发行为偏离规范。当工程进度节点压缩 15% 以上时，施工人员加班频率上升至每周 6 次，疲劳作业导致判断力下降，规范执行率下降至 67%。为满足节点要求，管理层往往对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造成习惯性违章蔓延。在外包制度广泛应用的项目中，劳务单位安全管理覆盖率不足 70% ，外包工队的培训参与率低于 50% 。项目责任分层使安全职责模糊，部分外包施工人员缺乏归属感与责任意识，导致风险规避行为比例仅为 58% 。数据还显示，存在外包环节的项目，事故发生率比自营管理项目高出 26% 。进度与外包的双重驱动使安全行为失去系统约束，形成管理断层与行为失控的危险叠加效应。

（三）法律法规、监管制度对行为控制的强度

安全行为是否能得到有效控制，与法律制度的覆盖强度与监管落地程度密切相关。在法律法规执行频率高、惩戒制度严厉的区域，施工现场违规行为发生率控制在 4% 以内，而监管松散地区超过 13%。处罚标准的明确性直接影响人员风险决策，若违规行为仅被口头警告或象征性罚款，行为纠偏意愿明显不足。监管频次为每月 4 次以上的项目，其安全行为规范达成率为 88% ，低于 2 次的项目仅为 61%。制度的实时反馈能力也影响行为管控质量，若整改周期超过 5 天，违规行为重复率将提高 30%[5]。法律条文若与现场情境脱节，执行弹性过大，人员容易形成选择性遵守的态度。因此，提高制度刚性与监管实时性，是强化安全行为控制力的制度支点。

五、建筑工程中施工人员安全行为干预对策

（一）构建基于行为数据的动态监管平台

针对施工人员行为管理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应构建覆盖全过程的行为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通过部署图像识别、作业轨迹记录、工位识别等多源传感装置，实现对人员行为模式的实时捕捉与数据存储，打破传统管理对异常行为事后处置的滞后问题。平台应具备行为模型自动识别与违规预警能力，在识别高频违规行为特征后，及时向管理层推送干预建议与行为修正路径。系统内置的分析模块可将不同班组、工种与区域的行为数据进行对比，识别高风险人员与高隐患作业点，提升行为风险定位的精度。平台数据还可用于安全培训针对性改进与制度制定修正，形成数据反哺管理的闭环机制，从而推动施工行为管理由粗放型向精准化演进。

（二）推行安全行为激励与惩戒的双向机制

单一的惩罚措施难以建立起施工人员对安全行为的持久内驱力，应构建以激励和惩戒并重的行为激励机制。在正向激励方面，可将安全行为表现纳入个人绩效考核与班组评优体系，对连续规范作业、主动报告隐患、协助应急处置的行为给予物质或荣誉奖励，提高正面行为的获得感。在反向惩戒方面，应设立清晰的行为违规等级划分，对不同等级行为实施阶梯式处罚，如岗位调离、扣罚工时、限制特种作业许可等措施，增强违规成本意识。通过引入可量化的行为积分制度，将激励与惩戒标准公开透明化，形成以行为结果驱动行为过程改进的机制。制度应定期调整评分细则与激励方式，保证对不同群体的适配性，使制度导向与人员行为长期匹配、良性循环。

（三）优化施工组织设计与作业流程的行为导向调控策略

建筑工程施工组织结构对行为约束机制具有基础性作用，科学合理的组织设计与作业流程能在根本上减少违章行为发生。在施工方案编制阶段，应将行为路径与作业流程协同嵌套，通过逻辑优化减少人员操作中的冲突点、重复移动与模糊责任区。施工现场布局应基于安全行为最短路径原则进行布置，使人员在物理空间上易于遵守规范指引。作业流程中关键节点应配备行为提醒装置和行为确认机制，如安全行为提示标识、岗位交接确认系统等，增强作业行为的即时反馈能力。班组排班应考虑作业强度与作业时长的合理匹配，避免因疲劳诱发非规范行为。同时应形成以岗位责任链条为基础的行为责任追溯机制，在出现行为偏差时实现责任闭环，从组织结构层面压实行为控制基础。

结语

施工人员安全行为的规范性直接关系到建筑工程项目的安全水平与管理效能。通过多维度分析影响行为表现的个体、组织与环境因素，能够为精准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构建数据驱动的动态监管平台、推行激励与惩戒并重的制度安排，以及优化组织与流程设计，是提升安全行为执行力的有效路径。实现从制度控制向行为引导的转变，将有助于推动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系统化、精细化与长效化发展，为工程项目的高质量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郭志强 .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研究 [A]. 新质生产力驱动第二产业发展与招标采购创新论坛论文集（二）[C].《中国招标》期刊有限公司 ：2025：132-133.

[2] 楼康康 . 建筑施工现场施工安全防护技术研究 [A]. 智慧建筑与智能经济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C]. 重庆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协会、重庆建筑编辑部、重庆市建筑协会：2025：786-789.

[3] 汪炎 .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J]. 现代工程科技 ，2025，4（07）：181-184.

[4] 黄继赢 ， 徐鹏程 .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与安全管理方法浅析[A]. 人工智能与经济工程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 重庆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协会、西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建筑编辑部 ：2025：263-266.

[5] 张宪进 ， 段耀峰 ， 李娜 .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投入与造价效益的平衡策略研究 [J]. 城市开发 ，2025，（05）：167-169.

作者简介：龚彦斐 （1988 年11 月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湖北省钟祥市 学历：本科 现在的职称：中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工作内容：安全管理工作